禅位，并偕百官持诏乞求徐知诰即位。周宗还借给徐知诰圆梦之机，郢书燕说，大讲兆应。
据说，徐知诰一日早起闷闷不乐，夫人询问缘由。
知诰答曰：“夜有恶梦，恐兆不祥”。
夫人开导他说：“梦无吉凶，全在人圆；善于圆梦者可替你排解忧虑。”
徐知诰出门，在庭中巧遇周宗，便问：“吾在梦中路过顺天门，突然跌倒在地，是否预示将有厄运降临？”
周宗听后，认为正是劝进良机，于是便诡秘回答：“此乃可喜可贺的吉兆也。梦中倒地，日中必有人拥立矣！”接着就撩袍跪拜。
甚至连山林隐士沈彬，从《东海鲤鱼飞上天》的民谣中揣摩到其中奥妙以后，也向徐知诰献诗劝进。他呈送的《观画山水图》题诗中赫然醒目的一联便是：
须知手笔安排定，
不怕山河整顿难。
徐知诰及其同党就是经过这番精心策划，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在“知命”之年登上帝王宝座的。
从孤儿经将领、辅臣到皇帝的李，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更是一位长于治国安
民的政治家。他自吴武义元年（公元９１８年）辅佐吴政起，至南唐升元七年（公元９４３年）离开人世止，前后二十五年，在吴和南唐重要国事的决策中，始终是执牛耳的人物。这四分之一世纪，他在“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县、金华），南及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横亘在今江西、湖南和两广一带），西至湖湘（今湖南、湖北一带），北拒长淮（即长江、淮河），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的辽阔幅员内，奉行的根本国策是保境睦邻，劝课农桑，振兴文教。
李自幼生长于金戈铁马之中，亲身经历过伴随刀光剑影掀起的血雨腥风。每逢想起那烽火连天、尸横遍地的残酷年月，他的耳边就仿佛响起孤儿寡母令人心碎的哭诉声。所以，当战争的阴霾在江淮大地消散之后，他发誓不再轻易动用刀兵，以免生灵枉遭涂炭。为此，他经常教诲臣下：“百姓皆父母所生，汝等何以要争城扩地，使其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在他登位之初，谋臣武将急于建功扬名，争相上疏谏言：“陛下中兴，北方多难，宜出兵拓展疆土。”同时竭力鼓动他拿近邻楚和吴越两国开刀。当他伏案披览这类奏章时，先是摇头叹息，不以为然，继而朱笔批示：“讨伐之议，愿勿复言。”紗紞矠事后又现身说法，对左右讲：“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害深且久矣。吾今日实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从而恪守保境睦邻之策，力戒穷兵黩武之举，尽量化干戈为玉帛。
南唐升元五年（公元９４１年）春天，南汉王刘龚派特使前往南唐，相约联兵灭楚，瓜分其地，李未加犹豫，当即严辞回绝。同年夏天，“素为敌国”的吴越京师大火，多日不息，宫室、府库、铠甲、仓廪，焚烧殆尽。吴越王钱元惊悸而死，年仅十三岁的钱弘佐嗣位，主少国弱，朝野上下六神无主，面对满目废墟不知所措。这时，南唐一些武将力主趁火打劫，纷纷请命出兵，扬言“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李对臣下则极力劝阻：“众卿所言何其毒也！奈何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横生屠戮，朕所不忍；救灾睦邻，方是圣贤倡导之正道。”因而不仅没有出兵征伐，反而派人前去吊唁，厚赠“金粟缯绮”，资助吴越治丧度灾，重建京城。有的臣下对李这种反常举动困惑不解，背后讥讽他说：“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大事也！”紗紣矠李闻后一笑了之，也不加罪。
直到临终弥留之际，李 还不忘此道，紧紧握着长子景通（即后来的中主李）的手殷切叮嘱，“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吾欲求延年，试服金石，不想事与愿违，反倒速死，汝当以此为戒。他日北方倘以武力寻衅，汝能守吾言则为孝子，百姓定谓汝为贤君矣！”
在改朝换代的角逐中取胜的李，深知打江山的艰难，更知坐江山之不易。他从多年横刀跃马的征战中，亲自感受到了民如水，君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威力，从而在得天下以后，把爱惜民力、赡养民力摆在复兴百业的首要位置，对历代帝王在政通人和时期奉为圭臬的施政纲领，即“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的信条，更加坚信不移。由是，他充分利用保境睦邻政策赢得的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富饶的江淮水乡大展宏图，兴利除弊，富民强国，把南唐建设成一方远离战乱漩涡、百姓安居乐业的净土。正像时人沈彬在《金陵杂题》中所咏：
正惭海内皆涂地，
来保江南一片天。
李针对当时的州县官吏多系行伍出身，不善理政，办案不依法典，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他在立国之初，就采纳给事中常梦锡的谏言，大破以往“人主亲决细事，琐碎失大体”的政治弊端，“修复旧典，以示后代”紗紦矠，于南唐升元三年（公元９３９年）颁行与《吴令》并行的《升元格》。三年以后，又颁行经过修订的《升元删定条》。这部法律，强调严格执法，力戒滥杀，消除冤案，“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
鉴于中原兵连祸结，政苛税重，田园荒芜，李对北方迫于饥寒，背井离乡，流落江淮的难民，以及当地因昔年躲避战乱亡走山林的农户，积极招抚，妥善安置。始而计口给食，为其解脱冻馁之忧；继之按丁授田，免收三年租税，助其定居耕织，重建家园。对于植树垦荒成绩突出者，更以钱帛奖励。“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紘紜矠对于人丁兴旺、聚族而居，勤于农事的人家，褒奖尤重，既“蠲复征役”又“旌表门闾”，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鼓励。李一次就同时旌表“五世同居者”七家。其中，江州陈褒，长幼七百口合族而居，生活井然有序，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全族上下和谐安康。
李深知取国艰难，更知守成不易。他为此礼贤下士，遍访为政之道。道士王栖霞的一番话语，深深打动了李的心：“治身治心，乃治家国之本。今陛下饥嗔饱喜，尚不能节，何以福及苍生？”紘紞矠李从中得到启发，坚决励志节俭。他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诗训，虽然宫内财物堆积如山，但他从不滥用一钱一物，生活因陋就简，仍如往昔。一次，有司奏请李，言及太子李要用杉木制作版障，李批曰：“杉木固然不乏，但宜留作战舰，版障以竹代之可也。”这个寒门出身的君王，平日着装朴素，脚穿蒲编草鞋，衣无罗绮锦绣；盥洗、饮食等各类日常用具全为铁器，严禁有司添置金银制品；他不贪图声色犬马，下令将后宫年轻貌美的姝丽全部裁汰，准其各自还家择偶婚配，在身边只留几名老丑勤快的宫女照顾起居，对于那些使历代帝王玩物丧志的歌伎以及舞乐、苑圃、器玩等等，他更是深恶痛绝，弃之不用。他没有因为自己新皇登位而大兴土木，另建宫殿，只是将原升州刺史时的官邸略事修缮，增加几处鸱尾、棚槛而已；暑月里，寝殿帷幔仍用葛布而不换轻纱；夜晚仍以油灯照明，燃用以“乌臼子”榨制的植物油，被小宦官戏称为“乌舅”；所用灯具还是杨吴时代马厩照明的旧物，这具高约五尺的捧烛铁人，唤为“金奴”。一日黄昏，李急需灯盏，便传唤身边侍从：“速将金奴与我拿来。”顽皮的小宦官听了觉得好笑，小声说道：“金奴？乌舅配金奴，正好是天生的一对！”由于李洁身自律，清正廉明，宋齐丘在李死后送的挽幛中大加赞颂他的道德操守，其中有一联是：“宫砌无新树，宫衣无组绣，宫乐尽尘埃。”
青少年时代就“以文艺自好”的李，在身边众多的文人学士熏陶下，当政后更加重视征集文献图籍。他下诏州县，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紘紡矠据说，有个名叫鲁崇范的儒生，家境困窘，柴米不继，却安贫乐道，潜心读书。九经子史，广贮一室，逐函逐册，亲手校订。当他得知李下诏求书时，欣然将全部藏书捐献出来，并说：“图书典籍，乃天下公有之物，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都是为了益国利民。吾家并非书商，何须待价而沽？”李将从各地征集的三千多卷图书，收藏在他治理升州时设置的“建业书房”。这些盖有“金陵图书院”藏书印章的图书，数量虽然有限，但却为南唐日后“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今名图，辐辏绛帷”，成为“文献之地”开了先河。
与此同时，李还热心办学兴教，除在京师秦淮河畔开设“国子监”，兴办太学、小学，培养国子博士和四门博士外，又在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建置学馆，号曰“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以国学大师李善道为白鹿洞主掌教，置学田，拨专款，聚徒授业，从者不下数百。诗人江为、伍乔、刘洞等人曾就学于此。洞主除向生徒传授儒家经典外，还传授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境内各州县亦争相效仿，兴办官学施教。私家兴办的书楼、书舍、书院和村舍私学也与日俱增，生机勃勃。如江州陈褒的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十十顷，以为游学之资”，“江南名士，皆疑业于其家”。由于公私办学蔚然成风，一些世代耕耘的农家子弟，也设法“释耒就学”，遂使“儒衣书服盛于南唐”，与礼崩乐坏，文献俱亡”的中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李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南唐一跃成为“十国”中的强者。声威一时大震，引来四方朝贺。其中有中国境内的吴越、荆南、闽、南汉、后蜀、于阗、辽等国紙紜矠，还有中国境外的高丽、新罗等国。
李煜就是降生在这块“三千里地山河”的国土上，靠着先辈的荫庇，度过“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紙紞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走向人生历程的终点的。
第二章 花月正春风：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时代
在神州大地传统的岁时节令中，一年一度的农历七月初七，对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炎黄子孙来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令人心驰神往的日子，也是一个象征吉祥喜庆、幸福美满的日子。
相传：心灵、手巧、貌美的天帝女儿，家住银河之东，整日在天宫养蚕、缫丝、纺纱、织锦，她用智慧和汗水织成七彩霓虹装饰天庭，众仙对她的精湛技艺交口称赞，以敬佩的口吻亲昵地称她为“织女”。时光伴着纺车和机杼的单调声响日以继夜地流逝，织女不知不觉间接近了婚配的年龄。她在纺织之余，日益感到孤独和寂寞，非常渴望能同信得过、靠得住的青年后生建立一个称心如意的家庭。这种苦闷和企盼的心境，使她在眉宇间不时地流露出淡淡的忧愁。不久，细心的天帝发觉了织女的心事。他出于对织女独居、凄清生活的怜爱，便把她嫁给银河以西勤劳忠厚的农家子弟牛郎。
婚后，夫妻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男耕女织，勤俭度日。虽说二人栖身竹篱茅舍，以粗茶淡饭糊口，生活过得倒也十分香甜。由于夫妻终日为小家忙碌，织女无暇再为天庭效劳，因此得罪了天帝。天帝差神将织女强行召回河东，令其依旧常年纺织，不得随意返回河西，只有每年七夕之夜，才准许她与牛郎相会一次。织女与牛郎的纯真爱情，深深感动了善良的喜鹊。为使常年在水一方、隔河分居的夫妻团聚，每逢七月七日夜晚，就有成千上万的喜鹊飞聚银河，搭起鹊桥，让织女与牛郎沿着这条长桥相会，倾诉衷情，于是产生了七夕之夜喜鹊成人之美的千古佳话。
有关牛郎、织女星座的记载，虽然可以追溯于《诗经·小雅·大东》和《史记·天官书》，但关于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传说，直到魏晋以降，才成为文人墨客吟咏的题材，留下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在这同一类题材的作品中，《古诗十九首》里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一首是发轫之作。其后与之一脉相承的有：魏人曹丕的《燕歌行》、晋人李充的《七月七日诗》、南朝宋人谢惠连的《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和沈约的《织女赠牵牛诗》、北朝北齐人邢邵和南朝陈人江总的同题《七夕诗》以及北宋人秦观的调寄《鹊桥仙》词等。其中，出类拔萃者当数《古诗十九首》之一和《鹊桥仙》。前者倾诉了牵牛织女，经年累月独居，“相近而不达情”的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