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我去了
在宜昌，我去了。
在万县，我看到了。
另外还有一两个地方，我看到过。
在成都，我去了。
所以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如果回到巴黎，在巴黎中心，在塞古街看到一个清真寺或佛塔，我会更加吃惊。因为这会是一个“惊喜”。和你可能会想象的相反，我没有找到让我吃惊的东西。
告诉那些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变化的人，我觉得没有。还是老样子，只是头脑里有了更多的回忆而已。当远方的人把我当成英雄来看时，我觉得受宠若惊。实际上我不像英雄，只是温柔的感情让你觉得我是。你觉得我是英雄，是因为你在巴黎，还并不真正了解我。那时，我确实也从没经历过沉船，哪怕是在布罗涅森林的小湖上！
重要消息。一个王爷造年轻皇帝的反，皇帝的父辈摄政。这将会带来什么呢？
成都，周五，1909年8月20日
亲爱的妈妈：
起事者总是制造声势，然而中国如此之大，四川如此偏远，以至于起事者闹了六个月，这边也丝毫没感受政变的气息。不过，这边有一个“新军”的分支，是多罗那少校谈起“革新和战斗的中国”的原因。老笑话！为了派遣两个三百人的队伍，要准备一个月。因为战斗的中国忽视关于医疗卫生的服务，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患上痢疾，而且，一半的患者已经死亡。
还有革新的中国！我们这里有一位周先生是个真诚的进化论者。他有一天突然想在城墙上方修一个水库。人们搭起引水设备，小心翼翼地往上引。只是周先生忽略了压力问题，他用竹子做水管。他们的第一次建设自然在水压之下坍塌了。周先生紧接着又想给我们用电力照明。他为此买了一个便宜的德国发电机。机器送到时，不能发动，他也不知向谁求救。我想是木雅克博士被征召了。周先生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汽船航运公司，跑从宜昌到重庆，甚至到souéifou 的水路。大家登记了股份，可是投资是分开进行的，人们不再对新的资金需求的召唤有回应。计划进行了改良，可是这种改良没有考虑税务的上升。盐税已经从18块升到60块一升了。人民还有什么救？ 在我们北边，是甘肃省，三年干旱，处处饥荒。省长大人根本没向朝廷汇报。如今，到处都有为饥民做登记的部门。那些只知道与巴黎同名的街道，丝毫不了解中国的巴黎人，还要跟着说，真是胡说八道。无论如何，中国还是在创新和战斗的。
周一，23日
埃塞多家的晚餐很好。我觉得特别可口。为了尝尝鲜，我吃了像榛子一样的莲子：一般般，不好不坏。吃完饭我们坐到露台上，谈话中，我发现和埃塞多夫人有一个共同的悲哀，就是想吃布里的香肠和奶酪，想得要死。要死当然太夸张。奶酪，当然不可能。然而香肠呢？把它们用锡纸包上，好好地封在白铁盒子里？我觉得这个新年礼物将会是……美味的！你看看这是否可行。
周日，我出发去探索鞑靼“城”，那里住着两百年前为朝廷征服这个省而来的满族人。他们以征服的名义烧杀掳掠，以至于现在四川境内的中国家庭几乎都没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如今这些鞑靼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的城更像一个公园：所有的住宅都在花园里。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显得清新，悠闲，人烟罕至。这个城中之城也有围墙。出入通过不同的门。我出来时以为又到了平安桥后面。可我离那儿实际非常远。总之，我就此仔细地探索了一下城市，现在，我知道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从头到脚。再进入平安桥的时候，6点晚祷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今天白天一定走了二十多公里。晚上真是累极了，什么也没写就睡了。因为我没收到任何人的来信，十分气恼。
在我的远行探索里，我重新路过了杂市。它值得被再评论两句，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设计它的中国人的骄傲，特别是成都道台（已经受命的），它的始作俑者。杂市是一种在楼里的街道：一层和二层都只有出售欧洲货物的小店。从系带皮鞋到制服领，到带罩的落地灯到29元的小雕像等等……电力部也在那里。甚至还有一个“欧洲”饭店。这条街比较长。然而，从建筑角度来说，只有街道入口有两道相对的楼梯。如果起火，二层的人要么跳到一层的店里摔破脑袋，要么就会被烤熟。一家比较流行的报纸的编辑部也在那里。总编的思想非常现代。证据是：这个出色的爱国者从领馆收取一笔比较高的秘密资金，一个月10块大洋。这里，我同意多罗那少校的说法：中国正变得“文明”起来。
吻你
至今为止，儒勒已经在领馆工作两个月了，他迅速地掌握了要点，并且领会了法国在这个地区出场的原因。1908年，法国政府的一份记录表明了这个省份对法国的吸引：“四川，五千万人口，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与西藏接壤，中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欧洲人尚未开发此地，完全保留着古老的中国精神”。两个月之中，他完全了解了这种富饶和潜力，邦思当第的经验当然帮助了他。所以，他在1909年9月写给母亲的信里，全面地向她呈现了四川的风貌，从物产经济，到地理政治。这种介绍饱含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激情和好奇。在这世界尽头的成都城里，儒勒如此舒适自在，在年底他给外交部的汇报中，是这样总结经验的：“（这是个）希望继续留任的职位”，然后又格外加上一句，“在四川很幸福，不希望改换到别地工作” 。
而现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都领馆的现实问题上，因为邦思当第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他担心他这位上司如果离任，将导致自己职位的变迁。重庆的博达尔将来代替邦思当第，而他就得下到重庆去。
重庆领事阿尔伯特·博达尔是一个和儒勒“同途殊归”的人。他第一位夫人安娜·玛利曾这样对他说：“您还是位急功近利的人，您奴颜婢膝，您虚荣。总是引起别人的抱怨。失去了任何精致微妙的考虑……”。实际上，两个人的事业相似演进，都是在20多岁从中国四川开始外交官生涯，只是儒勒最终成为一流的领事，博达尔却成为亚洲公使。儒勒并不缺乏雄心，只是不会制造让上级部门注意他的效果。他在社会里是谨慎的，为了给他的实际工作带来好的效果，只要他能够自由地写信和保持快乐心情，他就尽量维持规则。他不是个事业至上的人，从不孜孜以求地设计谋略或吸引大人物的注意以攀升。他的女儿玛利讲道，他曾经拒绝会见鼎鼎大名，但进行秘密武器贸易的法国探险家。也就是说，他其实总是拒绝牺牲自己的生活准则，来为事业野心服务。而他母亲玛利亚也总在提醒他这种家族和心灵的准则。
成都，1909 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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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3
生小 说＋网
亲爱的妈妈：
一听到你的问题我就跳了起来，“政府派外交官员到中国腹地去能得到什么回报呢？旅途那么漫长、昂贵和艰难，商人们很难对那种地方感兴趣。”如果我告诉你，在中国咱们只有两个总领馆——上海和成都，你的惊奇还会增加。成都是法国在世界上的总领馆中最昂贵的一个：薪水每年35000法郎，其他杂用15000法郎。成都总领馆的重要性可能是邦思先生努力的结果，他的工作在部里造成了很好的影响。他走了的话，可能这里不会再是“总”领馆了。这些当然是个人猜测，丝毫没有来自官方的凭证。咱们还是随遇而安吧。
好好想象一下，四川是法国的四分之三大。这个巨大的省份可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稻米产量丰富，水果多种多样（葡萄，梨，李子，杏，石榴，橙子，桃，柿子，荔枝等等）。玉米旁边生长着甘蔗。胡桃和好多其他的树种出产优质的油脂。还有茶！所有欧洲有的蔬菜在这里都很高产。地下财富也不贫乏：煤炭和金属的蕴藏量很大。有特别多的水流（四川不愧为被叫做“四条川”）。建筑水坝，或者发掘水力都很容易。水可以用来发电，或者用做工厂动力。这就是全部了吗？不。我还没说到关于丝绸的工业。四川是一只小脚的“狮子”。家家户户的门口，女人和孩子，或者老人，都在忙着纺线。染坊把那些美丽的线球放到各种染料里，然后用竿子高高地把它们挂起来晾干。邻居就住着纺织工人，卖丝线的商人。
这一切，就是这个“可能”蕴藏着巨大财富的家园。
我只介绍了当地的经济情况。它的地理政治地位也相当重要。正确地说，四川在中国腹地。成都，在四川中心，却仿佛是中国边境。因为我们从这里出发，三天之内，我们能找到的汉族土著居民，就像在法国人中找到的巴斯克或布列东人的数量一样多。四川北边是沼泽地带，据说住着汉族人。西藏的其他地方处于名不副实的割据状态。沼泽地带是我们省长的兄弟在统治，我敢说，他在那里一定受到公众不知道的袭击。我从传教士那里略知一二。还有别的吗？
当然还有别的。看看我画的草图，不管它多潦草，你从上面能看到，我们在云南上方。我现在可以说，云南是处于法国的影响下，这不像某些沙文主义的媒体宣传的那样，说我们要占领它。我们用法国的资金，连接了从印度支那，到满洲，再到云南首府云南府的铁路。英国人本想也这样连接，但放弃了。如果我们能方便地和云南交通，四川的贸易也就更加有保障。总之，已经决定了要建一条从汉口到成都的铁路。我们筹集了一些资金，最终还是要用借款的方式来解决。一个英—德—法的三方协议已经在北京签定，决定通过三方力量来共同借款，并保证四川本地的工程师和监工在工程中的地位。
还有什么呢？中国有一支“新军”。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法国将军来指导它。但是让他们的首领去别的地方进修一下是满有必要的。既然四川是军事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让他们了解有圣西尔或者伏拉什这样的军校存在是好的。
我没有提到这里有进口法国货物，因为成都现在没有对外贸易，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因为商业目的而住在这里的。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找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我这里不仅有黄油，而且还是依西涅的黄油！
另一个是政治问题，需要谈到伊斯兰教吗？在法国，经常提到“泛伊斯兰主义”。在中国，穆斯林的人数很多。在成都和周边地区，总共有三万。关注他们的动向总是有用的。
好了，我写得有点罗嗦，但真正原汁原味。我认为，成都在中国是独特的。其他的领馆都在开放港口，翻译助手或领事一天到晚都在签字盖章，记录合约，或者做其他无数令人生厌的琐事。这里，一点都没有这些，只是时不时有点传教士的事务。然而，这里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地方，可以在这里设计（当然不是我）智慧的政治策略。这就是这个职位的独特性。这当然也是对我最大的益处所在。
成都，1909年9月15日
邦思先生提出让我在11月度一个月的假。我要去重庆看博达尔，然后和他一起下到宜昌去，去看看由杜达尔·德拉格黑领导的，驻扎在扬子江上游的新的法国炮舰。这个杜达尔把我们再捎回重庆 。我要邀请奥德玛少校和我一起回成都。坐十天的轿子我们就能回来了。我还不知道是否接受这个假期。
周五，1909年9月17日
昨天，从清晨开始，在日出之前，城里一阵阵枪声震耳欲聋。这不是发生了内战，而是军队在演习。只有到这个战斗和革新的中国来，才能看到在城市内部进行的军事演习。另外，这里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我想，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人们为了任何理由，都要放鞭炮。我已经在来的途中向你讲述了：一个重要人物驾到，嘣嘣！他走了，邦邦！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响声在这里是中医，至少是民间医疗的一部分。当某个人生病了，人们急着驱逐他身上的恶鬼，要放一些疯狂的鞭炮。如果病人神经不好，我怀疑这种治病的疗效，尽管我承认在医学中，信仰也能起作用。
可以确认的是，邦思先生对这种对治疗一点也不信任，他对我们的医学也一样。他连续十五天无法入睡，但顽固地拒绝服用木雅克医生寄给他的安眠药。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做一个半个月左右的旅行，从早到晚都走路，把自己累到睡意自然降临的地步。旅行和搬家，可能会有效，但可惜不能同时进行。
周日，1909年9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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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平淡如斯。我早上碰到一个来看牙医的传教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