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如果还没有法国居民愿意结婚或生孩子的话，我真不知自己还有什么事做。
周日，7月12日
你知道什么是邦卡吗？就是一块裹了布的板子，再顶着一长段比较厚实的织物。三个吊环悬在天花板上固定的钉子上，中间有一根拉绳，由一个在屋外或者隔壁的苦力来掌控，他会让它像扇子一样开开合合。每顿饭人们都把它拉来拉去的。更有趣的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一个钉子从眼里脱落，邦卡正好落在了餐桌上。它本来会砸碎邦思先生的杯子，却把所有的杯子和里面的葡萄酒都翻到埃塞多先生身上。他的裤子披上了彩，可能还能洗干净。
邦思先生感慨地说：“啊，如果我知道您会弹钢琴，我应该带一架钢琴来。” 如果他能找到一架，我肯定他会买下来。他还遗憾地说 ：“啊，如果您带着小提琴，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可是，先生，我带着长笛。您看着，我是不是要吹奏马赛曲 ？”。
我觉得自己要负责“娱乐法国社区”。这可总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上司要我为他写歌，可我至今还未成功。他让我做模仿秀，他愿意做头一个被模仿的人。
我的房子不久就会像所有成都的欧洲住宅一样了，这里面我男仆的“艺术品味”起了很大作用。他今天给我买了花，放在我带架子的书桌上，一些装在一个旧的苦艾酒瓶里，另一些装在一个盛柑香酒的小罐里。
吻你
儒勒
7月16日
中国的法文报刊中最重要的《华夏回声》，开始以“耕作者”为题刊登关于民主启蒙的文章。 它的一位编者声明要出版一个关于此运动的历史记录，“如果一份报刊要忠实于它的读者，就不可能对这样的运动视而不见”。有一系列的关于真相的文章可以用于巴黎的报纸。在同一封信里，我寄上了一份谈到哈斯巴耶大道的文章的复印件。你将能在下一期的《华夏回声》上读到它的摘要。谁曾经说过，谁曾经相信过，连中国最终也会了解它（民主）！
我当然知道有规定，不许在获得准许之前和报刊合作。但谁不知道规定就是为了被违反才制造出来的！
成都； 周六； 1909年 7月31日
m。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2
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在邮给《a。b。c》周报文章的那封信中，包括了一整套法国版印度支那的邮票，上面有不太容易辨认的“重庆”印章，这套邮票寄给你，是想获升值的。这些邮票很有意思，四川人不顾一切地想获得外国邮局的邮戳。如果你也感兴趣，我也可以托人给你寄英国、德国和俄国版系列。我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了。
在中国，签署的条约规定，所有欧洲人的住房拥有外交豁免权，就像法国在国外的使馆和军队拥有的那样。在领事馆这里，就像在法国，不在中国，警察没有任何权力闯入。必须承认，我并不知道这里所有的优势，我的男仆无疑比我更了解这些条约，并从中获利。他在自己屋里开了一家小赌场，自然进入这个小娱乐场所是要付钱的。因为我夜晚从不走出办公室和天井，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时我听见钱币碰撞的声音，还以为是他和同事们在算帐。
昨天，我们在领馆向一位中国官员告别。他是张先生，中方官员翻译，中国非常罕见的天主教官员之一。他传达了我房东的话，警察已经发现了这家赌场，赌博在中国是明文禁止的。你可以想象我回去后发脾气的场面，我从来就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嗓门，哪怕在我生气的时候。如今，我一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就会蹦起来。如果我抓到一个赌钱的人，就用席子把他包起来扔进警察局，同时，我还要把所有参加赌钱的人开除。
成都，1909年8月8日
亲爱的妈妈：
周五我把信放到邮局还不到一小时，您6月18日的信就来了。信里充满了严肃的建议，正好在这个时候能帮助我看清就要来临的一年。你说您可能不适合指导我。如果不是您的话，那么谁又有这份感情和权力来做这件事呢？ 无论我可能有什么样的坏情绪，从没说过伤害您的话。 如果我这样做了，请求你原谅。我还请您继续这样常常来帮助我：一个人很容易破罐破摔，这里真的是没有任何人来严肃地引领我。在巴黎，我只有您。
晚上，我睡得很香，突然听到门口有敲鼓的声音。是您深情的电报在晚上11点到了。我谢谢您想到了这一点。
周一，9日
周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们是我最近的邻居，下班后无论几点，我都时不时地去拜访他们。他们也把我当“邻居”来邀请。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睐的“邻居”，这意味着我没有给社区留下坏印象，我很高兴。中国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钱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灯，大多数是普通油灯，更确切地说，是小照明灯。住家也是这样。由于没有窗户，只有活动窗板，就得打开点空儿来喘气。小照明灯挂在天花板上，我看到这些蜷缩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他们在祖先灵位前烧着小香，这种苦味的烟和照明的油烟，餐馆和工厂的炉烟混起来，就像咱们那些卖油炸土豆的商人制造的效果一样。
多罗那少校实际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时间。邦思当第先生经常和我说起他。多罗那写了本书叫做《作为革新者和战斗者的中国》。按照外交家的说法，这本书更多地表达了作者本人愿意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现实。谁对谁错？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这几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誊抄两份邦思先生的报告，一共是小圆点稿纸的三十页。热起来的时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报告见鬼去吧 。 我在办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点。可大家还都说外交家无所事事。幸亏邦思已经说要离开整整一个月。
十分温柔地吻您
儒勒
儒勒严格遵守公文写作的规定。他几乎每天都要给众多的通信者每人写一封信，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划这些通信，尽管他时时要抱怨没有回信。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记录，方便了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能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当儒勒探索老城，品尝新菜，或开始意识到熏肠和奶酪的缺乏之时，邦思当第实现了一个愿望：让儒勒用一架风琴演奏音乐，这架风琴是他在这个世界尽头的成都租到的。他母亲对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团感到好奇，刺激这好奇心也让儒勒颇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们显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没有对大事吃惊的习惯”。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平静融入了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们证明他敏感到这种平静。他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解释：“我内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还有一种真实的能适应的天性。它使我成为社区里的小丑，课堂上的讲师，中国的外国人，领馆里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现在不允许我显露出文人气息”。就像他后来在其他机会表达的一样，儒勒认为自己没有具备作家的素质。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则是一种不同于文学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学效果较弱，或许看起来他不像他的法国同胞一样有才华，既没有写一本巨作的雄心，也没有丰富文学史的愿望。他只是在私密的场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对话中，谦虚地讲述着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显露出记者的重现真实的功力，诗人的敏感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历史，就这样在字里行间重现。
上海的报纸让儒勒了解了克莱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吵翻了中国。自从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1908年，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一个3岁孩子——溥仪的手上，而实际是掌握在他父亲的手上。1900年，光绪挑选的一个继承者和小皇帝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儒勒说过这会“对中国变得很严重”。因为这继承人的父亲是义和团的头脑，外国势力曾施加压力阻碍法令的颁布。然而九年以后，那个错过机会的候选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1901年1月，一个关于“新政”的庞大计划出台，在呼唤儒家道德的同时，想要改革中华帝国的体制。所以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颁布了一系列想要国家现代化的政策。教育体制改革了，行政措施理性化了，各个部成立了。在军队方面，传统的体系被一支“新军”代替，它是由帝国直接统管的，省级议会也建立起来，代替了传统的自治。而且就是在1909年，第一批议会在各省召集，儒勒向他母亲透露了他对中国这场“现代化”的怀疑。
给您讲个让你欣赏这“革新的中国”的故事。如今，人们尽在谈宪法。人们都谈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老太后在临死前，签发了一道政令，计划了十年之内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有议院和一系列重要的设施。每年都要有实际进步。今年我们开始了，我们提名一些“自治”参议员来给省长建议。市和市以下的政府都聚集民众，向他们解释要做什么。注意了，只有一次选举，所以只是人口中的上等人才能参加。那么，在湖南省，你知道谁得票最多吗？一个湖南歌女！这之后，我们就能真的开始对多罗那先生来说如此亲切的革新中国了。
这个儒勒多次提及的多罗那少校是一个自视对中国和它的变化了解很多的人，他似乎总是受到驻华外国人的嘲笑。邦思当第也对这种现代化进程持保留态度。他在1909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在一些新思想影响下而发生的演变，在这里处处导致了一种混乱和天性中的不适应，这将引起严重的忧虑”。摄政王的努力和现代化的发肇，并不能产生效果，更不能挽救满洲王朝。
帝国气氛又紧张起来，儒勒在他的领馆中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几乎在第一线，因为“革命”的浪潮基本上是从四川掀起的。
成都，1909年8月13日
亲爱的妈妈：
我真欣赏那些甚至在成都也会觉得无聊的人。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充实过，这不只是因为领事馆的事，更因为自己的事儿。大清早，一睁眼我就开始写，从中午到2点，在去领事馆上班之前，我又在写。晚上6点半或7点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写呀写到睡着或是手痉挛起来，这也难免。我的通信伙伴不像我责怪他们一样怪我。我平均每天寄一封信，规格像你的一样，纸大字小。而且，我越来越感到写信的魅力，向这人那人讲述的东西尽量不重复，常常令我自己都吃惊。十五个通信人的信件被我小心地放在一个大夹子里，我还把每次回信的内容在卡片上作一个小摘要塞进去，以免我三番两次给人家写同一件事。其他不太忠实的通信人，被放到普通的一堆信件中，标上“其他”，并有一张记录信件达到日期的表格。惟一不幸的就是，如果需要，我还会继续让人做特殊的（放信）格子，我的抽屉已经满了。除非你（抄我信）的本子特别厚，它也很快就要达到这种状态了吧。
邦思先生在一个卖欧洲货的商人那里租来一架漂亮的风琴（日本或美国生产的）。作为家具实在不错：胡桃色的木材，大碗橱的形状，还有放小玩意的架子，一面镜子等等。像严先生这样一位聪明人，也告诉邦思先生，说他看见了一件非常方便实用的家具，有可以写东西的斜桌，还有可以梳妆的镜子。谢谢，我有一架风琴了，不过这可不是为了给我或别人刮胡子用的。租金可能是20几个法郎一个月，邦思先生送我的一份好礼物。自然而然，现在，早早晚晚，只要干完了挣营生的活儿，我就会被请求弹奏一首。我即兴演奏了各种葬礼进行曲（因为它们节奏都很慢，我有足够的时间想下面怎么弹）。我可不能总给他弹赞美诗，我的曲目一点也不丰富。他觉得这样很好。
8月16日
你问我，和我在法国信仰的天主教信仰相比，这里的天主教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当我告诉你，没有不同，你可能会蹦到天花板上去。可这是真的。首先，你知道我的性格，从不会为大事情吃惊，从这点来看，是我作为比利时人的好的方面。可说到底，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说，我没有做好在中国碰到传教士的准备，因为我有一张具体介绍他们的卡片。如果我在旅途上没有找到教堂，可能会感到激动不安，然而：
在柏林，我去了。
在华沙，我去了。
在莫斯科，我知道那儿有。
在北京，我也去了。
在汉口，我去了
在宜昌，我去了。
在万县，我看到了。
另外还有一两个地方，我看到过。
在成都，我去了。
所以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如果回到巴黎，在巴黎中心，在塞古街看到一个清真寺或佛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