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华帝国需要给自己配备一个和现代世界接轨的行政系统，旧体制渐渐被淘汰。第一批中国大学成立，毕业生到国外深造，1905年，科举制被取消，再也不存在旧式的封建官僚了。也就是说，儒勒所描绘的到处去拜访满大人的情形，在当时就已经是过时的景象了，这或许也是这些描述的价值所在。
成都，1909年6月28日
亲爱的妈妈：
今天本来是我指望的休息日，却累了一天，现在才给你写信，因为我们今天作了些官方拜访。
看看这些拜访是如何进行的吧。早上9点是约定的时间，我们带着大队人马从领事馆出发：
1）六个士兵（都是领事馆的雇员），穿着红色的紧身短上衣，上面印有“法国领事馆”的中文字样。上衣的每侧都有一片围裙，上面印着的橄榄枝和rf。
2）一个举阳伞的人（满大人才有的特权）。
3）两个徒步的仆人，穿着天蓝色长袍，系着红白兰三色腰带。
4）领事的绿色轿子，顶上装饰着一个银球。（绿色是满大人专用的颜色），轿夫身着深蓝色。
5）副领事（我）的轿子，轿夫身着天蓝色，袖领处为白色。
6）总是跟着我们的一大群老百姓。
到了目的地，一个仆人交上我们的名片，有时要经过几百米的传递，名片才会到达主人手中。当打开大门或有人从窗户上发出指令，轿子才可以进去。穿过院子，下轿出来。一个家仆将我们的名片举到齐眉处，然后往后倒退。我们终于看到要拜访的主人了。我们要把右手放到左手里，保持这个姿势，把两只手举到嘴的高度，然后鞠躬。主人也同样还礼，然后依然沉默着指引去客厅的道路。在客厅门口，我们再重复抱拳作揖的礼节，然后再进去。
客厅摆放着一排靠椅。中央放着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这正好是来宾的数目。桌上有鲜花，香槟酒杯，装满饼干的小盏和茶杯。茶杯是一个放入茶叶的小碗，加上一个盖住它的更小的碗。后一个小碗是为了加水后防止茶叶被人饮入。还有一个烟灰盘。
总是沉默的主人请您入座。茶没有直接放到桌上，主人从家仆的手中拿过来，放在您面前。受宠若惊的我们要作一个模糊地阻拦手势，把手放到他的手臂上，阻止他为您如此服务。然后，为了还礼，您应该端起另一杯茶，敬给满大人，他也要做一个空泛的阻止的动作。大家落坐，满大人在中央，领事在右方，我在左方，一个中文翻译在主人对面。
好了，寻常的套话开始了：“贵土实在另人惊叹”。“鄙乡就是太热”。大家点燃一支烟，倒香槟酒，满大人请客人吃一块点心。这时候，我们也要给他拿一块，然后领事就举杯，低头，饮酒。大家再寒暄几句，呷几口茶，放下杯子，这个姿势就等于说“我得走了”。我们要阻止满大人再送。互相再作揖行礼，就告辞了。
就这样，我今天一天吸了十根香烟，吃了十块点心，喝光了十杯香槟。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做了十次拜访，因为每次都是完全相同的礼仪。
满大人都穿着宝蓝色带植物纹样的长袍，戴着礼仪专用的草帽，帽子是圆锥形的，顶上插着红色流苏和孔雀毛，按照级别帽上还有红宝石或绿宝石。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接受十次回访。我还要整整两天在酷暑之中披挂我闪亮的制服行头。
拜访继续，这次是去看望成都的一位重要官员：省长。读过儒勒的记录，直接看他前面对官员拜访的情形，我们倾向于相信法中友谊深厚坚固，所以中国人对他们的接待礼貌殷勤。这样看就低估了在中方代表和外国势力使者之间暗藏的紧张。我们从皮埃尔·邦思当第在1909年8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能看出，他描绘的中国官员对领事馆的副官们不满意的情绪。
现在要介绍儒勒·乐和甘在成都的顶头上司，同时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家，向儒勒传授了他大部分关于外交和中国的知识。1909年，皮埃尔·邦思当第在受任领事的同时庆祝了他的50岁生日。像儒勒一样，他也是在远东语言学院完成了中文学习，以学生翻译的身份开始了外交职业，他的事业只在中国展开。维克多·谢阁兰，后来成为他的朋友，非常欣赏他对自己那“令人吃惊的，可贵的，冷淡而忠诚的接待”，把他描绘成“波德莱尔的崇拜者，智慧的文人，探险家”。然而儒勒，他怎么谈论这个“邦思先生“呢？
“一只熊”！ 这是他们两人坐“穿跨西伯利亚火车”的时候，儒勒对皮埃尔·邦思当第的描绘。这个令人发笑的绰号强调了这两个人合作的不可意料的方面。一方面，是年过半百，充满旅行和职业经验的外交官，他了解中国，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八年。另一方面，是个年轻的新手，对生活，对事业，对中国来说都是新手。一个不满24岁的年轻人，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冒险和由热情激起的坚持之间摇摆。必须说明，有时候是出于卤莽，他才对这位先生做了一些太急躁和傲慢的判断，比如“这个老和尚”等。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给母亲这样写到：“他变得很可亲，借走了我的笔和信纸……随着时间，我们将要有所作为”。他母亲熟悉儿子的行为习惯，立刻提醒他要注意尊卑礼仪。儒勒在1909年10月的一封信里回答说：“我记不得用了什么过于粗俗的词来谈论邦思先生。我保证和他讲话的时候从不这样。至今为止，我不卑不亢地在我的职位上，因为我非常相信自己在这方面保持控制得很好”。看来，只是小错误！ 两人在成都的定居为今后两人的接近做了最大的铺垫， 1909年8月，邦思先生给儒勒一件礼物时显示了真诚的关爱，使后者在给母亲玛利亚的信里说道：“这次又向我证明了，不应该急着给人下结论，这只不合群的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两个男人之间产生了相互的敬意。
成都，周二，1909年7月6日
亲爱的妈妈：
由于我没有习惯东一点西一点地告诉你我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如果这封信写得不好，我请你原谅。
中午的时候我们被请往道台家中。你可能不了解这其中个就。在这个“欧式”午餐会上，菜单上有十一道丰盛菜肴。道台大人很清楚，没有点助兴的东西，这样的菜肴他吃不下，我也吃不下，就像所有的中式宴会一样。有人不停地给我们斟酒：勃根第酒，波尔多酒……还带一大杯水。在宴会中间，人们斟上了香槟。于是较量开始……宾客或主人端着一杯酒向所有主要客人挑战。一……二……三，酒必须被一口气干掉，而且一滴也不能剩。可怕的是，这杯子总是满的，因为宴会总班不停地给你斟上。我们继续相互如此敬酒。我今天有运气，只有四个人来敬。已经足够了。饭后，道台大人给我们一个惊喜，把我们带到他的台球室，听说整个四川只有两间。。球桌很高级，主人也技艺精湛。代表欧洲荣誉的英国领事只赢了他两分。德国领事和副领事没来。打球的时候，有人递上咖啡、消化酒和雪茄。至于消化酒，是夏尔特·司古思涅酒 。真不敢相信这是在成都？
周三，7月7日
与六七只蚊子关在屋里，共度一个舒适“美味”的夜晚之后，我重新开始写日记，回到周日的记忆中去。早上，5点半就起身去传教士那里参加6点的弥撒，那里离我家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路。就像从咱们家去格里奈拉街的圣洗者约翰教堂一样。晚上，写呀写！收到那么多的信，我真不知把它们放到哪里好。三年后会是怎么样的。你说你把我的信抄到本子上了，这是个好主意。不仅读起来容易，而且还有助你删掉那些无用的细节，例如我的帐单等等。那些想读信的“大家”是谁呢？我等着你寄来的《a。b。c》（注：儒勒家所居住的巴黎第七区的一份居民手印的小报）和法文报纸。成都的英文或法文报纸只提供关于巴黎的非常简要的消息。我昨天寄了一包东西：几卷丝绸和丝带子，没有用的照相玻璃感光片和胶卷，还有拍好了的胶卷，和崭新的相纸（我这里至少还有十五盒！）。你一定会很高兴去把它们冲洗出来（当然由我付钱）。还有，在这些照片里，如果“江上遇难”那张还清晰的话，你就放大一张，贴在漂亮的硬纸上，再加一张我的名片。把这些寄给外交部亚洲事务部的贝特罗先生。如果你觉得好玩的话，可以自己冲洗。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弄：把胶片放到光线里（不是阳光中），等它们变得比我们想象的要黑一些，就把它们放到定影液里（到处都可以买）。当它们彻底变黑时，再放到水里静置一小时。
温柔地吻你。
儒勒
儒勒在中国的新生活建立起来了，各种活动填满了他的日程。当然首先是写信，和母亲的倾诉是第一位的。还有和另外二十五个人的通信。为了住得舒服，也要花费时间精力。儒勒还乘此机会来完善他在巴黎打下基础的汉语。可是这点汉语还不够用来完成使馆的工作。年轻单身外交官，找到了生活的节奏：在这家吃晚饭，在那家打牌，拜访十几位住在成都的法国人，其中有平民也有教士。还在周日参加弥撒。他虽然为“娱乐法国社区”而担心，但也悄悄为这个社区接受了他，并且自己的多种才艺——音乐的，诗歌的和幽默的——能得以展现而高兴。必须说明，虽然四川的生活和上海、北京那种繁杂世俗的生活截然不同，可是沉重的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都渗入了在四川的欧洲人心中，他们生活在淡淡的担忧和挥之不去的恐惧中。
儒勒渐渐发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优点，也非常适应这里的中国生活，这些都给他带来了热情。这种热情表现在他自愿给法国报纸写文章，他对人力车等琐碎细节大发感慨……，可是玛利亚并无同感。虽然都是小事，但是对这些事情的不同意见，让我们了解到许多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蔑视儒勒的一些孩子气的行为。尽管距离遥远，而且儒勒公务繁忙，她还是不忘时时提醒他注意规矩，或是让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然而，儒勒深爱这位勇敢而且总是与他精神同在的母亲。玛利亚努力从人性的角度来养育这个儿子，我们可以把这种价值观归为“左派天主教”式。儒勒从此成为一个男人的事实，进入一种特殊“状况”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母亲对他的强烈影响，而儒勒自己也愉快地接受这种影响。是的，儒勒和玛利亚是两个真正远距离而精神相通的人。其中，儿子的柔情和感谢表现在他认为母亲继续在指引他的行为：“如果不是你，谁又有这种权力或深情呢？”说到对母亲方面的依恋，则可以从无数精心关照的细节中看出来， 比如1909年8月6日，玛利亚的电报准时到达儒勒手中，那天他正在中国庆祝自己24岁的生日。
成都，1909年7月9日
亲爱的妈妈：
又收又发，我处理了大量信件！已经写到了第二十五封，寄出了三十多封，因为你知道我从不延误回复信件。上星期忘了告诉你，我们的法国居民又增加了二又二分之一个。图佛先生，军医中士，他的夫人和女儿。两个大人来自高马汉地区，第三个来自扬子江。还有比在扬子江上行驶的机动帆船上降生更不凡的事吗？没有一个人能帮助生产的母亲，我想是船老大的老婆帮了把手。从动身到到达，他们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得不从上海就开始走水路，因为要给巴斯德研究所带非常巨大的箱子。我只用了五十三天，可已经觉得受够了！
除了天主教的传教士之外，在城市的另一个角，有一家马里斯教团主持的法语学校。他们有三个人，都非常可爱。我昨天拜访了他们。为了达到学生期待的效果——据说这些学生里有两个老挝国王的儿子——我准备了四乘大轿，给那四个轿夫穿上领事馆制服，又征调了两个平常的士兵在轿前开道（我说“平常”，是因为在官方拜访中使用的士兵都是那一天特殊征用的，就像我征用轿夫一样）。飞快地跑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法文书局”。到了后才明白，虽然传教士都在那儿，但是学生们已经在十五天前就放假了！遗憾！遗憾！
从周一开始，我每天和领事馆的文人——严先生，学一课中文。他的法文词汇量没我的中文词汇量大，有时我们沟通比较难。。他带我读中文报纸，我得把有趣的消息报告给邦思先生。我只能报告我弄懂了的，这可不够让领事大人写出能给他赢得玫瑰勋章的公务报告……不用着急，慢慢来吧！
说到我这份“副领事”的工作，实在不值一提！至今为止，我只写过一份死亡证明。我不得不一次次重写，因为缺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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