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头脑，可是一见着我，就嚷开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起了个怪外号。他说你这个……”乡村警察说了几个字，可是声音很低，听不清楚。
“什么？”雷仁问。“你再说一遍。”
“行政人员！”乡村警察大声又说一遍。“他早就这样叫我，有六年了。你好，行政人员！不过我也不在乎，随他去叫吧，求上帝保佑他。有的时候，某位太太吩咐人给我一杯酒喝，一小块馅饼吃，我呢，就为她的健康干杯。庄稼汉倒大半都肯给我点什么，庄稼汉是厚道人，敬畏上帝：有的给一小块面包，有的给点白菜汤喝，有的请你喝一盅。乡长总是在饭铺里请人喝茶。刚才那些证人也出去喝茶了。他们说：”洛沙津，你替我们待在这儿守着吧。‘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戈比。他们不习惯，害怕。昨天他们也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还请我喝了一盅。“
“莫非你就不害怕？”
“害怕，老爷，不过要知道，这是我份内的事，我的差事嘛，那就不能躲开不管了。今年夏天我押着一个犯人进城去，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好狠呐！好狠呐！四下里是田野和树林，你能躲到哪儿去？眼下这件事也是这样。这位列斯尼茨基老爷，我还记得他这么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得他父亲，也认得他母亲。我是涅多肖托瓦村人，列斯尼茨基老爷家离我们不过一俄里路，甚至还不到一俄里，我们两家的田界紧挨着。列斯尼茨基老爷有个姐姐，是个老处女，敬畏上帝，心地仁慈。主啊，让你的奴隶尤丽雅的灵魂安息吧，让它永生吧！她没有出嫁，临死把她的全部财产分了，把一百俄亩土地送给修道院，把二百俄亩土地送给我们，涅多肖托瓦村社的农民，来纪念她的灵魂，可是她的弟弟，那位老爷，却把那张纸藏了起来，据说放在火炉里烧掉了，把所有的土地都霸占了。你知道，他当是这于他有好处，可是，不行啊，你等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靠了弄虚作假是混不长的。后来这位老爷有二十年没有到神父那里去忏悔，你知道，他不进教堂的门了，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忏悔，他的肚子胀破了。他胖得不得了。他的肚子一下子就胀破了。后来少东家，也就是谢廖查③，欠下了债，他的财产全给人家拿走抵了债，有多少就拿走多少，一点也没剩下。他呢，学问又不大，什么事也不会干。他舅舅当地方自治局执行处的主席，心里寻思：”把他，谢廖查，弄到我这儿来当个代理人，让他做保险代理人，这个工作比较简单。‘可是少东家脾气高傲，也想把日子过得有气派，有排场，自由自在，所以，你知道，要他坐着一辆破板车在全县跑来跑去，跟庄稼汉谈话，他就觉得难受了；他走来走去，眼睛老是瞧着地下，瞧啊瞧的，一句话也不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叫一声：“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就回 过头来说一声：”啊？‘随后又瞧着地下了。现在呢，你瞧，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干掉了。这不象样子，大人，不对头。谁也不明白这个世道是怎么回事，慈悲的主啊。当然，你父亲有钱，你穷，你心里难过，不过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总得将就着活下去嘛。从前我也过得好，老爷，我有两匹马，有三头奶牛，养着二十来只羊，可是临了只剩下一个背包，而且就连这个背包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如今在我们涅多肖托瓦村里，说句老实话，那就数我的房子最糟了。当初莫凯伊用过四个听差，眼下莫凯伊自己做了听差。彼特拉克本来有四个雇农，现在彼特拉克本人成了雇农。“
“那么你是怎么穷下来的呢？”侦讯官问。
“我那些儿子死命地灌酒啊。他们那种灌法简直没法说，说了你也不信。”
雷仁听着，心想：他雷仁迟早总会回到莫斯科去，而这个老人却要永远留在此地，老是东奔西跑。他雷仁在这一生中不知还会遇见多少这种破衣烂衫、很久不梳头的、“没出息”的老人，在这种人的心里，一枚十五戈比的钱币、一小杯酒以及对于在这个世界上靠弄虚做假混不长的深刻信念，是以某种方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来雷仁听腻了，他就吩咐拿干草来铺床。客房里摆着一张铁床，上面有枕头，有被子，本来可以把那张床搬过来，可是那个死人在床边差不多躺了三天（他临死以前也许在床上坐过），现在要睡在那张床上就会不舒服了。
……
“现在刚七点半钟，”雷仁看一下表，暗想。“这多么可怕呀！”
他不困倦，可是又没有事情可做，无法消磨时间，他就躺下去，盖上毛毯。洛沙津收拾茶具，进进出出跑了好几次，吧嗒着嘴，不住地叹气，老是在桌子旁边走动，最后拿着他那盏小灯，走出去了，雷仁在后面看着他那又长又白的头发和伛偻的身体，心想：“活象歌剧里的魔法师。”
天黑下来了。大概月亮藏在云后面，因为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呜—呜—呜！”暴风雪唱着。“呜—呜—呜！”
“老—天—爷啊！”阁楼上有个女人哀叫着，或者听起来象是那样。“我—的—老—天—爷啊！”
“砰！”外面有个什么东西敲着墙。“哗啦！”
侦讯官细听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那是风在吼叫。
他觉得冷，就把皮大衣盖在毛毯上面。他渐渐暖和过来，心里想：这一切，暴风雪啦，小木房啦，老人啦，躺在隔壁房间里的尸体啦，这一切同他所希望过的生活相隔多么远，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陌生，微不足道，没有趣味啊。假如这个人是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什么地方自杀，而必须进行侦讯工作，那就会有趣味而且意义重大了，睡在尸体旁边的房间里也许甚至会害怕；可是，这儿，在这个离莫斯科有一千俄里远的地方，这一切就好象换了样子，这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只是象洛沙津所说的那种“照规矩”存在着的东西而已，这一切在记忆里连一丁点的痕迹也不会留下，他雷仁一坐车走出绥尔尼亚村，马上就会忘光。祖国，真正的俄罗斯，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这儿是内地，是移民区。每逢你渴望着大显身手，扬名天下，比如做一个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或者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做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家，那你就一定会想到莫斯科。如果要生活，那就要在莫斯科，而在这儿，你什么也不会想望，很容易听天由命，做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生活里只巴望一件事，那就是赶快走掉。于是雷仁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跑来跑去，到熟人家里去拜访，会见亲人和同学。
他想到他现在才二十六岁，即使过五年或者十年才能脱离此地，到莫斯科去，那也还不算迟，前面还有整整一辈子的生活在等待他，他的心就甜蜜地缩紧了。等到他的思想开始紊乱，他渐渐落入迷迷糊糊的境界，他就想象莫斯科法院里的长廊，想象自己起立发言的样子，想象他的姐妹们，想象一个乐队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这样吵闹：“呜—呜—呜！呜—呜—呜！”
“砰！哗啦！”这声音又响起来。“砰！”
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跟一个会计员讲话，有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先生走到办公桌跟前来。这人生着一对黑眼睛，一头黑头发，眼神很不愉快，就象午饭后睡得过久的人一样，这种眼神破坏了他那秀气而聪明的脸相。他穿的那双高统靴跟他不相称，显得很粗糙。会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仁现在明白了。
他回想列斯尼茨基的低微的说话声，想象他走路的样子，觉得现在自己身旁好象就有一个人在照列斯尼茨基的步态走动似的。
他忽然害怕起来，他的心凉了半截。
“是谁？”他惊恐地问道。
“巡警。”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老爷，是来问一声。您刚才说用不着找乡长，可是我担心，他也许会生气的。他本来吩咐我去一趟。要不要去一 趟？”
“走开！我厌烦了，……”雷仁懊恼地说，又盖好毛毯。
“他也许会生气的。……我去了，老爷，祝您在这儿睡得舒服。”
洛沙津走出去了。前堂里响起一些人的咳嗽声和低语声。
大概证人们回来了。
“明天早点让这些可怜的人走吧，……”侦讯官暗想。“天一亮，我们就动手验尸。”
他刚昏昏睡去，忽然又响起什么人的脚步声，不过这脚步声并不胆怯，而是又急又响。房门砰地响了一声，然后是说话声，划火柴的声音。……“您睡了？您睡了？”医师斯达尔倩科匆忙而生气地问道，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他全身都是雪，身上冒出一股寒气。
“您睡了？起来，我们到冯·达乌尼茨家里去。他打发马车来接您了。走吧，在那儿您至少可以象人那样吃顿晚饭，睡一觉。
您瞧，我亲自来接您了。马是好马，我们不出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几点钟？”
“十点一刻。”
雷仁睡意蒙眬，很不痛快，穿上毡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外加长耳风雪帽，跟医师一块儿到外面去了。严寒已经过去，然而刮着刺骨的大风，顺着街道卷起一股股雪花，这些雪花仿佛吓得正在逃跑似的。围墙旁边和台阶上都积起高高的雪堆。
医师和侦讯官坐上雪橇，周身雪白的车夫弯下腰去，给他们扣上车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暖和了。
“走吧！”
他们坐着雪橇穿过村子。“‘掘开一道道松软的垄沟，’④……”侦讯官一面瞧着拉边套的马怎样迈动着四条腿，一面懒洋洋地想道。所有的小木房里都点着灯火，仿佛是大节期的前夕似的：农民们都没有睡，害怕那个死人。车夫阴郁地沉默着：大概刚才站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口的时候，等得厌烦了，如今也在想那个死人吧。
“刚才在达乌尼茨家里，”斯达尔倩科说，“他们听说您留在这所小木房里过夜，就都责怪我为什么没有带您一块儿去。”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车夫忽然扯着嗓门大叫一声：“让开路！”
有一个人闪过去了，他已经从大路上走开，站在齐膝的雪中，瞧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侦讯官看见一根弯柄拐棍、一把胡子、一个斜挂在腰间的包，他觉得这人好象就是洛沙津，甚至觉得他在微笑。这个人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
这条路先是沿着树林的边沿向前伸展，后来就变成一条宽阔的林间通路了。他们眼前闪过一些老松树，闪过一片小桦树林，闪过一些高高的、有节疤的、年轻的橡树，它们孤零零地立在一片不久以前刚砍掉树林的空地上，可是很快一切都在空气中，在雪雾中混成一片了。车夫说他看见一片树林，可是侦讯官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匹拉边套的马。风朝着他们的脊背吹来。
忽然马停住了。
“喂，怎么啦？”斯达尔倩科生气地问道。
车夫一句话也没说，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开始绕着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来越大，离雪橇也越来越远，好象他在跳舞似的，最后他跑回来，坐上雪橇，往右转弯。
“迷路了还是怎的？”斯达尔倩科问。
“没—什—么。……”
他们走到一个小村子，那儿一点灯火也没有。又是树林，田野，又迷了路，于是车夫跳下雪橇，跳舞。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在一条黑暗的林荫道上跑着，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边套的马碰击着雪橇的前部。在这儿，树木呼啸着，那响声叫人害怕，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辆雪橇仿佛正在冲到一个深渊里去似的。突然间，门口和窗子里的明亮灯光射进人的眼帘，好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声、人的说话声响起来。……他们到了。
他们在前厅里脱掉皮大衣和毡靴，楼上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 un petit verre de cliquot》⑤，可以听见孩子们在顿脚。来客立刻感觉到在古老的地主宅子里常有的那种温暖的气氛，在这种地方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人们总是生活得温暖，干净而舒适。
“这才好，”冯·达乌尼茨说，握一下侦讯官的手，他是个胖子，脖子粗得惊人，留一把络腮胡子。“这才好。欢迎欢迎，跟您认识很高兴。要知道，我跟您好歹还要算是同行呢。从前我做过副检察长，然而时间不久，总共只有两年，后来我到这里来料理家事，就在这儿逐渐年老起来。一句话，老家伙了。欢迎欢迎，”他接着说，显然在压低嗓门，免得说话声太响；他和客人们一起走上楼去。“我的妻子不在了，死了。让我介绍一 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回转身去对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