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让我介绍一 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回转身去对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把雪橇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是年轻的姑娘，相貌俊俏，都穿着灰色连衣裙，头发也梳成同样的款式；她们的表姐也年轻，招人喜欢，带着几个孩子。斯达尔倩科已经跟她们认识，就立刻请求她们唱个歌，有两位小姐口口声声说她们不会唱歌，也没有乐谱，反复地说了很久，后来那位表姐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她们就用发颤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
《 un petit verre de cliquot》又弹奏起来，孩子们就跳跳蹦蹦，顿着脚打拍子。斯达尔倩科也跟着跳。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孩子们道过晚安，去睡觉了。侦讯官笑着，跳卡德里尔舞，向小姐们献殷勤，而心里暗自想着：莫非这是一场梦吗？
本来是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间杂屋，墙角上一堆干草，蟑螂的沙沙声，使人厌恶的贫苦环境，证人的说话声，大风，暴风雪，迷路的危险，可是忽然间有了这些明亮、华美的房间，钢琴的声音，美丽的姑娘，头发卷曲的孩子，欢乐而幸福的笑声，他觉得这种转变象是神话；而且这样的变化居然能在三俄里的距离以内，在一个钟头之内发生，简直叫人难于相信。乏味的思想妨碍他欢乐，他心里老是在想：这一带地方的生活算不得生活，而是生活的断片，一鳞半爪，这儿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他甚至为那些姑娘惋惜，她们在此地，在穷乡僻壤，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内地生活着，日后就在此地了结她们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就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切都可以理解，都合情合理，比如任何自杀案都是容易明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桩自杀案，它在普遍的生活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都可以加以说明。他认为：如果在穷乡僻壤，在这儿四 周的生活是他所不理解的，如果他看不见生活，那就意味着这儿根本就没有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列斯尼茨基。
“他留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斯达尔倩科说。“如果我能做主，我就要禁止神经衰弱患者和一般神经系统不健全的人结婚，我要剥夺他们繁殖他们这类人的权利和条件。在世界上生下一些神经有病的儿童是犯罪。”
“这是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冯·达乌尼茨说，轻轻地叹气，摇摇头。“一个人事先得怎样地左思右想，经受怎样的痛苦，才能最后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年轻的生命啊。
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而这是可怕的。这种事是难于忍受的，难堪的。……“所有的姑娘都默默地听着，现出严肃的脸色，瞧着她们的父亲。雷仁感到他也得说几句才对，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就光是说：”对了，自杀是一种不良现象。“
他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睡觉，躺在一张软和的床上，盖着被子，下面铺着一条新洗干净的细布床单，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并没有感到舒适；也许这是因为医师和冯·达乌尼茨在隔壁房间里长时间地谈着话，同时上边，天花板上面，烟囱里，暴风雪也象在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样喧嚣，那样悲凉地哀叫：“呜—呜—呜！”
达乌尼茨的妻子两年前死了，他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情；他不管说什么，每一次都要提起他的妻子，在他身上，检察官的影子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难道将来我也会弄到这个地步吗？”雷仁想，隔墙听着他那低抑的、仿佛孤儿似的声调，昏昏睡去。
侦讯官睡得不安稳。屋里热，不舒服，在睡梦中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达乌尼茨家里，不是躺在一张软和干净的床上，而是仍旧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躺在一堆干草上，听着那些证人压低嗓门说话。他觉得列斯尼茨基好象就在近处，离他十五 步远。他在睡梦中又想起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那个黑头发、白脸、穿着扑满灰尘的高统靴的人，怎样走到会计员的办公桌边。“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后来他梦见在田野上，在雪地里，列斯尼茨基和乡村警察洛沙津仿佛在肩并肩地走路，互相搀扶着，暴风雪在他们头上飞舞，风吹着他们的后背，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
老人活象歌剧里的魔法师，这两个人确实在唱，仿佛在剧院里似的：“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你们那儿温暖，你们那儿明亮，你们那儿舒适，我们却在严寒里，在暴风雪里，在深深的雪地里奔走。……我们不曾有过安宁，不曾有过欢乐。
……我们肩负着我们和你们的生活的全部重担。……呜－呜－呜！我们往前走，我们走啊走，走啊走。……“雷仁醒了，在床上坐起来。多么混乱的恶梦啊！怎么会梦见保险代理人和乡村警察在一块儿呢？多么荒唐呀！这时候雷仁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床上，用两只手抱住头，觉得那个保险代理人和那个乡村警察在生活里确实有一种共同点。
他们在生活里不就是肩并肩走着，互相搀扶着吗？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然而有意义的、必要的联系，甚至在他们和达乌尼茨中间，在所有的人中间，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间，也有这种联系。在生活里，甚至在最荒凉的穷乡僻壤，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一个共同的思想，一切事情都有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要理解这一点，光是思考还不够，光是推断也不够，大概还需要有一种洞察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显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把自己的生存看做偶然的人，才会认为那个不幸的、伤透了心的、自杀的、医师称之为“神经衰弱患者”的人和那个一生当中天天为人奔走的老农民，是偶然现象，生活的片断；而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理解这一点的人，则认为他们是这个神奇而合理的整体的一部分。雷仁这样想着，这是一个早已深藏在他心里的思想，只是现在才在他的意识里充分而清楚地显现出来罢了。
他躺下去，开始昏昏入睡；忽然，又梦见他们在一块儿走，唱着：“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我们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难和哀痛，而把轻快和欢乐留给你们，让你们在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冷静而头头是道地议论为什么我们受苦和死亡，为什么我们不象你们那么健康和满足。”
他们歌唱的内容也是以前他想到过的，不过这个思想在他的头脑里不知怎的总是隐藏在别的思想背后，胆怯地闪现一下，好比大雾天气里远处的一个灯火。他感到他对这桩自杀案和那个农民的痛苦负有责任。这些人顺从自己的命运，承受生活中最沉重最黑暗的一切，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这是多么可怕呀！一方面对这些熟视无睹，一方面又巴望自己在幸福满足的人们当中过一种光明而热闹的生活，不断地渴望这样的生活，这就无异于渴望新的自杀案，渴望那些被劳动和烦恼压倒的人或者那些软弱而被抛弃的人一个个地自杀。关于他们，人们只有偶尔在晚饭桌上谈起，有的人心烦，有的人讥诮，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接着，又唱起来：“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仿佛有个什么人用小锤子敲他的太阳穴似的。
一清早他就给嘈杂声惊醒了，头很痛；隔壁房间里，冯·达乌尼茨正在大声对医师说：“您现在不能走。您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您不要争了，最好去问一问车夫吧：这样的天气就是给他一百万，他也不肯送您走。”
“可是只有三俄里路啊，”医师用恳求的声调说。
“哪怕半俄里也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您坐上车子，一 出大门，就是漆黑的地狱，不出一分钟就会迷路。随您怎么样，反正我无论如何也不放您走。”
“这场暴风雪到傍晚大概就停了，”一个正在生炉子的农民说。
医师在隔壁房间里开始讲到严峻的自然环境对俄罗斯人的性格的影响，讲到漫长的冬季限制活动的自由，阻碍人们智力的发展。雷仁烦躁地听着这些议论，瞧着窗外在围墙那边积起的雪堆，瞧着布满整个肉眼看得见的空间的白色雪尘，瞧着那些时而拼命向右弯、时而向左弯的树木，听着风的呼啸和砰砰的响声，阴郁地想：“哎，从这种天气哪儿引得出什么大道理来呢？暴风雪就是暴风雪，如此而已。……”中午他们吃早饭，然后在这所房子里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站在窗前。
“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呢，”雷仁暗想，瞧着旋风卷起的雪尘在雪堆上发狂般地打转。“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证人也在等着呢。……”大家谈到天气，谈到暴风雪照例只闹两天两夜就停了，很少超过两天。六点钟大家吃午饭，然后打牌，唱歌，跳舞，最后吃晚饭。这一天过去了，他们上床睡觉。
夜间，将近黎明，风雪停了。早晨人们起床，看着窗外，光秃的柳树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枝子衰弱地搭拉下来，天色阴沉，没有一丝风，仿佛大自然在为自己的胡闹羞愧，在为那些疯狂的夜晚，为了放纵自己的感情而羞愧似的。从早晨五点钟起，车子已经套上马，马儿排成纵列，站在台阶边等待着。等到天色大亮，医师和侦讯官就穿上皮大衣和毡靴，跟主人告别，走出来。
在台阶旁边，跟车夫并排站着的是那个熟悉的“巡警”伊里亚·洛沙津，他没戴帽子，肩上斜挂着一个旧皮包，周身是雪，脸孔通红，汗水淋淋。一个听差走出来要扶客人上雪橇，给他们盖腿，他严厉地瞧着洛沙津，说：“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老鬼？走开！”
“老爷，老百姓心里不踏实，……”洛沙津说，满脸洋溢着纯朴的笑容，他终于看到他等了那么久的客人，分明很满意。
“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孩子们哇哇地哭。……他们以为你们又回城里去了。……发发慈悲吧，我们的恩人。……”医师和侦讯官什么话也没有说，坐上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了。
「注释」
①指一八六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
②指俄石，旧时俄国容量。散体物：１俄石等于２０９。９１升；液体：１俄石等于３。０８升。
③谢尔盖的小名。
④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五章 ，第二节 。——俄文本编者注
⑤法语：《一小杯柯里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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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小狗的女人
＿生
带小狗的女人
一
据说在堤岸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带小狗的女人。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古罗夫已经在雅尔塔生活了两个星期，对这个地方已经熟悉，也开始对新人发生兴趣了。他坐在韦尔奈的售货亭里，看见堤岸上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在走动，她身材不高，戴一顶圆形软帽；有一条白毛的狮子狗跟在她后面跑。
后来他在本城的公园里，在街心小公园里遇见她，一天遇见好几次。她孤身一个人散步，老是戴着那顶软帽，带着那条白毛狮子狗；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就都简单地把她叫做“带小狗的女人”。
“如果她没有跟她的丈夫住在这儿，也没有熟人，”古罗夫暗自思忖道，“跟她认识一下，倒也不坏呢。”
他还没到四十岁，可是已经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了。他结婚很早，当时他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如今他妻子的年纪仿佛比他大半倍似的。她是一个高身量的女人，生着两道黑眉毛，直率，尊严，庄重，按她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她读过很多书，在信上不写“b”这个硬音符号，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呢，私下里认为她智力有限，胸襟狭隘，缺少风雅，他怕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他早已开始背着她跟别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讲起女人几乎总是说坏话；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谈到女人，他总是这样称呼她们：“卑贱的人种！”
他认为他已经受够了沉痛的经验教训，可以随意骂她们了，可是话虽如此，只要他一连两天身边没有那个“卑贱的人种”，他就过不下去。他跟男人相处觉得乏味，不称心，跟他们没有多少话好谈，冷冷淡淡，可是到了女人中间，他就觉得自由自在，知道该跟她们谈什么，该采取什么态度；甚至跟她们不讲话的时候也觉得很轻松。他的相貌、他的性格、他的全身心有一种迷人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使得女人对他发生好感，吸引她们；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同时也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把他推到她们那边去。
多次的经验，确实沉痛的经验，早已教导他说：跟正派女人相好，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