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就带着孩子们到莫斯科去了。传说工程师正在卖他的庄园。……五 大家早已看惯那座桥，很难设想那个地方的河没有桥了。
造桥工程留下来的碎石堆上早就长满青草，至于那些流浪汉，人们倒把他们忘掉了。现在大家不再听到《杜比努希卡》的歌声，却几乎每个钟头都能听到过路火车的隆隆声了。
新别墅早已卖掉。现在它归一个文官所有，这个人每到假日就带着全家从城里来到这儿，在凉台上喝茶，然后又回到城里去。他的帽子上有一个帽徽，他讲起话来，嗽起喉咙来，好象一个大官，其实论官位他只不过是个十品文官罢了。每逢农民们对他鞠躬，他一概不理。
奥勃鲁恰诺沃村里的人都老了；柯左夫已经死了，罗季昂的小木房里的孩子越发多了，沃洛德卡的脸上生了一把火红色的长胡子。他们依旧象先前那么穷。
这年早春季节 ，奥勃鲁恰诺沃村的人在火车站附近锯木柴。这时候他们做完工，正在走回家去，一个跟着一个，不慌不忙；宽锯子呈弓形横在他们的肩膀上，在阳光底下闪光。沿岸的矮树丛里夜莺在歌唱，天空中的云雀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叫声。新别墅里安安静静，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些金黄色的鸽子在房子上空飞翔，说它们呈金黄色，是因为被阳光照耀的缘故。所有的人，包括罗季昂，雷奇科夫父子，沃洛德卡，都想起那些白马，矮马，焰火，那条有灯的小船，想起工程师的妻子，那个相貌漂亮、装束考究的女人，怎样来到村子里，对他们十 分亲切地说话。这一切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一切象是一场梦或者一个童话。
他们身体疲乏，一步一步地走着，暗自寻思。……他们想：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善良，安分，通情达理，敬畏上帝，叶连娜·伊凡诺芙娜也安分，心好，温和，谁看见她那模样都会觉得可怜，然而为什么他们处不来，分手的时候象仇人似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雾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最重要的事情，而只看见踏坏的草地、笼头、钳子以及现在回 想起来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的种种小事呢？为什么他们跟新的房主人倒能相处得和睦，跟工程师却合不来呢？
大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才好，都沉默着，惟独沃洛德卡喃喃自语。
“你说什么？”罗季昂问。
“我们当初没有桥也过下来了，……”沃洛德卡阴沉地说。
“我们当初没有桥也活下来了，我们又没有要求造桥，……我们用不着它。”
谁也没有答理他，大家搭拉着脑袋，沉默地往前走去。
「注释」
①即库切罗夫的妻子，带有戏谑的意味，下同。
②在俄语中，音译沃罗诺夫，可用作人的姓，亦可作“乌鸦的”解
③在俄语中，“瞧不起”和“周济”两词词形相似，只有一个字母不同。
。。
契诃夫1899年作品公差
＿生
公差
法院的代理侦讯官和本县的医师坐着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验尸。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结果他们不是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午，而是在黄昏，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里停下来过夜。在这儿，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凑巧摆着那具尸体，地方自治局的保险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尸体。这个人三天以前来到绥尔尼亚村，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住下，叫人送来茶炊，然后就十分出人意外地开枪自杀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边放好各种凉菜以后才了结性命的，这种情况有点蹊跷，使许多人有理由怀疑是凶杀案。这就需要验尸了。
那位医师和侦讯官在前堂抖掉身上的雪，顿着脚，他们身旁站着乡村警察伊里亚·洛沙津，他是个老人，手里拿着小小的铁皮灯，给他们照亮。有一股浓重的煤油气味。
“你是什么人？”医师问。
“巡警，……”乡村警察回答说。
他就是在邮政局里也是这样签名：巡警。
“证人们在哪儿？”
“大概喝茶去了，老爷。”
右边是一个干净的房间，“客房”，或者老爷住的房间，左边是一间杂屋，里面有一个大炉子和一张高板床。医师和侦讯官以及跟在他们身后、把那盏小灯举得高过头顶的乡村警察走进那个干净的房间。这儿的地板上，有一具长长的尸体，一 动不动地躺在桌腿旁边，身上盖着白被单。在那盏小灯的微弱光线下，除了白色的盖布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双新的胶皮套鞋。这儿的一切都阴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乌黑的墙壁、那寂静、那套鞋、那纹丝不动的尸体。桌上放着早已凉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着一些纸包，大概包着凉菜吧。
“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开枪自杀，这样做多么不通人情！”医师说。“既然起意要往脑门子里射进一颗子弹去，那就该在自己家里，一个什么堆房里下手才是。”
他依旧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和毡靴，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他的旅伴，侦讯官，在他对面坐下。
“这些歇斯底里患者和神经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医师苦恼地接着说。“要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就把报纸翻得沙沙响；要是他跟您一块儿吃饭，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并不因为您在座而有所顾忌；要是他起意开枪自杀，他就在村子里，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为的是给大家多惹些麻烦。这些老爷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都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就因为这个缘故，老人们才十分不喜欢我们这个‘神经的时代’。”
“老人们不喜欢的事儿多着呢，”侦讯官打着呵欠，说。“您该对老人们指出从前的自杀和现在的自杀有什么样的区别。
从前的所谓上流人自杀，是因为盗用公款，现在呢，却是因为厌倦生活，苦恼。……哪种好一点呢？“
“厌倦生活啦，苦恼啦，不过您会同意，他本来可以不在这个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的。”
“真倒霉，”乡村警察说，“真倒霉，简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爷，他们已经有两夜睡不着觉了。孩子们哇哇地哭。
该给母牛挤奶了，可是女人们不敢到牛棚里去，害怕。……她们生怕那位老爷在黑暗中显灵。当然，她们是些蠢娘们儿，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们就不敢单身走过这所小木房，总是成群结队地走。证人也是这样。……“医师斯达尔倩科是一个中年男子，留一把黑胡子，戴着眼镜，侦讯官雷仁生着淡黄色头发，年纪还轻，两年前刚在大学毕业，与其说象个文官，不如说象个大学生。他们俩坐在那儿，不说话，沉思默想。他们因为来得太迟而懊恼。现在他们得等到天亮，只好在这儿过夜了，可是此刻刚五点多钟，他们面前有漫长的傍晚，然后是漫长的黑夜，烦闷无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们俩听着阁楼上和烟囱里哀号的暴风雪，想到这一切跟他们所希望过的以及从前所梦想过的生活多么不同，想到他们俩和他们的同代人隔得多么远，那些人如今正在城里灯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没有注意到坏天气，或者这时候正准备着到剧院去，或者坐在书房里看书。啊，现在只要能够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走一走，听一听悦耳的歌唱，在饭馆里坐上一两个钟头，他们情愿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啊。……”呜—呜—呜—呜！“暴风雪在阁楼上歌唱，外面有个什么东西在恶狠狠地砰砰响，大概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外的招牌吧。”呜—呜—呜—呜！“
“您爱怎么样随您便，反正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斯达尔倩科站起来，说。“现在才五点多钟，睡觉还嫌早，我要坐车出去一趟。冯·达乌尼茨住得离这儿不远，离绥尔尼亚村不过三俄里路。我要坐车上他家去，在那儿消磨这个傍晚。警察，去对马车夫说不要把马卸下来。那么您怎么样呢？”他问雷仁。
“我不知道。大概躺下睡觉吧。”
医师把身上的皮大衣裹一裹紧，走出去了。可以听见他在跟马车夫讲话，那些冻僵的马脖子上的铃铛颤动起来。他坐车走了。
“你，老爷，在这儿过夜可不合适，”乡村警察说。“到那边房间里去吧。那边不干净，不过反正住一夜，对付得了。我马上到庄稼汉家里去取一个茶炊来，给它生上火，然后我给你铺上点干草，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老爷。”
过了不久，侦讯官坐在那间杂屋里一张桌子旁边喝茶，乡村警察洛沙津站在门口讲话。这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身量不高，很瘦，背有点驼，白发苍苍，脸上现出纯朴的笑容，眼睛里含满泪水，老是吧嗒着嘴，好象在吃糖似的。他穿一件短皮袄，脚上穿一双毡靴，一根拐棍总不离开他的手。侦讯官的年轻显然引起他的怜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跟侦讯官亲热地讲话。
“乡长费多尔·玛卡雷奇吩咐我说，区警察局长或者侦讯官一到，就得报告他，”他说，“那么，事情既是这样，我现在得走了。……这儿离乡里有四俄里路，正碰上暴风雪的天气，这雪下得好大啊，大概最早也得午夜才能走到。听，呜呜地叫呐。”
“我用不着乡长，”雷仁说。“这儿没有他的事。”
他好奇地瞧瞧老人，问道：
“告诉我，老大爷，你当乡村警察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吗？足足有三十年了。农奴解放①以后过了五年我就当差，那你就算一算嘛。从那时候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假日，我呢，老是东奔西走。外头已经是复活节 ，教堂里敲着钟，基督复活了，可我还是背着个背包赶路。一忽儿到地方金库去，一忽儿到邮局去，一忽儿到区警察局长家里去，一忽儿到地方自治局去，一忽儿到税务局去，一忽儿到执行处去，一 忽儿到地主老爷家里去，一忽儿到庄稼汉家里去，反正各个正教徒的家里我都去过。我带着邮包啦，传票啦，税额通知书啦，信件啦，各种单据啦，表格啦。是啊，好老爷，如今时兴这么一 种表格，要填数目字，有黄的，白的，红的，每位老爷，或者神甫，或者富裕的农民，每年必得填十来回：种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麦有多少石②或者多少普特，燕麦有多少，干草有多少，还有，你知道，天气怎么样，各式各样的虫子也得写上。当然，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只是公事罢了，可是我就得东奔西跑，发表格，然后又东奔西跑，把表格收回来。比方说，眼前这位老爷就用不着开膛破肚，你心里明白，这是白费劲，不过把手弄脏罢了，可你还是得辛苦一趟，老爷，跑到这儿来，因为这是照规矩办事，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为这些照规矩办的事走了三十年。夏天倒还不要紧，暖和，干燥，冬天或者秋天就不舒服了。有的时候我差点淹死，有的时候差点冻死，什么事儿都出过。有些坏人在树林里抢走我的背包，有的人揍我，我还吃过官司。……”“为了什么事吃官司？”
“为了诈骗。”
“怎么诈骗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文书赫利桑甫·格利果利耶夫把别人的木板卖给包工头；你知道，他这是骗钱。我也给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了，因为他们打发我到饭铺里去买酒；其实，文书并没有分钱给我，连一杯酒都没有请我喝过，可是我穷，人家看我这模样，就认为我大概是个靠不住的人，没出息的人，我们俩就都给带到法院里去了。他坐了牢，我呢，上帝保佑，总算宣告无罪，给放出来了。法庭上念了这么一个公文。他们都穿着制服。我是说那些法庭上的官儿。我跟你说吧，老爷，我们这份差事叫没干惯的人去干，那真倒霉透了，简直要人的命，可是我干起来，倒也没什么。不出去跑，反而会腿痛。待在家里，那在我反而更糟。待在乡公所里不出去，就得给文书生火啦，给文书送水啦，给文书擦皮鞋啦。”
“你挣多少钱薪水？”雷仁问。
“一年八十四个卢布。”
“恐怕总还有点外快。这总有的吧？”
“哪儿有什么外快！这年月老爷们很少赏酒钱。这年月老爷们变得凶了，动不动就生气。你给他送公文去，他生气，你在他面前脱掉帽子，他又生气。他说，‘你走错了门，’他说，‘你是个酒鬼，嘴里有一股葱臭味，’他骂你笨蛋，狗崽子。当然，和气的老爷也有，可是从他们手里哪儿拿得到什么钱？他们光是耍笑你，给你起各式各样的外号。比方拿阿尔土兴老爷来说吧，为人倒还和气，看上去挺清醒，有头脑，可是一见着我，就嚷开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起了个怪外号。他说你这个……”乡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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