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在台阶上坐下，搂住她的小女孩，呆呆地想心思；从那小女孩的脸色看来，她的头脑里也有些不愉快的思想在活动。她在沉思中玩弄着从她母亲手里接过来的一把漂亮的镶花边的阳伞。
“穷啊！”罗季昂说。“操心的事很多，我们不住地干活，没完没了。瞧，上帝又不给雨水。……不用说，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顺心哟。”
“你们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得苦，”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不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你们就会幸福了。”
罗季昂没有听懂她的话，光是对着空拳头咳嗽一声作为回答。可是斯捷潘尼达说：“好太太，阔人就是到另一个世界也会过得挺顺心。阔人在神像前面点蜡烛，出钱做礼拜，阔人周济叫化子，可是庄稼人能干什么呢？就连在脑门上画个十字的工夫也没有，自己又穷得连叫化子都不如，哪儿说得上拯救自己的灵魂。再说，人一穷，罪过就多了，心里有了苦恼就会不住地骂街，象狗一样，说不出一句好话，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好太太，求上帝保佑，别弄到这个地步才好！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在另一个世界上也好，幸福我们总归是得不到的。所有的幸福都让阔人得去了。”
她讲得挺高兴。显然，她早已讲惯了她的苦生活。罗季昂也微微地笑；他看到他的老伴这样聪明，能说会道，心里很快活。
“阔人舒心，那不过是从表面上来看罢了，”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其实，各人有各人的苦恼。就拿我们来说，我和我丈夫过得不算穷，我们有产业，可是难道我们幸福吗？我还年轻，可已经有四个孩子；孩子们老是生病，我也有病，经常去找大夫。”
“你有什么病？”罗季昂问。
“妇女病。我睡不好，头痛使我不得安宁。比方说，现在我坐在这儿谈天，可是我的脑袋不舒服，周身发软，老实说，与其这个样子，还不如让我干最重的活儿好。我的心也不踏实。我经常为我的孩子，为我的丈夫担心。每家都有每家的苦恼，我们家里也有。我不是贵族。我的祖父是普通的庄稼人，我父亲在莫斯科做买卖，也是个普通人。我丈夫的父母却有财有势。
他们不愿意让他跟我结婚，可是他不听，跟他们吵架，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原谅我们。这就弄得我的丈夫心神不安，常常激动，老是发愁，他爱他的母亲，爱得很深。这样，我心里也就不踏实了。我心里难过。“
在罗季昂的小木房旁边已经有许多农民和村妇站着，听他们讲话。柯左夫也走过来，站住，不时抖动一下他那把狭长的胡子。雷奇科夫父子也走过来。
“事情很清楚，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不是处于合适的地位，那就不可能幸福而满意，”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接着说。
“你们各人都有各人的一块田地，你们人人劳动，也知道为什么劳动；我的丈夫造桥，一句话，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可是我呢？我光是走来走去。我没有一块地，我不劳动，我觉得自己象是一个局外人。我说这些话是要你们别从外表下断语。要是一个人穿得阔气，有家产，那还不能说，他满意他自己的生活。”
她站起来要走，拉住她女儿的手。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地方，”她说，微微一笑，从她那淡淡的、羞怯的笑容可以看出她确实身体不好，她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她有着一张苍白消瘦的脸、两道黑眉毛、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那女孩长得跟她母亲一样，头发淡黄，脸庞消瘦，模样秀气。她们身上发出香水的气味。
“这条河，这个树林，这个村子我都喜欢，……”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接着说。“我可能要在这儿住一辈子，我觉得在这儿我的身体会好起来，我会找到我的位置。我想，我一心想，帮助你们，对你们有益，跟你们接近。我知道你们穷苦，至于我不知道的情况，我也能用我的心感觉出来，揣摩出来。我有病，身子弱，我也许已经不可能按我的心意改变我的生活了。不过我有儿女，我要尽我的力量教育他们，要他们跟你们处熟，喜爱你们。我要经常开导他们，要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你们的。只是我恳切地请求你们，央告你们，要信任我们，跟我们和好地生活下去。我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不要惹他激动，不要招他生气。他对一丁点小事都敏感，比如昨天，你们的牲口闯到我们的菜园里来，你们有人拆毁我们养蜂场的篱笆，这样对待我们，惹得我的丈夫又急又气。我请求你们，”她用央告的声调接着说，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我请求你们，对待我们要象对待好邻居一样，让我们和睦相处！俗语说得好：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争吵强，不要买田产，而要买邻居。我再说一遍，我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如果一切都顺利，那我就应许你们，凡是我们的能力办得到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我们会修路，我们会给你们的孩子造学校。我应许你们。”
“那我们当然太谢谢了，太太，”老雷奇科夫眼睛瞧着地下，说，“您是受过教育的，您懂得多。不过呢，比方说，在叶烈斯涅沃村有个沃罗诺夫，是个富足的农民，也答应造一所学校，嘴上也说，‘我给你们办这个，办那个，’可是只搭了个房架子就不管了，后来硬逼着乡里人盖房顶，造完，花了上千的卢布。沃罗诺夫倒不在乎，他光是摩挲一下胡子就算了，可是乡里人就不好受了。”
“那是一只乌鸦②，现在呢，又有一只白嘴鸦飞过来了，”柯左夫说，眨巴一下眼睛。
响起了笑声。
“我们用不着办学校，”沃洛德卡阴沉地说。“我们的孩子到彼得罗夫斯科耶村去上学，那就让他们还是到那儿去好了。
我们不要办什么学校。“
不知怎的，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忽然有点胆怯了。她脸色发白，一下子显得瘦了，缩起身子，仿佛给什么粗硬的东西碰了一下似的，她再也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她越走越快，头也不回 。
“太太！”罗季昂叫道，跟着她走过去。“太太，等一等，我有话要跟您说。”
他跟在她后面，没有戴帽子，轻声说着，仿佛要饭似的：“太太！等一等，我有话要跟您说。”
他们走出村子，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走到一棵老花楸树的树荫底下，在不知什么人的板车旁边站住。
“你别生气，太太，”罗季昂说。“这没什么！你忍一忍吧。
忍上两年就好了。你自管在这儿住下去，忍一忍，往后就没事了。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好，都安分，……老百姓挺不错，我对您说的全是真话。你别理睬柯左夫和雷奇科夫父子，至于沃洛德卡，你也别理他，他是我的傻小子：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另外那些人都本分，一声不响。……有的人，你知道，很想凭良心说句话，给你打抱不平，可是说不出来。这种人有灵魂，有良心，可就是缺舌头。你别生气，……忍一忍吧。……这没什么！“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瞧着那条宽阔、平静的河，呆呆地想心思，眼泪淌下她的脸颊。这眼泪使得罗季昂心慌意乱，他自己也差点哭了。
“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嘟哝说。“忍它两年吧。造学校也可以，修路也可以，只是不要一下子都做。……你，比方说，打算在这个高坡上种粮食，那就先得拔掉野草，搬开所有的石头，然后耕地，折腾来，折腾去。……对老百姓呢，你明白，也得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直到叫他们心服了为止。”
那一群人离开罗季昂的小木房，在街上走着，往花楸树这边移动。他们唱起歌来，拉响手风琴。他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妈妈，我们离开这儿吧！”小女孩说，脸色苍白，依偎着母亲，浑身发抖。“走吧，妈妈！”
“到哪儿去？”
“到莫斯科去。……我们走吧，妈妈！”
小女孩哭起来。罗季昂急坏了，满脸大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又小又弯，象月牙似的、粘满黑麦面包渣的黄瓜，塞到小女孩手里。
“得了，得了，……”他嘟哝说，严厉地皱起眉头。“把这小黄瓜拿去，吃吧。……哭可是不行啊，你妈要揍你一顿的，……回到家里要把你告到爸爸那儿去。……得了，得了。……”她们往前走去，他仍旧跟在她们后面，想对她们说点亲热动听的话。后来，他看见她们只顾想自己的心思，浸沉在她们自己的忧愁里，没有注意到他，他就站定下来，手搭凉棚，遮住阳光，久久地瞧着她们的后影，直到她们消失在她们的树林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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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别墅》四
小！说
四
工程师显然变得爱生气，小题大作，把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看成盗窃或者侵占行为。他的大门甚至白天也上锁，夜里有两个看守在花园里巡行，敲着铁板，他再也不雇用奥勃鲁恰诺沃村的人做短工了。好象故意捣乱似的，有人（也不知是农民还是流浪汉）从一辆大车上卸下新的车轮，换上旧的，后来，过了不久，有两个笼头和一把钳子给人拿走了，连村子里的人也开始有怨言了。大家纷纷说，雷奇科夫家里和沃洛德卡那里应该搜查一下，正在这个时候，钳子和笼头却在工程师的花园的篱笆下找到了，不知是什么人偷偷丢在那儿的。
有一次农民们成群地从树林里走出来，又在大道上碰见工程师。他站住，没有向大家打招呼，只是气冲冲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开口说：“我请求过你们不要在我的花园里和院子附近采菌子，留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去采，可是你们的女孩子天一亮就来了，后来连一个菌子也没有剩下。请求你们也好，不请求你们也好，反正都是一样。请求也罢，亲热也罢，劝告也罢，我看都没什么用处。”
他把愤怒的目光停在罗季昂身上，接着说：“我和我的妻子把你们当人看待，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你们呢？哎，说这些有什么用！大概到头来总要弄到我们看不起你们了事。也只能这样了！”
他极力控制自己，压住心头的怒火，免得说出什么不得当的话来，就转身走了。
罗季昂回到家里，祷告一下，就脱了靴子，在一条长凳上挨着他的妻子坐下来。
“是啊，……”他叹口气，开口了。“刚才我们走啊走的，迎面遇见库切罗夫老爷。……是啊。……他在天亮的时候看见一些女孩子。……他说：”为什么不送菌子来？‘……他说：“为什么不送给我的妻子和孩子？’后来他瞧着我，又说：”我跟我妻子要周济③你们。‘我想对他跪下，可是又胆怯。……求上帝赐给他健康。……求主给他赐福。……“斯捷潘尼达在胸前画个十字，叹一口气。
“这是位好心的、厚道的老爷，……”罗季昂接着说。“‘我们要周济你们’，这话他是当大家的面应许的。……我们到了老年……真要这样倒不错。……我要永生永世替他祷告上帝。
……求圣母给他赐福。……“
九月十四日举荣圣架节是本地教堂的节日。雷奇科夫父子一清早就到对岸去了，回来吃午饭的时候已经喝得大醉。他们在村子里游荡了很久，时而唱歌，时而用难听的话相骂，后来打起架来，他们就到庄园里去告状。先是老雷奇科夫走进院子，手里拿着一根山杨木的长棍子。他犹豫不决地站住，脱掉帽子。这当儿工程师和他家里的人正坐在凉台上喝茶。
“你有什么事？”工程师叫道。
“老爷，大人，……”雷奇科夫开口说，哭起来。“求您发发慈悲，给我做主。……我儿子弄得我没法活下去了。……我儿子花光我的钱，打我，……大人。……”小雷奇科夫也走进来。他没戴帽子，手里也拿着木棒。他站住，抬起醉眼呆呆地瞧着凉台。
“我不管你们争吵的事，”工程师说。“去找地方自治局或者警察局。”
“我到处都去过，……状子也递过，……”老雷奇科夫说，放声大哭。“现在我能到哪儿去呢？莫非他现在能把我打死吗？
莫非他什么事都能干吗？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吗？自己的父亲？“
他举起木棒，打他儿子的脑袋，那一个也举起木棒，照准老人的秃顶使劲打下去，弄得那根木棒甚至倒绷起来了。老雷奇科夫连身子也没有摇晃一下，又打他儿子，打他的头。他们就这么站在那儿，打彼此的脑袋，这不象是打架，倒象是玩一 种游戏。大门外围着些农民和村妇，默默地瞧着院子里，大家的脸色都挺严肃。这些农民是来拜节的，可是看见雷奇科夫父子都觉得难为情，就没有走进院子里来。
第二天早晨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就带着孩子们到莫斯科去了。传说工程师正在卖他的庄园。……五 大家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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