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战心吧？那么这仗胜起来就轻松了，到时候在天子观敌料阵的时候挥师破贼，那是何等的风光？
如此可靠而又知兵的大将做出这等胜利宣言，刘承佑更是信心满满，所以李太后的反复劝阻丝毫不起作用。这种信心甚至传导到了文官的身上，枢密承旨聂文进面对太后告诫其小心保护皇上的时候，也是大言但有自己的判官笔在，就是一百个郭威也可以生擒。
慕容彦超既然夸下了海口，又有刘承佑亲临前线监阵，这天自然早早地出兵列阵。
郭威当然也不是来旅游的，他不主动进攻自有他的考虑，却也不可能望风而散，也不曾怕了慕容彦超，于是同样率军出营，列阵与其对峙。
不过郭威仍然不打算主动攻击，看到有些部下跃跃欲试，郭威甚至专门告诫一番：“我是来清君侧的，可不敢与天子对阵，你们不要主动冲阵啊。”
所谓“不敢与天子对阵”那就是场面话，天子就在对面，不敢对阵就撤了回营嘛。不过阻止部下主动冲阵则是郭威的真心，因为他确实很期待慕容彦超的攻势，他也确信慕容彦超一定会沉不住气。当然，有免费的场面话来站住道德高点兼稳住阵脚，为何不用？
沉不住气的果然是慕容彦超，因为刘承佑就在军阵中盯着呢，昨天又夸下了那么大的海口，今天还打一整天的静坐战争？置天子的信任于何地啊？
不过，慕容彦超匆匆而来，说到底是来不及掌握京城禁军的，除了几十骑亲军，也就指挥下暂时的直属部队了。侯益、张彦超自不必说，资格比他还要老，就是吴虔裕、阎晋卿、袁鳷几个资历也不差，都不见得会服气他，况且这些人心中还不知道打着什么小九九呢。
于是，当两军对峙良久，慕容彦超看到本军的阵脚因为无聊而开始松动，感觉郭威的邺都行营军大略也应如此，终于觉得开始把握住胜机。
让旗牌官将令旗一挥，也不管其他部伍是不是配合了，慕容彦超就率领身边几十骑亲兵及亲领的先锋军向北军发起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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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自然的历史进程（三）
第二十章 自然的历史进程（三）（）
脆败。
当郭威主阵巍然不动，郭崇威、何福进、王彦超、李荣等各率骑兵如同铁钳一般夹击慕容彦超的冲击锋矢，慕容彦超终于知道，无论是驾驭诸将、统兵，还是临阵观察决断、用兵指挥，自己都差得郭威太多太多。
一次对冲下来，慕容彦超这个主将马倒险些被擒，等到周围亲兵将他仓皇抢回，刚才出击的先锋骑兵已经狼狈万分地逃了回来，只在战场上留下了一百多具尸体，而且几乎是南军单方面的。
打赢了前哨战的郭威并未乘胜追击，似乎他是真心在实践“不与天子对阵”的原则，见慕容彦超已经无法重整旗鼓，邺都行营军队居然就此收兵回营，留下少数警戒部队之后，就统统休息去了。
相比北军的军伍严整，这时候的南军已经不成其为一支军队了，南军的营地和列阵的地方，与其说军营和战场，还不如说是菜市场。
整个南军，除了慕容彦超的中军和刘承祐所在的御营，尚有数百亲兵扈从努力保持着秩序，其他部队已经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继续主动进攻，慕容彦超已经实践过了，那是送死；就地转入防守，天知道北军什么时候发动总攻，大家其实找不到作战的任何意义，防守既无意义又无信心，那是等死；转身向背后的东京前进？不等北军来了，慕容彦超打仗不行，执行军法未必不行，这是找死。
纷纷扰扰之中，终于有一部分南军找到了一条明路，十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跑到北军营地前投降，这个方向慕容彦超是不敢去执行军法的。
投降这种事情，唐末五代的军人那是做得多了，或许一开始都还有些矜持，可是一旦有人开头，而且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像瘟疫一样扩散，直到形成一股潮流。
现在就是这样，投降北军的南军士卒从五个十个发展到一队，又从一队发展到一都，直到整个指挥整个指挥的向北投过去。
到了后来，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鳷、刘重进、焦继勋等主将都走马灯一般轮流去觐见郭威。不过，他们多少还顾点脸面，并没有公然率属下投降，只是混杂在乱军当中，潜入北军营地觐见下郭威，输诚献款而已。
郭威也挺有意思，他并不接受这些大将的投降。这仗既然看着已经是打不起来了，那么投降受降当然也就没必要，诸位大可以回营等着，同时约束部下不要乱起来，事情的解决也就是这一两天了，郭威如是说。
而且郭威挺关心刘承祐的安危，因此特别找来宋延渥商议。宋延渥是刘承祐的姐夫啊，那算是近亲，刘承祐应该信得过吧？所以郭威商量着要宋延渥带着牙兵去御营，这南军眼看着要乱成一锅粥啊，得有人保护好天子，然后恭请他到北军营地来，这里够安全。
可惜，南军还真的就彻底乱了，宋延渥看着那副乱象，愣是没敢过去。
于是南军要么打起北军的旗帜，要么溃乱溃散。于是慕容彦超发现自己已经非常危险，当夜便率麾下十几骑亲兵跑回兖州去了。于是刘承祐和他带出来劳军的三个宰相及其他从官一夜间从御营消失，就这么在乱军中暂时性失踪。
等郭威派人四处寻找，再找到的就是刘承祐和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聂文进的尸体了，聂文进是被乱兵所杀，苏逢吉等三人是自杀，而刘承祐一说死于乱兵，一说是被郭允明所弑，当然，这是后话了。
诛杀大臣的另几个主谋，李业脱身之后，奔往陕州投靠兄长保义节度使李洪信，这李洪信哪敢藏着这等要犯，给点金银细软打发李业去投奔晋阳的刘崇，结果半路上就被劫道了，死在了绛州；后匡赞昏了头，跑去兖州投奔慕容彦超，结果被押解回京，成为慕容彦超向郭威服罪道歉的最佳礼物。当然，这也都是后话。
至于受命杀郭威、王峻和王殷全家的刘铢、李洪建，也在郭威入城之后被捕。这两人是留守东京的，刘铢在玄化门用箭雨堵住了一切试图入城者，包括刘承祐与郭威，最终导致刘承祐走投无路而死亡，却堵不住郭威进城的脚步，因为东京城门很多。
刘铢将郭威、王峻两家灭门，手段极为残毒，自然是要被处死的，不过郭威并未一报还一报，只诛首恶，放过了刘铢的家属；李洪建事实上并没有杀王殷全家，而且算得上保护得力，不过既然算在了清君侧的名单中在，自然是要杀的，王殷百般求情也是无用。
邺都行营军队入城之后，王峻在滑州代表郭威答应的“剽掠十天”就需要兑现了。
唐末五代的军队那就是生意人，卖战斗力，卖将帅，卖皇帝，卖国家……只要能来钱那就没什么不能卖的，所以他们打仗都需要额外犒赏。既然前面刘承祐已经把国库彻底用光了，那么允许士卒剽掠攻下的城池，本来就是军头和士兵之间默认的补偿条款，更何况之前已经形成了口头合同？
当然，所谓“剽掠十天”这个天数是可以打折扣的，只要让士兵们过足了剽掠的瘾，却是可以在恰当时候收一收。但是想在士兵们正激情万分地预备剽掠活动的时候堵住？那是万万不能的，郭威所能做的也就是派何福进领兵守住明德门，使皇宫不至于遭殃，自己则回到已经空无一人的私第，以免这里也遭遇兵灾。
剽掠整整持续了一天多，一直到第二天。一方面郭崇威王殷等人反映再不制止东京就将变成空城死城，另一方面大多数士兵的兽性也发作得差不多了，于是郭威发布了一条命令，分派诸将在城内斩了几个违令的，东京的一场浩劫便在十一月二十三晡时结束。其间发生了太多的悲剧，不过也有一些正剧、喜剧和讽刺剧。
剩下的事情就是老套的行政宫廷戏了。
小皇帝刘承祐已经死了，这纯属意外。
郭威和众多将领是激于义愤前来清君侧的，本意就是除掉挟持天子擅杀大臣的几个佞幸，结果奸党走投无路之余居然还弑君，真是罪大恶极啊……
不过现实是刘承祐确实死了，而国不可一日无君，那么就得立嗣君，人选当然就是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刘崇、许州节度使刘信和子侄徐州节度使刘赟、开封府尹刘承勋了。
当然，刘崇和刘信年纪大了，又是刚死的小皇帝刘承祐的叔叔，肯定不合适继位，群臣众将自然属意刘知远的小儿子刘承勋。不过刘承勋虽然被封了开封府尹，却还没有出阁，又是缠绵病榻，李太后都说了小儿子继位是不行的，但是众将不肯信啊。一直到李太后抬出卧病的刘承勋给诸将确认，大家才不得不承认，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刘崇的儿子、被刘知远视如亲子的徐州节度使刘赟。
皇帝缺位，准备继位的那个还远在徐州，需要派太师冯道去接来，这宫中暂时要人做决定啊，那么李太后就暂时临朝听政吧。
朝廷连续两场大乱，前面是群小擅杀大臣，后面是朝廷柱石清君侧，不管怎么样，死的重要官员足够多了。朝廷要想正常运转，那就需要一个个坑里面填上萝卜，至少有些缺之不可的坑里面必须及时填上。于是任前邺都行营监军、宣徽南院使王峻为枢密使，右神武统军袁鳷为宣徽南院使，陈州刺史李谷权判三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护圣军左厢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奉**左厢都指挥使曹威为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就在一切似乎尘埃落定的时候，镇州、邢州驰奏，契丹寇洺州，陷内丘县。十一月二十八，河北诸州纷纷驰报，契丹深入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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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自然的历史进程（四）
第二十一章 自然的历史进程（四）
这契丹军可来得太巧了。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防秋”一说（草原游牧部落没有什么精饲料保持马的体力，游牧生产方式对大自然的简单粗暴利用，让其蓄养的牲畜基本遵循“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循环，所以多半是在秋高马肥的时候才能南下抢劫，而且正好可以抢得中原农民的劳动成果去渡过他们冬瘦春死的坎），契丹军趁着秋季到河北打草谷也是常态了，但是秋冬之交的时候不来，却在邺都行营大军南下清君侧的冬季才来，这配合未免太精确了，消息未免太准了。
若是郭炜现在不是在邺都而是在朝廷的话，并且能够被知会这些急报，那么他就会很明确这是一次迟到的军报。因为郭炜知道，在他所来的那个时空，《辽史世宗本纪》的确记载了契丹的这次南侵——冬十月，自将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大获而还。
嗯，看时间就好了，至于所谓的战果，既然辽史可以把高平之战说成“与汉王会于高平，击周军，败之，仍降其众”，那么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而《新五代史》有一段记载：汉乾祐元年，兀欲率万骑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马嘶为候。其来也，马不嘶鸣，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虏众皆惧，以为凶，虽破内丘，而人马伤死者太半。
而《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契丹之攻内丘也，死伤颇多，又值月食，军中多妖异，契丹主惧，不敢深入，引兵还，遣使请和于汉。
考乾乾祐元年时辽史的记载，耶律兀欲“十一月，驻跸彰武南”，而且其他史书都未记载这次入侵，乾祐年间的月食也未有记载。而乾祐三年恰恰既有契丹入侵和内丘失陷，十一月初一又有日食，十月二十七还有太白犯岁，看来多半是欧阳修等人记错了时间点与日月食等天象。
显然，后汉河北诸州在乾祐三年十一月底上报的紧急军情，实际上是发生在十月。契丹永康王耶律兀欲亲率契丹军进行每年一次的打草谷活动，虽然攻下了内丘并且进行其常态的屠城活动，抢劫有所收获，但是因为后汉军抵抗颇为激烈，契丹军伤亡很大，加上十一月初一的日食（不管是东西方哪里的古人，多以为日食是凶兆），于是就撤军了。
河北诸州这是把十月发生十一月初结束的事情搬到了十一月底来汇报，而且是作为紧急军情，所以契丹军就这么配合地入侵了。
但是这些史书在乾祐三年的十一月底都还没有，既然河北诸州纷纷驰报，朝廷当然要按照程序审议、讨论、决策，于是临朝听政的李太后下令总揽朝政的枢密使郭威率大军北征，朝政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