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黄色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黄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的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打倒。（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联合。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1“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革命的中心任务。
1《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2《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569页。
第四节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1931年1o月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民声》上表《对日作战》一文说：“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乞怜美国。因为国联已破产中国不抵抗日本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我们反对乞怜俄国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只有自救实行抵抗主义积极对日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一条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国联出卖满蒙出卖中国；一条是主战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改造国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也可以消除内战实行全国统一。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青年党在其《我们的主张》中明确提出：第一对日应断绝国交立即宣战。第二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罗隆基就表了题为《沈阳事件》的小册子提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仿照187o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1o月王造时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其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当时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并出版了“反日专号”在当时影响较大。1931年9月26日陶希圣在“反日专号”上表《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一文说：“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又指出：“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此外《社会与教育》上还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谓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等抗日文章。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报》上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来一般人主张抗日与‘剿赤’并重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因循以至今日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又失热河日寇所击冀察又告紧张。对内则驻赣大军屡折主将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并重乎？攘外必先安内乎？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作战虽有目标牺牲需有意义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其意远矣。”1933年1o月2o日章乃器在《申报》上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反对消极抗日主张攘外先于安内。
总之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实现民主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他们面向了历史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
中国的历史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生重大变化之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则坚持“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也偏离了历史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和团结面向了历史展的趋势；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直到1935年下半年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这种状况才生了转变。
第十章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汇流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迅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出现了抗日民主的强劲潮流。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加深抗日任务的更加迫切中国历史经过数年演变之后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路线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要目标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有所改变这样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逐渐汇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叙述中国历史的这种展。
第一节中间集团积极推动团结抗日民主进程自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便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华北事变后他们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立场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另一方面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团结的进程。
《八一宣言》表后国社党脑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表《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敏感地意识到政策的转变赞同并支持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对的政策转变作了评述。认定《八一宣言》是由阶级斗争理论“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
他说：“一个向来主张废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呼吁。到了现在我们不愿带些刺激感情的口调说民族主义已征服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已征服了。但在事实上即此却可作一个极大的证明即证明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对外为民族独立与对内为民主自由。至于阶级斗争与一党专政都是一些治丝益棼的东西。”1这里张东荪十分明确地断定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反对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欢迎政策的转变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政策的转变只是暂时的政策、策略的改变并不是对革命性质、基本革命任务的理论的转变更不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是张东荪没有能够认识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评论》上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的文章它赞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政府“反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提出“攘外”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中国的要问题。它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存亡的转机并不在于采取何种制度实行何种主义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图存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中国境界之内实行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外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攘外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何党何派‘攘外’的主张总是一致的。”1张东荪：《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o期1936年2月7日出版。第二主张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它说：“假如我们认为‘攘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则大家应该能以‘攘外’为中心联合成统一的阵容。”又说国民党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帜之下与其他党派联合。
第三国民党应当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它说：“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并无损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吁说：“总之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保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凡是拥护这个大原则者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其他政见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调整都是以后事都可姑置不论。我们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党各派也是如此。”1如果说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国社党的言论体现了中间集团右翼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么以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救国会的言论更多的是体现中间集团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张。
1935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左翼中间势力关于抗日民主问题的见解。在这一影响很大的纲领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又表明了诚恳的希望和拥护态度。他们在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以后说：“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财力智力物力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同时又说：“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第二在响应《八一宣言》的同时也对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评促使彻底改变“左”倾方针把主要矛头集中到抗日民主上来。他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1亦绳：《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自由评论》第42期1936年9月1日出版。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最近的主张的。”
第三极力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各党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1这些议论集中体现了中间政派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致的；对“左”倾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