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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推进了团结抗日的实现和中国政治的进步。
1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出版。第二节政策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其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修正错误。它曾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一旦认识了以后就会自觉地加以克服和纠正。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陷于危机之中。严重的挫折迫使反省并改变自己的“左”倾政策及方针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了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方针。1935年12月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但明显地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先要打倒的对象统一战线也由“下层的”扩大为“最广泛的”。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议后逐步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主要表现在：（1）由“倒蒋”是抗日的前提转变为联蒋以实现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众（工农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人转变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由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绝对不可分离地进行转变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调整国内阶级关系；（5）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改为民主共和国；（6）由下层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政策和方针的转变是随着形势的展而逐步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牵涉到深层的认识问题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对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窑堡会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可以从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937年1月27日布的《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看出来：第一把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打倒的对象之一并且没有放弃“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文件说：“党的策略路线是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打倒的对象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确的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打倒的对象还有“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显然是还没有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它又说：“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这里一方面说不管什么人、派别、武装队伍、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这表明此时没有完全放弃“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第二仍然坚持“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两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理论观点。文件说：“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这里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汇合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结合。瓦窑堡会议后突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但它却是“两个结合”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没有再强调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加紧反对一切妥协的党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动派这种策略但仍然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以前把主张国防政府的人把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张都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把他们统统打倒现在把他们放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了这是很大的策略改变。但对他们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团结合作的政策。
这些情况表明瓦窑堡会议是改变自己方针政策的开端。对“左”倾错误理论的纠正对方针政策的调整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开始由“抗日反蒋”向联蒋抗日转变。8月25日中央致书国民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表示欢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标志着对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1936年9月1日中央向全党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应民族革命形势的展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无疑是政策上极为重要的转变。9月17日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强调了保障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在对事变进行深入讨论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央确定自己的基本方针是：（1）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年2月1o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实力大大展的基本条件。第三节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1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1《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1《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o日出版。
交方针。
蒋介石为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及其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