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恕吨泄绱逵氤钦蛏睢芬皇椋�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成为中国社会学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8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说，陶氏这本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陶孟和的尴尬人生｜归国后的陶孟和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与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与旧文化对立的新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研究学所工作的人员回忆，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诸种学问，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辈之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访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张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此番评论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具有中西文化根底的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位编辑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此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议论之是非暂且不论，就当时的陶孟和而言，在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一批北大名流，除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北大教授陶孟和也在拜访之列。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加以严惩，但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和37年前的这段因缘，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以警告而作罢。当然，自毛泽东对其警告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开始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敢对当局和现实政治说半个不字了。如此做法，免于像他的师友弟子们一样身受皮肉之苦，尽管最后忧郁而死，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在其整个北大任教和执掌部分权柄的时代，由于陶孟和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对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由此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从这几行文字可以看出，陶孟和在当时还是颇有人缘的。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2）
赴欧洲考察期间，陶孟和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才华超群，便立即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
为时局所迫，向来不太喜欢谈论政治的陶孟和也开始涉足政治，发表言论。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与丁文江相识，是由陶孟和介绍，从此丁成了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周报》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聘请，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弄得灰头土脸，落了个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的结局，但这个行动本身并非毫无功绩可言，至少应当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模仿英国费边社成员的做法，积极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分析，提出见解，促使政府对症下药，达到改良社会，推行科学与民主，改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目的。陶孟和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并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陶孟和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这一根本症结。
1926年2月，一个美国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接受赠款，决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准备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调查部主任。陶接到聘请，极其痛快地辞去北大一切职务，全力投入到调查部的组建之中。很快，一个由研究人员和统计人员共8人组成的社会调查部正式对外挂牌，陶孟和以主任身份统领全局，自此踏上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生命征程。
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特别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董事会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外来捐赠，以图长久生存。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此事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全盘工作的则是中基会干事长。中基会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秘书。自1928年起，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政府更迭，周诒春被当时的董事翁文灏、丁文江、胡适等人整肃掉，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一跃成为董事会董事兼干事长，实际操控了整个中基会的大权。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的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自立山头的甘苦（1）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胡适的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性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曰：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