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编：其他墓葬
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
乙编：青铜
丙编：其他
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
乙编：头骨
花落春仍在（3）
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个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按照这一新的规划，开始了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他的后半生便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史语所人员在安阳殷墟发掘的M1002号大墓形制高去寻参考梁思永遗稿，把西北冈发掘遗物全部从库房中提取出来，一一展开核对、测量，照相，对墓葬的位置、保存情形、盗掘经过、墓葬以前和以后的遗迹、墓坑木室的形制与工程、墓内外残存的殉葬遗物等等，一一检索、整理、加工。如此这般，整个殷墟王陵大墓纲举目张，清晰地展现在面前。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以后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共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仅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令观者为之一震，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百分之八十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远没有计算在内。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重新写就。高在《1001号大墓》辑补后记中说：这本报告编撰的三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器物的整理上，“有时一件器物的找寻，或一件破断器物的接合，势须将西北冈甚至小屯的此类出土物全部清查一遍才能解决；有时一件田野登记号已失或模糊不清的器物，是否1001墓出土，需要翻阅全部《墓葬登记表》、《田野记载表》、附图、发掘日记、照片等等才能确定”。即使这样，还是有不能核对的东西。1958年1月7日，高去寻在给张光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苦楚：“西北冈的报告，文字部分不用说，就是梁先生当年画好了预备出版用的那张墓葬分布图，上有二十一座墓葬漏列了。现在查原记录、图表，费了两个月的工夫，还有四座墓葬不知下落（这四座都是石先生掘的，当时既没画位置图，也没记载）。”石先生是指石璋如。令高去寻颇费力气的原因，除了当年发掘时有部分缺失和遗漏，也与发掘之后万里迁徙有一些关系。做这种枯燥、烦乱的工作，高去寻心情的郁闷与无奈可想而知。10年后的1968年，高去寻再次向已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张光直倾吐苦水：“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张光直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几本“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的精力。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1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⑦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是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这是高氏的自尊和自谦之处，也是对老师梁思永心血的敬重，以及对自己栽培之恩的答谢。对于高去寻耗数十时光所付出的心血，史语所同仁与有关学者皆了然于心。正如张光直所言：“梁先生原稿与辑补稿的排比根本不同，后者大部分是从头写的。凡是亲眼看过高先生从事整理遗物、测量、绘图、照相、查号、查笔记、描写和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这'辑补'的工作，比他自己从头写起还要辛苦。”
对此，李济在1001号大墓发掘报告序言中曾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考古发掘成果，经过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在梁思永去世42年后才得以较为完整地以这种特殊形式出版问世。这一宏大建构的完成，不免令人感慨万千，倘若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花落春仍在（4）
注释
①营造学社是研究古代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创办于1929年，社长朱启黔，社址在北平中山公园内。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学社南迁，经长沙至昆明，1940年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镇。学社下设法式和文献两组，分别进行古建筑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刘敦桢主持，对全国重点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论文与专著，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7卷20期，以及《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单士元著）、《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10种（刘致平编著）、《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等书刊和图录。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由李庄迁回北平，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原学社人员，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并与清华大学合办了中国建筑研究所。学社人员大多数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仅存其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未予恢复。
②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西北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和参加，不仅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田野发掘方法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殷墟又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③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1921始至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年），在中国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有红底黑彩、深红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和其他遗物，在对甘肃、青海等多处地方的调查中，搜集了大量彩陶。这一文化现象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范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至20世纪末，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以河南省和陕西省为最多，两地构成了仰韶文化的中心。
城子崖遗址分布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原属山东省历城县）武原河畔的台地上，是第一处由中国考古学者自己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这片台地名为城子崖，1928年由考古学家吴金鼎首先发现，1930年～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人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的面积达15648平方米，上层为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下层首次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
在龙山文化发现之前，安特生对发现的彩陶进行分期研究，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通过李济、梁思永、尹达、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等人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等等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在清华任教的梁启超给梁思永信中提到的“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即指此事。
④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长子，是梁任公的次子，比梁思成小四岁。思永与福曼只是名义上的姑表亲，没有姻亲血缘关系。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是贵州人，生有思顺、思成（男）、思庄等一男二女；王桂荃，四川人，生有思永（男）、思忠（男）、思达（男）、思懿、思宁、思礼（男）等四男二女。
⑤骝先，朱家骅表字。咏霓为翁文灏。企孙，指叶企孙，叶氏原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时接替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毅侯，指王毅侯，时为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
⑥此信是李济1979年去世十几年后的1992年，其独子李光谟赴台北，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李济遗存大批信件、遗稿、日记和笔记中翻捡出来带回北京后整理发表的。李光谟在信末注：“据信稿。缺签名及日期，但稿纸右上方有发信人用铅笔所注'十二月四日发出'字样；从内容看，寄信年份应为1956年。”
⑦据杜正胜说，《侯家庄》报告系列的第一本，可能是规划整理梁思永遗稿的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大墓总述只有一页文稿，故第1001号大墓的报告序列自第二本编起；第一本没有整理，唯原稿具在，问题也比较单纯；后一部分与高去寻的遗稿一并整理付梓。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1）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
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由南京迁长沙、昆明，最后转入李庄者，除了傅斯年率领的史语所，便是陶孟和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只是这个所无论是整体的学术研究事业，还是世俗中的处世能力，远没有史语所风光与从容。这一切，不能不说与所长陶孟和个人的性格与处世哲学有很大关联。
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时的陶孟和陶孟和，原名陶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7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庭。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后来学堂迁入南开地区，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任该校助教。在南开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随后又产生了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便以官费生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中外地理大全》。1909年，陶孟和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Webb）与萧伯纳（G。B。Shaw）等人共同创立费边社（FabianSociet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影响下，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