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参考提纲。当时刚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安志敏晚年回忆：“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就在这一时期，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几乎每天都有地下文物出土，而专业考古人员十分短缺，难以应付四面开花的新局面。为有效抢救、保护地下文物和古代遗迹、遗址，1952年至1955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号称文物考古学界的“黄埔四期”。梁思永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设置，以及实习选点等等细节问题，都作了认真建议和安排，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来自全国三百四十一位文物干部接受了培训，并很快成为各地区的业务骨干，许多人后来成为文物界著名的大佬。同样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52年成立考古专业，梁思永带病给予支持并参与筹划，为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年后，1952届的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梁思永作为这项事业的开拓者施于自己的恩泽。
梁思永之死（3）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李福曼打电话叫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头脑尚清醒的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吴荔明回忆，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中国考古学界一颗巨星在他五十岁的英年陨落，科学界同仁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许多年后，有人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官僚职位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个整日战战兢兢的刀笔小吏。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却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这道星河中最亮丽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杰弗逊。”……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
花落春仍在（1）
花落春仍在
梁思永去世前，对前来看望的考古所同仁简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最令他牵挂惦念的仍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他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追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婉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重新启动了编撰程序，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高去寻（晓梅）主持此事。高受领任务后，在梁思永原稿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数年，终于完成，并以《侯家庄》为总标题分册出版。
1935年，当25岁的高去寻进入史语所时，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史语所考古组参加安阳发掘的“十大金刚”，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末尾，两个末尾，说明高氏在史语所同仁中属于资历较浅的一位。尽管资历较浅，但高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深得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赏识，也受到同辈学者推崇。高去寻于北大历史系毕业时，被向来以“拔尖主义”为模式的傅斯年当作“尖”拔到史语所。在发掘工地上，高去寻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很快受到梁思永喜爱，遂当作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史语所以傅斯年为首的“海龟”派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一千八百座墓葬中，亲自调查摸索过约三百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和诀窍。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殷墟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这一别竟成永诀。
与高去寻一同随史语所赴台的石璋如在回忆梁思永的文章中，曾提及梁去世的消息传往海外的渠道：“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受梁思永不幸病逝的刺激，史语所所长董作宾决定在台湾完成梁思永未竟的事业，对安阳殷墟发掘的同仁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待。董作宾、李济等人商量后，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董作宾与李济已正式把高氏当作梁思永衣钵传承人加以看待和要求，此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以看得分明。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末完之愿也。”⑥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旧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当时高去寻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末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按：杜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曾颁布命令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台湾可由此俯视大陆。这一做法成为笑柄，广为传播。）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仁呢？”杜的分析自是有其道理，高氏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抗战，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撤往台湾才逐渐稳定下来。傅斯年当年怜其高才，曾为此做过放洋留学的努力，惜傅氏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元任通信过去一年半之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惋惜的那样：“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花落春仍在（2）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工地，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
第一章：墓地之地理位置与环境。
第二章：墓地发现之经过。
第三章：墓地发掘经过。
第四章：西北冈文化堆积之结构与殷代墓葬在堆积层中之位置。
第五章：殷代大墓总述。
第六章：殷代大墓分述。
第七章：殷代小墓总述。
第八章：殷代小墓分述。
第九章：遗物分类（据资料形态）叙述。
铜、金
石、玉、绿松石
骨牙、龟版
贝、蚌
陶
仪仗痕迹
第十章：殷代装饰花纹之分析。
第十一章：人骨遗存。
第十二章：鸟兽骨遗存。
第十三章：后代墓葬之分布与叙述。
表一、殷代小墓分析表
表二、殷墓重叠相叠表
表三、遗物登记表
这份遗稿是1954年由李济亲自点验后交给高去寻的，高在整理后作了准确统计，数据如下：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决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
乙编：大墓
丙编：小墓
丁编：其他墓葬
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
乙编：青铜
丙编：其他
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
乙编：头骨
花落春仍在（3）
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个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