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书房？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真可谓尼姑不知和尚苦（熬），和尚不知尼姑难（为情）也。
陶孟和的独立与割据计划刚一出笼，干事长任鸿隽即视其为叛乱分子，欲以迅速铲除而后快，同时发动几十名董事采取铁桶合围战术，多管齐下，把陶氏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在四面楚歌声中，眼看陶孟和即将被斩于马下，胡适真不愧为胡适，以其在学界的名望和地位，亲自杀入喊声阵阵、欲置陶氏于绝地而后快的疆场。在胡氏奋力搏击、掩护、斡旋下，伤痕累累的陶孟和率部突出重围，终于在1929年7月1日实现了另立山头的“宏愿”……社会调查部摆脱了中基会附庸的尴尬角色，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与任鸿隽正式交锋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处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以示呼应。
自立山头的甘苦（2）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唯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足适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嗦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以胡适的性格，既然是朋友，就要以自己的声名为其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札，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又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党有瓜葛之嫌，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在胡适劝解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曾几次公开声称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出于“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家驹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词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和他那一帮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陶孟和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而言，应该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没有细究的热情与心性。当时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社会调查所独立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热情地邀请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与独立的“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党分子加以阻挠，未果。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如此一来，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暂时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社科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之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自立山头的甘苦（3）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该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发现了穷人的秘密，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宣言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术，辞去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颇为不满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恰在这个时候，中研院上层人士也发生了变动，原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引起蒋介石不满，于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未久，在学政两界声名显赫的丁文江受邀继任。丁氏得知任鸿隽密报，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他这位“丁大哥”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跟陶孟和刚一交涉，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乱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既然大家的脸面已经拉下，就没有重新言欢的可能，不弄个鱼死网破决不罢休。任鸿隽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缴械投降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和中基会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横枪为陶助战，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坐在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同辈好友“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尚以办事干练著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冲出本部突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劝其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只好屈服。同少华山上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等一帮拉杆子造反的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陶孟和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
据可靠的资料透露，丁文江是打着避免给国家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做出收编决定的，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当时不只是李济一人，几乎整个中央研究院所属人员都颇赞成丁文江收编陶孟和这支流散队伍的做法。在他们眼里，陶氏在北方另立山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舒服，必须收入麾下才觉心安。凯歌声中，丁文江与同僚们弹冠相庆的同时，欲一鼓作气将中基会所属的生物调查所拿下，收编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个由中研院领导、秉志主持的动物研究所。这个生物调查所，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中基会第一届干事长、尚志学会会长、著名生物学家范静生草创。范氏去世后，为纪念其功绩，由其胞弟、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捐出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于1928年10月正式成立。为永久纪念范静生，该调查所后来改为静生生物研究所，经费皆由中基会承担，与中基会属于母子关系。因生物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老老实实地依附于中基会这座靠山，没有另立山头的野心，当丁文江率部袭来时，遭到了中基会掌门人与生物调查所将士的共同抵抗。丁文江见无隙可乘，只得收兵回城，中央研究院收编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宏愿无果而终。
山行复悠悠（1）
山行复悠悠
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