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恋爱场合，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人竞争，看起来，中年人尽管有若干显著的弱点，然而胜利常属于中年人，这也是鲁迅所以轻取〃嫦娥〃的快意之举。鲁迅和许景宋的情书，以《两地书》的书名刊行，其中虽有删节之处，大体上，可以使我们看了，不觉得肉麻。鲁迅自言：〃《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三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我们所经历的真相。〃③这话说得很老实。但一个人的情书，都可以公然出
版，而使人读了 ，不觉得肉麻，其人襟怀坦然，可想而知了 。
从鲁迅小说中的分析人性来说，他可以说是烛微窥隐，最能了解人类的灵魂的。
《鲁迅全集》第3卷，第378页。
《鲁迅全集》第7卷；第246页。
同上书，第20页。
但是，我们仔细看看鲁迅对于真的朋友的性格分析，就没有这么真切而确当了。他是说：《狂飚》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而向培良对他的观感究竟如何呢，这倒是有趣的对比。向培良，湖南人。在北京时，他与鲁迅往还很密切。《华盖集》所载的《北京通讯》，便是写给他的，他一直到鲁迅离开北京日止，对于鲁迅都是很推崇的。鲁迅离京前那篇《记谈话》；便是向培良所记的，他在《记谈话》前面有一段引言说：〃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中，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 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北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①这也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景仰与依恋。其后不久，为了他的稿子，引起了《莽原》社的分裂，而他走了知识分子的游离投机的老路，到南京去主编《青春》月刊，反对普罗文学，提倡〃人类的艺术〃，鲁迅才在上海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他有所指斥。鲁迅说：〃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指向）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就是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子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并不箅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叭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予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② （当时向培良曾在南京的一张小报上写了一篇《答鲁迅》，大意是说：叭儿狗的祖先也是狼，如果鲁迅再攻击他的话，他便要露出狼的牙齿来了）
到了鲁迅去世了，向培良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了。他曾在《〈狂飚〉周刊题记》中说：〃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不知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处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此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打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我们拿这
段题记来和徐懋庸最后写给鲁迅的信对照着看，那更觉得有趣。〃知人则哲〃，鲁迅也毕竟是不十分了解人性的呢。
鲁迅在厦门时期，似乎情绪上很消沉；而莽原社的分裂，也给他精神上以很深重的打击。他在一封写给景宋的信中，说：〃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
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 将来什么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
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起一些事，倘连所谓4同仁，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
二条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倒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①他自己已经把底牌翻给知心人看了。
但就鲁迅所分析的《莽原》社那些青年的人品来说，尚锇是他所最讨厌的，结果倒对鲁迅并不怎么坏；而向培良则是在鲁迅印象中，比较好一点的，
其后却一直对鲁迅打击得很厉害。且说，尚锇这位河南的青年，北京大学学生，他曾听鲁迅的教课，先后凡三年。他曾到鲁迅家中去，受过鲁迅的指导的。他说：〃我记得先生说；不拘是创作是翻译或校对，都要十分精细，别无诀门。他的大意是在两个字：忍耐。只有忍耐才能对问题和材料有周详的思考和观察，因技术是需要忍耐才能练习纯熟的，认识是需要忍耐才能锻炼敏锐的；只有忍耐，观察才能由皮肤更深地挖到血肉里边去，也只有忍耐才能使浮在意识中的字句，得到恰到好处的适宜运用，在人物的动作上，在背景和感情的表现上，没有作者深切忍耐的观察，人物自身便会现出二重或多重人格的分裂现象。更厉害的，作者如果缺少了深切忍耐的功夫，不是人物逃出了作者所要把握的范围，便是许多人物因作者的复杂经验而互相对立起来。比辜鸿铭先生到北大来讲皇恩更使人觉着不调和，这就是各个人物自处置的
鲁迅评传
不得当，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与全场无关。这样，一篇作品的
全景，便因一句或一字，而使人感着灭裂，文字虽是小的缺点，但却大有作用。他一面说着，一面在我过去的作品中举实例，使我深深认识了此后创作所应严格注意的方向。〃他对鲁迅的指导，可以说是由衷的敬佩的，而且，鲁迅有时也在物质上予以补助，有一回，他在病后去看鲁迅，鲁迅像医生一样仔细问明
了他的病状和经过之后；便开始给他一个曾经试验有效的药方，由于他的问
价，鲁迅觉察他穷困，便在他告辞时，从抽屉中取出三块钱给他，慎重叮咛着：
你刚好，不能多跑路，坐车子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 。〃这使得他的心立
刻被惊喜和羞赧的感情压搾得不安震颤起来了。毕竟他是对着鲁迅的热忱
指导与诚恳地扶助，十分感动的，所以他后来怀念鲁迅，就说：〃因有着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着空
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麻吸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他自认对鲁迅的误解， 〃至今仍然是〃〃心中一个苦痛伤痕〃，不像高长虹、向培良那样于鲁迅死去以后，继续在〃鞭尸〃的。
鲁迅对青年的看法和态度，并不如一般人所想所说的那么天真的，他也
曾对景宋说过：〃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希望，我觉得突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
面的人们；或者如你所说：4不要认真！，〃〃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他们多是挑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还未遇着真有几个为社会的。〃① 这就记起他和我几次谈到青年问题那几句最深刻的话了 （；这几句话，留到将来有适当的机会再说吧）。
孙伏园的《鲁迅二三事》，有一节专说鲁迅那篇未完成的杰作《杨贵妃》的。他说：〃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鲁迅对于唐代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且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创的见解，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
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他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
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复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所感到遗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是这里。
后来，鲁迅借了到西安讲学的机会，毕竟体味到唐代故都生活了。他体味了以后的实感如何呢？孙氏追述道：〃我们在黄河船上望见灵宝城，濯濯的丘陵上现出一丛绿树。我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宜乎美人出生是这里了？鲁迅静静的望着，没有什么表示。我知道先生的脾气，没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无所感，决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到了西安之后， 我们发现了 一种极平凡的植物，为数实在可观，几乎每个园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极平凡的植物，但是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而且是红色的居多，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我也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说：'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鲁迅静静的望着我，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候，我渐渐有了警觉，担心着《杨贵妃》的计划难免会有根本的变动了。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壩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巳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是我意中，也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照孙氏的说法：〃鲁迅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常说到这一点。从白纸黑字
中所得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从白纸黑字中得来，这个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如果第
二印象的材料来自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那么它的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或者要大大的减低，甚至会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对于鲁迅的失望，我想第一步，或者可以适用这样一个解释。鲁迅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他对我说过，就为的不愿破坏他那从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那么真实的灵宝城等等，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杨贵妃》的完美
呢？其次，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事有所
未尽而至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的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在西安而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可能；那么《杨贵妃》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了。〃孙氏的话，可以给一般奉鲁迅为〃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大师的人以最痛切的批判呢，说起来，鲁迅的作品，还是带着理想主义的念头的。鲁迅陕西之行，在若干随笔杂感中，有着他自己的感慨。我们从孙伏园的《杨贵妃》、《长安道中》，和张辛南的《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等文篇中，可以知道鲁迅当时由北京赴陕西途中及在西安的情形（林辰就曾做了这一工作〉。那年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他们从北京登程，同行的有王桐龄、李济之、夏元琛、孙伏园、胡小石、蒋廷黻等人。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河南陕州，由陕州改乘黄河民船至潼关，计水程百八十里，一共走了足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