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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月，总算熬到了出国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大年的日子。心里那份激动竟和小时候盼过年那样别无二致。为了圆我十几年来盼望回家过大年的梦，爸妈放弃了原来打算外出吃年夜饭的计划。我2月6日晚到上海，就已经是小年夜了。一踏进家门便问妈妈：“大年夜饭吃什么？”妈妈答道：“不用急，明天你自己去菜场慢慢地挑吧。”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带我来到家里附近的一个超市。进去一看，各种各样的菜多得简直令我无从下手。挑了半天，总算选了几种我最喜欢的菜。三十晚上，妈妈为我做了荠菜豆干虾仁馅儿的馄饨、香葱麻油拌海蜇头、清蒸大闸蟹、清炒河虾仁和鲫鱼汤。这些菜比我小时候要精致多了，但我却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好胃口。吃饭之前，爸妈也省去了以前祭祖烧纸钱的仪式了。用妈的话说：“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不用祈求老祖宗的保佑了！”物质已然丰富到了想买什么就有什么，价廉物美，那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感觉，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遗憾，遗憾我再也无缘找回以前过年的感觉了，在中国如此，在北美也一样！
我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小时候所期盼的好日子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那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呢？人应该不断地向前看，去寻求新的内心平衡点，幸福感才会回到身边，不是吗？团圆日
多少次在梦中回到了家，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了多年的家。在阔别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暂时把思进搁下，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了上海的家。爸妈对我由远距离的思念变成了近距离的关注。小到吃饭穿衣，大到出门应酬，我无不在他们的管辖之内。
整个新年期间，我像个木偶一样由他们牵着分批与亲友们在饭店餐厅里相聚。每当他们夸有个“争气”的女儿时，爸妈便打心底里发出舒心的欢笑，岂不知那可苦了我了。那餐厅包房里很多亲友抽烟时散发的烟雾，薰得我睁不开眼；而“美味佳肴”里的味精，也使我食不知味。（这是由于我刚到国外时，为了节省开支，做饭用的很多调味品一概都不买了，其中也包括味精。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习惯。然而由此却对味精形成了过敏，再食用时，就会感到舌头发麻，丝毫品尝不出菜肴的味道。）甚至连大年初三他们派了司机开车接我去杭州看望公爹一家，爸妈都不放心地跟随左右，初五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摆脱束缚”的机会。正月十五是阖家团聚的日子。我对爸妈说：“中午我陪你们吃团圆饭，晚上我要再去杭州公爹家吃团圆饭。我已嫁出去了，不是吗？”妈妈想了想，对爸爸说道：“是呀，女儿现在已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了。”下午，爸妈只能“高高兴兴”地送我到车站，我也“好不得意”地庆幸这出自导自演的好戏。坐在车上，我的心早已飞到了杭州。我想象着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宾馆，充分享受自由吃穿的喜乐。夜深时，我不用顾忌他人，可以开着灯，叫杯咖啡，坐在床头看看书。还可以兴之所至去西湖赏夜色。再不然，我还可以叫个车去看十五的花灯展。我越想越觉得这次“大逃亡”行动实在是妙不可言！我憧憬着，规划者，连时间都跟着我飞快地转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杭州汽车站到了。
正当我快走出车站时，突然公爹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总算等到你了。一接到亲家公的电话，我就立刻赶来接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好让小车再去上海接你呀。”接着他让司机直接开到了杭州娃哈哈大酒店。全家人已全在那儿等我了。面对亲人们的张张笑脸，我意图挣脱“束缚”的勇气一下全泄了。打从钻进那辆小车起，我就知道我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
我不可能住进宾馆，我的行囊又会像上次那样多出几倍，它将装进他们特地从温州老家带来得鱼干、虾干和各种杭州特产；而我的心里更会装进亲人们对我这个离家久远的游子的一片真情。想到此，我内心充满了幸福感，不由得对我那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产生了一丝犯罪感。
在国内期间，我无时无刻地享受着亲情，在接受的同时，我又何以回报呢？那小小的不自由又何妨呢？记得几天前读到一个心理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说一个人最大的快乐即不是金钱，也不是事业，而是亲情。真是如此。爱情的激情犹如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虽迷人，却只有短短的一段；而亲情则像那激流过后的涓涓溪水，长长远远地流淌着，直到汇入江河大海。我这次离家十五年来的第一个团圆日，正像一股溪流慢慢地流进了我的心怀，清澈而甜蜜。还有什么比她更珍贵呢？！
护照的联想
几年前，我换了本护照，它的颜色由浅咖啡色变成了深蓝色。换句话说，我的国籍由中国变成了加拿大。我从来也没有往深里去想这里面的真正变化。生活在北美，我平日吃的是中国菜，说最多的是中国话，倾心聊天儿的是和中国人，最喜欢看的是中文节目，写文章抒发内心情感用的是中文。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然而，事物的本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变化是我回国探亲时才察觉的。
首先，我回中国要去中国领馆签证了。当年换护照是为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省事儿，只要落地签证就行了。可换了护照后，我的出境纪录除了美国之外（思进在美国工作），全是中国，别的国家一个也没有。我和思进把攒下来的假期全部用来回“娘家”了，连去欧洲旅游都舍不得。乡情永远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多么久，乡情总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我们的心。回家，回中国便总是我们的首选。好在中国领馆签证手续简便，就像办一件例行公事，我没太在意。
那年回中国，我与童年好友小莺结伴同行。在经历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当我们晕晕乎乎头重脚轻地踏进中国海关时，竟意想不到地被海关警察阻拦在大门外。理由还是用英文告诉我们的：“You are not Chinese。 Would you please fill these forms in English？”（你们不是中国人，请用英文填写这份表格好吗？）我俩先是一愣，继而面面相觑。我转而想起了我俩在飞机上一起填写表格时的情形。当空姐发下进关登记表时，小莺问我：“你看表格是中英文对照的，我们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我不加思索地对她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用中文啦！”
在北美，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我的心底深处，都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不会像ABC（American Born Chinese）那样为认同感（identity）而苦恼。（即：不知道是归属在美国人那一边儿，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还是随父母们继承中国的传统，做中国人。）
在我们居住的罗斯福岛上，亚裔人面孔寥寥无几，邮局里的员工都认识我，每次去邮局寄个包裹或买邮票，他们总会和我开个玩笑聊个几句。一天在邮局，也就是中国
神舟六号飞上太空后等待回归的日子，我问当值的Bobby我这份快递邮件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他笑道：“It might take three or four days。 But itll be less than your spaceship back to earth。”（大概要三到四天，但会在你们的神舟飞船收回到地面之前寄到。）Bobby可不管我是什么国籍，我的肤色就代表了我的国籍，他认定我是中国人。
此时我们却因为写中文而被“拒绝”入关，这一锤顿时敲醒了我，也震撼了我。我无比悲哀地对小莺说：“看来中国人是做不成了，我们连写中文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都不愿和我们说中国话了。”她默默地看着我，无言以对。我们俩只能乖乖地躲到一边去重新填写进关表格。
什么东西都是在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贵。为图出入境的方便，我无意中丢弃了中国国籍和她悠久的灿烂文化。今后，在官方场合，我将永远不可以使用中文。这对酷爱祖国，酷爱中文的我来说，心灵上所受到的冲击无法形容。这也是我在换“蓝本子”之前，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妈妈听了这个故事后，突然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阵子，然后说：“我还真有点儿想不通，我居然生了个‘外国人’，这多别扭啊！”我的一个亲戚在听到上面的故事后，开玩笑地说我是“叛徒、卖国贼”，“背叛”了祖先，成了“外国人”。我浑身开始不自在起来，好像里外都不是“人”了。在国外人家把我当成中国人，在中国我又成了外国人。我到底是什么人？但转念又一想，我“投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加拿大。在历史上，中加两国从未敌对过。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我还是一国的呢。这顶“叛徒”的帽子并不适合我。“卖国贼”这顶帽子更是太大、太沉了，戴在我这小小的头上更不合适。我不是慈禧太后，有什么能耐卖国呢？
然而，我连中国国籍都“丢”了，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论长道短呢？我之所以写这些，无非是期望中国强大、强大、再强大！！！等哪一天中国人手持护照到哪儿都可以落地签证了，就可避免像我这样，陷入“里外都不是人”的境地。
“两岸”咖啡馆
那天下午和小弟家叠到临西湖不远的商店购买影碟和礼品。在店里，我们按思进发来的一份购买单按图索骥，买了《功夫》、《天下无贼》、《无间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门，一路闲聊中我们又进了一家名为“两岸”的咖啡馆。店面很大，装修得富丽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纽约的高档咖啡馆还贵。因为走累了，我俩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贵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来过杭州。那时西湖周围茶馆居多，记得一壶茶只要十元，可以供两个人喝上几个小时。现在茶馆大都另迁他地，而咖啡馆却多了起来。
坐定后，透过窗外那垂柳的缝隙一直望去，雾茫茫一片。天阴冷得厉害。从大年三十起，一连两个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这中间我来了两次，正好都赶上。最初因这天气而觉得扫兴，到哪儿都有一种寂寥与无奈。不过这会儿坐在这温馨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反觉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别有一番诗意。家叠则完全没有理会到我情绪的转换，一味地和我说谈他目前事业上的瓶颈与将来的打算。
就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和家叠约好的两位好朋友走了进来。一个长得跟跳水明星田亮几乎一模一样，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脸的朝气；另一个叫何烈阳，书生气十足，白皙的皮肤，整齐的穿着，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帅气十足而穿着“嬉皮”，浑身透着桀骜不驯个性的家叠形成鲜明的反差。何烈阳是杭州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总经理，我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管理那好几百人的。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坐到一处，我则退到一边儿当了听众。听他们评价着周围的女孩儿：清纯的、美艳的、独立的、小鸟依人的；听他们谈
房地产投资：住宅的、商业的、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出；听他们谈度假的准备：游香港还是新马泰，玩儿海南还是去云南。他们年轻，热情高涨，敢想敢干；他们都才三十来岁，尚未成家，但却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开上了私家车，每个人都至少自置了一处或两处的房产。
又过了一会儿，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儿打着招呼向我们走来。因为从未见过我，对着我打量了一番。家叠指着我向她们介绍道：“别看了。这是我嫂子，纽约来的。快，叫人！”其中一个立刻前来向我敬了个礼：“你好！大姐！”谈笑中得知她们都是杭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她们所学的正是她们的所爱，梦想着做Calvin Klein；Versace；Giorgio Armani那样的服装设计大师。我们在北美就没有那样幸运。为了生计，我们往往不得已而选修找工方便、薪资相对高的专业。
他们这群年轻人都长在八十年代，和我们生长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几天前在上海家里整理思进过去写的日记，其中的一段顺口溜，将我带回到过去的年代：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活着干，死了算！
学习先进最光荣，
甘当落后最可耻！
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质上不伸手，
做一个人民的老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