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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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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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牌楼 第十三章(9)   
  二哥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上的新华书店店面虽小,但同那书店的经理混熟了以后,可以很便当地根据总店发下去的征订单和报刊上的广告,要求他给订购书刊和唱片,经理总是认真地完成任务并常常亲自将书刊唱片送到二哥住处。结果二哥在那一时期搜集到了不少十分值得珍藏的书刊和唱片,比如《中国近代史图片册》和《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又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第四、第五、第六交响乐唱片,还有奠定二哥后来英语口语基础的“英语900句”灵格风唱片,等等。 
  工厂的礼堂有很好的苏制电影放映机,并且那时凡公开放映的电影每一部都到那礼堂放映过,只不过映期比北京等大地方晚上半个月一个月罢了,许多艺术性很强的苏联电影和东欧电影,因为工厂一般的干部、工人并不怎么欣赏,因而二哥他们少数识货懂行的人便可以非常便当地简直是斜躺在座椅上,把腿搁到前面座席上,怎么样地尽兴欣赏,而且二哥不仅认识放映员,还经常帮助放映,有的爱看的片子,还可以把最喜欢的一本拷贝取出来自己放映着看,你想如果在北京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吗?他记得那时候像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民主德国电影《阴谋与爱情》,匈牙利电影《奇婚记》等等,在北京都是不容易买到票子的,而在二哥他们那个工厂礼堂放映时,上座率只有个五六成;只有像香港电影《垃圾千金》、《绝代佳人》或重映的老片子《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或新片子《斩断魔爪》、《徐秋影案件》,上座率才能达到爆满的程度。 
  二哥后来常常深情地回忆起那个边陲小镇,那座规模不小五脏俱全的工厂,那些难忘的青春岁月,并把他当作一个倾诉这些怀念之情的接收器,使得他后来一想起二哥那些讲述,便仿佛自己也在那地方生活过似的…… 
  ……二哥讲到,有一回车间里死了一位老师傅,说是老师傅,其实也不过五十多岁,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去的;当时那里没有火葬场,所以死后就抬到山上去土葬;二哥说那一天给他留下了终生不会泯灭的印象,倘若有一天他能当电影导演,一定要以那一天为题材拍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他讲到车间里的同伴,还有厂里相好的人们,一行大约二三十个人,自动地组合到一起,轮流抬着那棺材,朝高高的山上爬去……蓝得醉人的天上,飘着大朵的厚实的白云,山上草木葱茏,野花怒放……没有人哭泣,是指老师傅的家属;也没有人故作严肃,或不得体地嬉笑轻薄;整个儿是一种纯朴至极的与周遭大自然乃至深邃无极的宇宙相谐的气氛……老少几辈的当地人中只有二哥一个来自南方的技术员,他们不跟二哥见外,也让二哥轮着去抬棺材一角……当这送葬的队伍行进在开满野百合的斜坡上时,一个工人师傅忽然唱起了歌来,是一种当地流传久远的调式,类似“二人转”又类似朝鲜族民歌,那歌词是歌者自撰的,并且显然流淌自他的内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即兴爆发,他唱道:“你走了啊,走前头了啊;我们还没有走啊,我们还要活啊;我们要好好活啊,不到该走的时候不走啊,到该走的时候不留啊……”那声音在山谷间清朗幽深地回响……没有人对他的突然引吭高歌感到奇怪,没有人发笑或者害臊;他唱着唱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最后连二哥也应合了上去,一队送葬的人就那么淳朴至极地放声高歌着:“你走了啊……我们还要活啊……我们要好好活啊……”天上的白云冉冉地变幻着形状,满坡的野百合在风中摇曳……二哥回忆起那送葬的一幕,常感慨地说:“那是我一生中再没经历过的,我身边全是最朴实最厚道最本分最纯洁的人,我感受到了人性的优美,人际的和谐,领悟到了生和死的终极意义。人在宇宙中的确切位置……我感谢那个小镇,感谢那些不做亏心事每天晚上睡得很踏实的工人师傅……感谢那一次葬礼……” 
  二哥还回忆到,葬礼后人们把死者家属送回家中,然后就群集到镇上一家小酒馆,全是男人,只有酒馆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大家便一边喝酒一边非常自然非常松弛非常坦率地百无禁忌地聊了起来,喝的是最便宜的薯干酒,下酒的菜很简单,其中最昂贵的也无非是猪耳朵和茶叶蛋……二哥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但二哥记得没有人吵骂,没有人斗殴,最后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着,非常高兴地各自回到住处……二哥说喝酒当中也没有人再提到死者,再提到葬礼,再议论到死亡,人们真是非常尽兴地继续过自己那平凡而单调,然而又极为珍贵和实质上非常庄严的生活…… 
  也许,大哥那位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之举,给大哥那固有的人性罩上了某种不可摆脱的投影?他不敢断定。但他却可以确定,类似小镇葬礼那样的经历,给二哥那固有的人性增添了某种强有力的催化剂,使得后来的人生途程上,二哥不像大哥那样狂躁,也不像小哥那样阴柔。同父同母的亲手足,他们的人性和禀赋是可以有着巨大差异的啊!可惜不能对当年邻居甘木匠的那九个子女进行追踪考察,想来那之间的种种相异乃至于强烈反差,会更加引动我们对生命存在的惊奇与探究吧?   
  四牌楼 第十三章(10)   
  9 
  父母希望子女中至少有一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即使如大哥那样已是解放军的军官,却也总无那样的喜讯传来。紧跟着父母便希望头三个儿子——都已20多岁,大哥且已年近30——能够找到对象,结婚成家。眼看着干女儿鞠琴、外甥女田月明都结婚了,同院比如钟先生那个瘦干巴的女儿和那个戴着如瓶子底般的厚近视镜的儿子也结婚了,可自己家呢?不仅人家问到儿女中可有党员时脸上无光,人家问到抱孙子否时更是尴尬。 
  他记得父母为此同小哥发生过冲突。有一天小哥从大学里回来——那时他已快毕业——母亲便问他究竟有没有女朋友,说实在自己交不上便请人介绍好了,话没说完,小哥便粗暴地打断她说:“烦死了,烦死了,我的事你们别管!什么请人介绍,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我一回家你们就打电话把锡梅叫来,还不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好起来……你以为亲上加亲,会有个孝顺婆婆的媳妇,像薛宝钗似的!打的什么算盘!把话说死了吧!我就是一辈子单身,也不可能跟沈锡梅好!……”这话大大地伤了母亲的心,母亲便说:“你什么话!我图个什么!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操心,我做母亲的能不想想吗?锡梅长相是差一点儿,可心眼儿好,很踏实,她那个单位里上上下下,谁都说她好话,你不喜欢她也就算了,怎么能臭她?过日子又不是看小说演戏,哪里去真找个薛宝钗来?……”小哥在家门外头是以温柔驯良著称的,回到家里有时候犯起浑来那可是恶声恶气、不管不顾,他见母亲生了气不但不知趣回避,反而迎上去夹枪带棒地说:“哪个说沈锡梅长得丑了?什么叫‘不是看小说唱戏’?我爱唱戏怎么了?招谁惹谁了?大哥二哥不在眼前,光拿我出气!抱不上孙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你生气也犯不上先找着我,先找大哥二哥他们去!我就知道你事事向着他们,护着他们,他们介绍些同事朋友来,又留饭又留宿,不知道该怎么捧着才好,我不过带几个唱戏的朋友来白唱一会儿戏,喝几杯茶,看你们那嘴脸,就好像占了家里多大便宜似的!……” 
  小哥这话就把父亲也牵进去了,父亲在里屋早听着不对,便踱出来责备他说:“平儿你莫要乱讲,你妈和我什么时候又嫌过你那些唱戏的朋友!只是我们也真不明白,难道你那唱戏的朋友里就没有你看得上的女性?又难道那些女戏友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你有意?你们台上唱了那么多风月戏文,台下总该有些假戏真做的事情才对……”谁知母亲一听这话反帮小哥解释起来:“怎么没有?那唱小生的何康和唱须生的范玉娥就是一对嘛,听说詹德娟跟程雄也很接近,只是我们盈平脸皮儿薄,他纵然喜欢上了哪一个,又恐怕不能大着胆子去追!”父母本都是好意,小哥却大为暴躁起来,把手里一只茶杯往桌子上一摔,简直是喊叫起来:“乱点什么鸳鸯谱?!人家詹德娟学校外头有对象!一毕业就嫁过去!我怎见得就脸皮儿薄?我的事你们谁也不要管!找不找对象是我个人的事!一辈子单身也是我个人的事!你们以后少跟我提这些个事!”喊完便往另外一间屋一钻,父母只能面面相觑,各自叹出一口气来。 
  父母原来估计二哥能率先结婚成家,因为二哥一表人才,又从技术员升成了“合理化建议工程师”(当时的一种技术称谓),性格又温厚,当地一定有年龄相当的女子追求他,从二哥一贯的来信和出差时的讲述,又知道二哥对那地方对那工厂对自己的工作都相当满意——或者说相当地适应,只要二哥下决心挑选一个追求者,在那里落户,父母抱上孙子是绝无问题的。但二哥竟也迟迟不报婚喜。不错,确有当地女子追求二哥,大胆的亲自出马,羞怯些的便通过父兄出面,而且其中一个叫万月花的女子也一度让二哥动过情,但二哥终究还是下不了同那样的当地女子结婚的决心。不错,那样的女子健康、淳朴,有许多可爱之处,比如那万月花,壮硕的身材,红扑扑的脸蛋,一双细长的单眼皮眼睛里总含着笑意,能蒸出又白又大又暄又结实的馒头,能腌出又咸又甜又酸又辣的泡菜,手脚都勤快,说话也利索,笑起来声音不似银铃倒像小锣……她把二哥的脏衬衫偷去洗完晒干,还会给那脱了浆的衣领重新上浆熨挺,知道二哥喜欢江边的野节荻野蒲草,便大把大把地摘下来给二哥送去……万月花的父亲是厂里的老师傅,母亲是厂里宿舍区的家属委员会积极分子,两个弟弟膀大腰圆,说如果姐姐结婚,不用再找人帮忙,他们两个便能在一个月里打出全套的新家具——只要你画得出样子,他们就一定打得出来,而且保证不走样! 
  二哥一定认真地考虑过万月花,因为他记得父母接到过二哥寄去的万月花照片,他也有印象,从照片上看那是一个明显大气的东北女工,记得小哥看过那照片后私下里跟他讥笑过:“一定是个喜欢听评剧的!二哥今后恐怕总得陪她去剧场看《小借年》和《马寡妇开店》了!”他知道二哥虽然爱好广泛,却实在并无听评剧的爱好。小哥又模拟出一种痴憨的声音说:“那不是去列宁的吗?”这句话有一个只存在于兄弟间的典故,有一回二哥出差到北京,在家中小住,三兄弟一起聊天,二哥说起他们那个地方的一般人不懂得电影是怎么拍成的,更不熟知银幕上的那些演员,尤其是苏联电影里的那些个译名念起来很拗口的演员,又常常分不清匈牙利和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电影,甚至连那些个国家本身也分不清,因而他们工厂礼堂放映电影时,就常有观众主观地固执地把比如说一部捷克电影中扮演工程师的一个演员,非认作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扮演列宁的那个演员,二哥举到这个例子时便模拟那声音说:“那不是去(‘去’就是扮演的意思)列宁的吗?”小哥和他听了,便笑,后来大家一说及某些人对艺术的无知,便拿出这句话来,当作一个典故,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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