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屋几次传来父亲蔼然的劝阻声：“老大，平儿，该歇了，明天再摆龙门阵嘛！”但大哥和小哥总是闻声停歇一阵，没多久却又开始对话……他躺在大哥身边，很为自己真有这样一个值得自豪的大哥而惊奇，他甚至怀疑那并不是一个实体，因而他几次故意把自己瘦小的胳膊撂到大哥壮实的胸膛上，大哥便把他的胳膊一次又一次地轻轻拿开，并转身对他说：“兄弟，莫这样，太热！”
……但是他记得大哥和小哥之间这样的一段对话，当时他消化不了，只是觉得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并且听到最后无端地感到有些恐怖，就仿佛听了闹鬼的故事一样：
小哥：……你都立了功了，怎么硬是还不入党呢？
大哥：说到底还不是个家庭出身的问题……爸爸这情形你说该怎么算呢？要往好处说，那他是新中国中央机构的革命干部，行政十一级，比我们师长级别还高！……要往坏处说呢，他解放前是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那海关又是帝国主义把持的机构，所以人家就是骂一声“洋奴”，你也没有办法哟……
四牌楼 第十三章（7）
小哥：是呀！我就不大敢把家里的照相簿拿给同学看，爸爸二十几岁就西装革履，打台球，喝洋酒，特别是那些藏着镶金丝边的大壳儿帽、穿着猛看上去像军服一样的肩上有肩章、袖口上有袖标的海关制服的照片……
大哥：嘘！小声点儿！……是呀，我们团政委就跟我这么说：蒋盈农，你父亲历史复杂呀！我就问：我要跟他划清界限吗？他沉吟着，不马上回答，好久，才说：你父亲要是入党了，问题就明朗了……现在么，只好算作旧职员，或者算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那你就还要注意跟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啊！……
小哥：爸爸也不是政治上不要求上进，他经常读《毛泽东选集》，除了《人民日报》，还订了《学习》杂志，凡是那上头重要的文章他都读得很认真……可是他讲，他们人事处的处长，一个像方伯母那么个资格的老革命，他们机关领导的爱人，好像又兼着党总支的组织委员，也已经跟他谈过话，那意思是鼓励他积极争取入党，可爸爸非跟人家说，他觉得自己实在差得太远了，实在没有资格，他愿意兢兢业业地在党领导下工作，永远向共产党员学习……
大哥：我还不知道这些个事，你看他多糊涂！你知道党组织一般是绝对不会动员哪个人入党的！这不是明摆着的机会吗？他居然那么说？啧啧啧……你要知道，他那样不仅把自己入党的路堵死了，也就连带着把我们入党的路堵死了啊！唉！原来还真不知道！……
小哥：爸爸说他要向共产党员学习，其实他对有的共产党员，比如说这个院的那位钟先生，那样的党员，心里头一百个看不起……那钟先生的假正经做派，就连对门的甘木匠也看不上，天知道怎么他能入党！可是真跟你讲的一样，只不过那道理反了过来：钟先生一个人走通了入党的路，他的儿子女儿紧跟着就也都入了党……
大哥：是呀，那样他的政治面目就清楚了呀，他儿女的出身就净化了呀，就都算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了呀……
小哥：钟先生政治面目清楚？！天知道他肚皮里头装着些什么政治！你知道他原来在上海海关做内班的，论旧职员他旧得比我们爸爸要厉害得多！听爸爸说临到解放前夕他还在那上海海关里头跟另外几个人争夺副税务司的座席，拼命拍税务司的马屁，还用金条行贿，丑闻很多，谁知上海一解放，他摇身一变，军代表一进驻，他马上递上揭发税务司的材料，还穿上一身不知从哪儿匆忙找来的中山装，亲自带领军代表和接收小组去查抄税务司的秘密金库——那地点据说除了税务司本人外只有他一个人知晓，后来斗争税务司的全关大会上，他还表示自己义愤填膺，冲上去打了税务司一记耳光！……
大哥：这就叫关键时刻的关键表现啊！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唯有这样才能换取党组织信任啊！你知道跟我一起参军的有个邹志彪，他父亲是个地主，他本人又曾参加过三青团，这样的人投入了解放军，尽管表现得很好，和我一样也立过功，组织上也不是完全不信任，可要入党那真跟骆驼穿过针眼一般难啊！你知道他后来怎么让组织上和我们大家服了吗？——部队开进他们那个村，协助推动土地改革，他就亲自冲进自己家，二话不说，踢倒他那父亲，捆绑起来，揪着后脖领子，就那么揪着他父亲，让他父亲下半身挨在地上，拖着他父亲，一直拖过整个村子，拖到斗争会现场，让全村老少亲眼看见……斗争完了他又亲自把他父亲拖到大树底下，亲自开枪毙了那下半身已经拖烂、满脸惊恐的臭地主……他后来当然就入党了，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呢？！
小哥：哎呀！大义灭亲，也不一定要这么个灭法啊……他可以赞成斗争，赞成枪毙，但至少枪毙的事让别个去干不好吗？……
大哥：他妈的让别个去干，众人怎么能清楚你的立场、态度？就是要自己亲手动手，一点也不手软，踢倒拖起就走，捆起拉过去就毙，才利利索索地解决了政治立场问题，划清界限问题，阶级感情问题，斗争意志问题……省去了多少 唆唆的翻来覆去的考验！
小哥：哎呀，我还是觉得太那个了……
大哥：哪个？我看你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那个时候的他不懂。现在的他呢？也仍然不懂。不过现在他相信人性中有一种可以称为温情的东西。也许不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有，他自己知道他有，而且那似乎既非社会所赋予，也不一定是血缘继承物，至少就他个人而言，他隐约感到那是与生俱来的，也许那东西很不好，在后来的生活中，也确实显示出那并非是一种适宜之物。但是没有办法，人的命运，就被那与生俱来的东西宰制着，后来他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绝对不想同那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相抵牾，他拼命去理解，去紧跟。他努力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最终服膺于那理论的自我圆满性，他并且努力理解那一条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但他终于还是不能忍受种种残暴武斗和人身侮辱的场面，任凭被揪出来的那个地富反坏右或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罪状如何确凿，台上主持批斗的人对批斗对象一打一踢一揪头发一给“坐喷气式”，一给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一让他们敲着簸箕自己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或唱着所谓的“鬼嚎歌”“请罪”。他虽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但他心里总有一种不忍，他总暗暗地想可不可以不打不踢不侮辱不折磨而是正式地审判甚至实在罪大恶极就实行只有行刑队在场的枪决……那便是他灵魂中只能拼命抑制蜷缩而绝不能消失泯灭的温情。“文革”结束后，有人跟他讲，也有人写出文章，说那时候面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暴行为，因为心中也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是认同的，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麻木的，又或是受蒙蔽而不清醒的，然后他却从第一次遭遇那样的情况起，就本能地清醒地当然也只能是战栗地默默地加以排拒，他曾久久地为自己心中的这种清醒的痛楚而产生出一种犯罪感，有一种害怕被人识破和抓获的恐惧，而当“文革”结束以后，并且揭露和控诉十年浩劫不再存有危险甚而成为一种时髦时，他却又有一种羞涩感，一种害怕说出来被人讥讽为标榜自我正确的顾虑，其实他并不以为他那人性中的反残忍的温情一定是好的或正确的，那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而已，一种无法与他的生命本体剥离开的东西……
四牌楼 第十三章（8）
那个夜晚，听到他大哥讲到那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事迹，他的人性中的那种东西便有一种天然的排拒和恐惧，并且从那一晚起他觉得他就一下子了解了他的大哥，只是那时候他还小，他还不能用清晰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述那种理解……
那个夜晚终于过去，大哥的三天休假终于结束，一周以后，大哥带领他手下的十个战士开着十辆大卡车，他和他那勤务兵坐在第一辆上，他亲掌方向盘，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北京城……他们按上级命令是在深夜穿过北京城向南进发，大哥征得上级同意安排车队在那个深夜穿过了他家所住的胡同，父亲母亲和他按大哥电话通知的时间站在院门口等候着车队的到来（小哥回北大了没有参与），预定的时间过去了一刻钟，胡同里仍然静悄悄的，月光如水，只有蝙蝠在空中无声地飞动，父亲不禁一再地伸腕看他那只欧米茄牌的瑞士夜光表……终于听到了一种隐雷般的声音，渐渐从胡同那头持续地强烈起来，然后出现了汽车前灯照出的一片雪亮的光芒，啊，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各辆间保持等距地开了过来，而第一辆开到父母和他等候的地方便稳稳地停住了，只有大哥一个人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记得大哥同父亲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父亲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大哥拥抱了母亲以后又亲吻了母亲的额头，母亲的泪水流成了两条平行线，后来大哥又把他揽到怀里，他很羞怯，他闻到大哥身上有一种军服和烟草的特殊味道……后来大哥就又跳回车上，关拢车门，然后就把车开走了，一辆，两辆……父亲母亲和他就在那院门前看那车队终于又开出了胡同的另一头，最后一辆卡车的尾灯发出的红光倏地拐出消失……
8
二哥和阿姐在遥远的东北，未能享受到同大哥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但他们都接到了家里和大哥写去的讲述这次欢聚的长信，他们也都给家里和大哥写去了为此感到高兴的长信。当然，他们的回信中都有很大的篇幅是讲述他们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种种情况。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最爱看二哥的来信，二哥的来信总是笔迹潇洒清晰，而且带有相当的文学气息。阿姐的来信那笔迹活像“火柴棒棒搭成”（小哥的形容），行文很像是在写一份实习报告，凡提及数量、长度、轻重、厚薄一类概念时总要写下具体数据并往往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二位，因此也自有其特色。
二哥从乐山技术学校毕业后，学校升格为大学性质，他又继续上了两年专科，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中朝边境的一个小镇的一家大工厂当技术员。那镇子虽小而那家工厂却相当地大，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厂房设备及附属设施如职工宿舍礼堂商店澡堂等等都具备相当水平，那原是日本人搞起的一座工厂，日本人在那里设厂除了图就地取材方便以外，还为的是叫以立即通过朝鲜把产品运回日本本土。因而铁路一直从干线上通到那个小镇。当然二哥到那工厂时工厂已属于中国自己，产品的运输方向也全然后转。二哥后来向他描述过，别看那小镇的火车站是个“死头”，但每当客车启动时，月台上的铁路职工都必然立正，一脸严肃地目送火车缓缓开出车站，令人感受到一种东北产业工人身上焕发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风纪。
二哥在那个东北小镇的工厂里一度工作、生活得很好。他也经常有机会出差北京。工厂里一度去了若干位苏联专家，因而地方虽然偏僻却并无闭塞之感。后来二哥给他讲到过许多有关那地方的情况，使他也觉得那地方除了冬季户外的严寒令人生畏而外，其实优点相当不少。
比如，二哥就讲到那里对年轻的技术员也相当地照顾，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二哥把自己那间宿舍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安乐窝，拍出照片寄回北京家中，令父母和小哥还有他看了都不禁吃惊——那真比北京的这个家还要设备齐全，并且洋溢着文艺气息。二哥住的是日本式带拉门的房间，房间里靠墙全是书架，书架上全是书，间或点缀着一些工艺品，房间当中铺着两块很大的草编席，席子边上有一组C形的矮沙发，沙发边一只陶罐里插着江边采来的大把芦花，雅致之极。另外又有一台上海产的收音机和一台苏联产的留声机。此外还有矮长的小柜，柜上是漂亮的热水瓶、饼干桶、奶粉罐、茶叶筒、成套茶具，柜下玻璃拉门里是酒和成套玻璃酒杯，还有一些碗碟杯盘……至于衣服和被褥，不用时都放在壁橱之中，晚上睡觉，从壁橱中取出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