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失去所有的东西。
“您别担心，”维塔利安说，“我不会说出去的，每个人都有权保有自己的秘密。”
“但这却让我很焦虑。”
他站起来，站到我身边，深褐色的眼睛盯着我。
“爱德华·赫利，我一听说你的事，就想我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你注意我。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留意我这样的人的，但现在我手里有你的秘密，你就不得不看着我。”
“您？”我警惕地后退一步，“我不想让人注意我，更不想注意别人。”
“我是艺术家。古往今来，多少艺术家都描写过不老不死的形象，但我今天却真的见到了。”
“您见到的是一个痛苦的活死人。”
“我了解您的痛苦……”
“您不了解！”我粗暴地打断他。这世上不会有人能感受到我的痛苦。他们所谓的痛苦抵不上我最小的痛苦的十分之一，他们的泪水也抵不上我流过的最小滴泪水中的一滴。
“我了解！”他也强硬地回击我，“您不关心生命，因为您不会死，认为生命理所当然。可我们这些人不一样。”
维塔利安拉住我的手，让我看窗外的街道。那时正是上午最繁华的时间，街上聚满了人，有的步行，有的开车。他们坐在喷水池旁，坐在咖啡馆的凉棚下，快快乐乐地交谈，注视着过往行人。
“您瞧，那孩子，那少女，那个年轻人。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既富有又年轻；看那儿，那有个乞丐，他很穷，一无所有，但即使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也是他自己的。而您，赫利伯爵，您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但你们将很快死去，蛆虫会噬咬你们的身体，而我不会；你们总是着眼于一个狭窄的未来，总是为生活琐事忙碌，而我不会！”
“是的。但我们会爱，会生活！”
维塔利安昂着头，带着那样一份自豪看着我。
我知道我输了。
我爱，但当我所爱的人全部化为尘埃后，我怎么能与他们有感情上的联系；我生活，但当生活就是和以前一模一样的一分钟，一小时，一百年，那还是什么生活。
我一动不动地靠着窗台，看着外面的人群。天空在我头上掠过，土地在我脚下跳动。我如果永不停歇地走下去，会怎么样？
维塔利安从身后搂住我，说：
“对您而言这个世界太小了，如果我有您这样的好运，就会抓住它。您应该有另一种生活。”
我颤抖了一下。
“已经太晚了。”我说。
去改变世界吗？那曾经是我年轻时的梦想，但世界不需要我。
“对您来说还不晚。”
背上一阵压力，维塔利安收紧他放在我腰间的手臂。一个吻轻轻擦过我的耳廓。但这个吻与以往那成百上千个吻一样，已不再具有火一般的热情，那些温柔或者痛苦都早已成了往事。
卢浮宫博物馆。曾经是亨利三世的卢浮宫。
我和维塔利安坐在当年亨利三世曾经住过的房间，望着面前几幅古典油画。这个房间里除了天花板上的绘画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和当年我在这里一样。
豪华的大床，精雕细刻的靠椅，全都没了，连我们坐的椅子也都是现代派低矮和直线条的风格。
“大概除了我，再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亨利三世曾住在这里吧。”
“人民不喜欢他，何况之后又是亨利四世那样的好国王。我想，他们在开辟博物馆时应该把原来的东西都搬走了。”
“有可能，不过也可能是之后的几位国王干的。他们总是看上哪间房子就住下来。亨利住之前，这儿还是查理九世的武器收藏室呢。”
“你还是很喜欢他吗？那个亨利？”维塔利安看着我。
“我爱过他。”
他沉默了一会，突然说：“奥莉娅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她很生气吗？”
“她很伤心。”
我叹了口气。我给这个女人带来了很多伤害。我本想给她带来爱，带来幸福，但我的命运和她的命运是两条相交的直线，只有一个紧密的触点，之后便渐行渐远。
“如果奥莉娅想离婚的话，我会同意的。”
“她不会，”维塔利安摇摇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她不会提出离婚的，我想她可能还爱你。”
“就像我爱亨利？”
“大概是吧。你们爱的是过去。”
我偏过头，看着他微笑的表情，“你不该爱上我。”
“谁说的？我没爱你，”他说，“我只是很好奇，想知道和一个五百岁的人交往是什么滋味？和他接吻呢，做爱呢？又是什么味道？”
“坟墓的味道。”我故意说。
“不，让我恭维你吧。你的技巧好极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可稀奇的，毕竟你比我们要多上十几倍的实践机会。”
我大笑起来。
由於我的原因，还有我和维塔利安关系的原因，奥莉娅和我长期分居。我不去过问她的生活，只除了一样──我的儿子瑞诺。他像正常的孩子一样长大，大概他也只是个普通人。
我决定在他十八岁来临之际将我的秘密告诉他。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1938年，我见到了一直和奥莉娅生活，两年未与我见面的瑞诺。他年轻，漂亮，快乐，浑身充满了生命力，因为在十八岁的年龄，生命就是爱。
瑞诺小时候头发的颜色是金黄色，现在已变成了褐色，盖在饱满的额头上。他的黑眼睛又大又亮，像他母亲。
瑞诺也许清楚我为什麽在他成人这天把他叫到身边──他很聪明，即使奥莉娅没告诉他，他也应该注意到他父亲的特殊之处──显得有些紧张。
我让他坐在身边。“瑞诺，你今天是成年人了，有些事情，我不应该再瞒著你……”
“等一等。对不起，我的父亲。我这几天很忙，要和朋友们排练一出戏剧，我们改天再谈好吗？”
“不行。”
我严肃地说。他只得乖乖坐回去。
“瑞诺，别问我，别打断我。你只要听著我说的，听完。”
这大概是第二次，我把一生的经历讲给别人听。瑞诺仿佛在听一部传奇小说，眼睛睁得大大的，随著我命运的起伏，他的表情也会变得快乐或痛苦。当我讲完时，他不禁喊了出来：
“哦！天啊！你多麽幸运啊！”
我皱起眉头，带著责备的口吻说，“为什麽你们都觉得长生是一种幸运？难道看不到我所受的无穷无尽的折磨吗？”
“可是！你多年轻啊！”他那惊奇的眼神，好像在猜人生的谜，又好像希望一页页揭开宇宙的神秘，“我会和你一样吗？”
“似乎不行。你是普通人。”
“啊，真可惜！”瑞诺懊恼地喊，“我要是和你一样有多好，有了那样的生命，我不怕死，我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为法国做许多事情。”
“为什麽是法国？这个世界是这麽辽阔。”
“我生长在这，只有法国才是我的祖国。”
我凝视著他。多少年前，我也会说：只有英格兰才是我的祖国。他只能以他这颗会死的心来度量国家。我没有权利去阻止他去履行自己的命运，对此我无能为力。
“好吧，孩子，”我握住他的手，“你是个健康的青年，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理想，也许只有在实现理想的途中，你的聪明才智才有意义。我不阻拦你。”
“谢谢你，父亲……但是，我并不是要离开你。正相反，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要知道……母亲还是爱你的。”
“她只爱过去的我。”
“我知道，我并不觉得你现在和过去有什麽差别，但是……”
“你爱过女孩子吗？”我打断他。
瑞诺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等你自己恋爱的时候，就会理解她了。”
那时的欧洲笼罩在一片战争阴云之下。德国在吞并奥地利後不久，又把矛头直指捷克斯洛伐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数不少的人大肆叫嚣战争，鼓吹对德复仇；而当又一次大战威胁日益逼近的时候，法国绝大多数国民都受到了和平主义的影响，一厢情愿地想从德国人那里乞求和平。但不能一味地怪罪他们，战争才结束20年，这时间只够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灾难还深深地烙在人心上。
总理达拉弟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盟国。而法国人民不仅不耻笑他，反而对他夹道欢迎，称颂他‘拯救’了和平。是啊，背弃盟友的政策却得到了社会支持，法国人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吓怕了。
但是，他们并未真正反思过，也没有吸取教训，当面临的敌人是侵略成性并且一心要毁灭、奴役你时，为了生存，一场战争是必要的。
第二年（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被迫应战。
开始时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认为德国的目标在东方，法兰西不会受到攻击。躲在壁垒後面的人总会相信和平。
但我清楚，那些恪守和平主义，期待和平随时掉在眼前的人是在为自己掘坟墓。我变卖掉在巴黎的产业，带著奥莉娅，瑞诺和维塔利安迁居到了英国伦敦。
又过了一年，德国在西线发起全面进攻，法军节节败退，法国岌岌可危。人们惊惶失措。我们在伦敦每天都从电台听到一条接一条最糟糕的消息：政府撤离巴黎，意大利向法国宣战。
巴黎市民不顾一切向南方逃亡，整个法国变成了漂泊的巨大营地。人们失去了平衡和赖以生存的支柱，过著颠沛流离的生活。逃难中的人们最容易产生对和平无条件的渴求，他们希望停战，就像会希望稳稳当当喝杯水的心情一样。
刚刚一个多月，法国停战投降。就在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签署法德停战协定的小车站雷通德的同一个车厢里，法国人投降了，德国人狠狠地在法国人脸上掴了一巴掌。
在伦敦的法国人几乎都要疯了。瑞诺立刻从家里冲到他在伦敦的朋友聚会的地方，年轻人总是这麽冲动。维塔利安是个温和派，他和我守在家中等待消息。
晚饭时，四个人少有地凑在了一起。一般来说，我要麽陪奥莉娅和瑞诺吃饭，要麽单独和维塔利安吃饭，但今天因为海峡对面发生的重大变故，我们不得不围在一个餐桌旁。
四个人中有三个年轻人──或者说看上去去年轻的男性：瑞诺，维塔利安和我。而唯一的女性奥莉娅却已经又老又臃肿。这让她无法忍受，也让我十分痛苦。
“母亲，”瑞诺先开口，“我今天参加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
奥莉娅的身体整个僵住了。
“你参军了？！”
“是的……”
“不行！”她站了起来，“我不允许你去送死！”
“这不是送死，母亲。我是在为祖国战斗。”
“你会死在战场上！我不允许！绝不！”她喊著。
“奥莉娅，”我拉住她，“瑞诺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让他自己作出选择。”
“住嘴！你这个不会死的怪物！”她冲著我说，“你现在又要把灾难带给我的儿子了！”
“母亲，参加军队是我自愿的，是我的理想，请你理解我。”
“你让我理解你，可以你又曾理解过我吗？我、一个母亲。”
她扯掉餐巾，奔出了房间。
瑞诺看著我，不知如何是好。维塔利安推了推他，说：“去看看她，作为一个母亲，这种反应很正常，也许你觉得她狭隘，但是作为儿子，你要尊敬她。去吧，去劝劝她。”
瑞诺走後，维塔利安问我：“你真的放心让瑞诺去参军吗？他跟你不一样，很可能会死在战场上。”
“我是一个父亲，更想作一个好父亲。我没有权利干涉他的人生，以前他一直生活在我的阴影里面，但现在他走出来了，瑞诺生来就是要作行星的。”
维塔利安笑了，看著窗外夜空中的火星和土星。
“那我们是什麽呢？”他突然问。
“我们？既然有那麽多人争著要做行星，我们就安心地做一颗尽职尽责的卫星吧。”
瑞诺在参加了自由法国後一向非常积极，一有集会和训练活动就肯定不在家。我是战前巴黎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在伦敦仍要承担一些联系的工作。因此当伦敦遭受德军的轰炸时，只有维塔利安能经常照顾奥莉娅。炮火不时将我们阻隔在伦敦不同的地点，但这反而让我们更加团结。
这年的冬天便这麽过去了。当春天在炮火的摧残下倔强地来临时，瑞诺接到了去法国的任务。
“你是要去做间谍吗？”我问他。
“我会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身份回到巴黎，与当地的抵抗组织一起工作，建立一条内地的反抗战线。”
我温柔地看著他，说：“会很危险。”
“没关系，我不怕。”
“你母亲会很担心。”
瑞诺的目光黯淡了一下。
“我知道，可是──”他抬起头，“我已选择了为祖国而战。你当年不是也选择为理查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