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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参加了另一个连队，在坎登城由于被一个老年寡妇的栽着羊齿植物的花盆打在脑袋上，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
因为我是比尔·梅多斯的警察追捕队的成员，所以朱莉娅知道我回到了英国。她打电话来说她母亲迫切想见我。
“你会看到她病得很重了。”她说。
和平后的第一天上午，我就去了马奇梅因公馆。当我到达的时候，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在大厅从我身边走过，他正要离开；他把一方大花手帕捂住脸，盲目地摸索着他的帽子和手杖；他在流泪。
我被带进图书室，不到一分钟，朱莉娅就来到我面前。她带着新奇的文雅而严肃的神情和我握了握手，在这间阴暗的房间里，她仿佛是一个幽灵。
“你来了真好，妈妈一直在问你，可是我却不知道她现在究竟能不能见你。她刚刚跟艾德里安·波森告了别，这已经使她精疲力竭了。”
“告别？”
“是啊，她快死了。也许还能活一两个星期，也许随时就不行了。她太衰弱了。我去问一问护士。”
死亡的沉寂似乎已经笼罩着这栋房子。在马奇梅因公馆里，已经没有人来图书室里坐着了。在他们家的两处住宅里，图书室都是个很阴沉的屋子。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橡木书架上摆着许多卷英国议会会议记录，还有从来没有打开过的老式的百科全书；那张光秃秃的桃花心木的桌子摆在那里似乎是为了一个委员会开会用的；这地方的气氛，既像是门庭若市，又像是车马冷落；图书室外面是院子，围栏，还有一条静寂的死胡同。
过了一会儿朱莉娅回来了。
“不行啦，恐怕你见不上她了。她睡着了。她可能像这样一连躺上好几个小时；她所希望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咱们到别处去吧。我讨厌这间屋子。”
我们穿过大厅来到那间常常聚在一起吃午饭的小客厅，我们分坐在壁炉两边。朱莉娅的脸上似乎映照着墙壁上深红和金黄的色彩，她好像失去了一些热情。
“首先，我知道妈妈想说她多么对不起你，和你最后一次见面时对你太粗暴了。她经常提到这件事。现在她知道错怪了你。我完全相信你会谅解这一点，并且你很快就把这件事丢到脑后的，可是为了这种事，妈妈永远不会原谅她自己——这是她难得做的一种事。”
“请告诉她说，我完全谅解了。”
“另一件事，你当然已经猜到了——是关于塞巴斯蒂安。她很想见他。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可能吗？”
“我听说他的情况很糟。”
“我们也听说了。我们拍了海底电报到我们所得到的最后一个地址，可是没有答复。他也许还来得及见她。我一听说你在英国，我就想到你是唯一的希望了。你能不能想法把他找来呢？这种要求是太难启齿了，不过我想如果塞巴斯蒂安明白了的话，他也会想见她的。”
“我来试试吧。”
“我们再也没有旁的人可求了。雷克斯忙得很。”
“知道。我从报道中听说了他正在忙着组建煤气厂。”
“是的，”她说道，露出她一向那种干巴巴的口气。“他从这次罢工中得到很多称赞。”
接着我们又闲谈了几分钟布拉特追捕队的事。她告诉我说布赖兹赫德拒绝担任任何公职，因为他认为这事业缺乏正义性；科迪莉娅在伦敦，现在正在睡觉，她守侯了母亲整整一夜。我告诉她说我已经从事建筑绘画了，并且说我很喜欢这种工作。这些话全是无关紧要的；该说的话我们在头一两分钟里已经说完了；我留下来喝茶，然后就离开了她。
法国航空公司有飞卡萨布兰卡的业务；我到了卡萨布兰卡又搭公共汽车去非斯，天蒙蒙亮就动身了，傍晚的时候才到这座新兴的城市。我从旅馆里给英国领事打了电话，这天晚上在他那栋挨着旧城墙的住宅里和他一道吃了晚饭。他人很和气，也很严肃。
“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照看年轻的弗莱特了，”他说，“他在这里可使我们伤透了脑筋。这里可不是靠国内汇款生活的人待的地方。法国人对他完全不理解。他们认为，凡是不做买卖的，就一定是间谍。他的生活也真不像一个英国绅士。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你可能没有想到，但是离这栋房子不到三十哩的地方就在进行战争。上个星期我们这儿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小傻瓜，他们是志愿参加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的。
“再说那些摩尔人是一帮狡猾透顶的家伙；他们不赞成喝酒，而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也许知道，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泡在酒里。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在拉巴特和丹吉尔有的是地方住，那里的人们爱投合旅游者所好。他在当地城里租了一间房子，你知道。我想阻止他，可是他从一个在艺术品部门工作的法国人手上租到了那间房子。我并不是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坏处，但是他的确是让人担心的。还有一个依赖他过活的坏小子——一个从外籍军团出来的德国人。大家说，那人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肯定会惹出麻烦来的。
“请注意，我是喜欢弗莱特的。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不多。过去他常常到这儿来洗澡，他在寓所里住下后才不来了。他总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妻子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职业。”
我说明我这次使命。
“你现在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天知道，到了晚上，旧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我的门房带你去。”
这样我吃过晚饭就动身了，那个领事馆的门房走在前面，手里提着灯笼。对我来说，摩洛哥还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国家。白天赶了一天路，在平坦的战略公路上乘车行驶了一天，跑了许多英里，路过葡萄园和军事哨所，新建的白色住宅区，高高地挺立着早熟的庄稼的开阔的田野，还有贴着法国商品广告的招贴板——有杜邦涅商店，米什兰商店和卢浮宫商店——我原以为这地方是现代化的近郊区；现在在星光下这座城市四面围着城墙，街道是积满灰尘的缓坡，两边的城墙耸立着，没有窗户，头上一会儿一片漆黑，一会儿星光灿烂；厚厚的尘土积满在碎石路上，行人静悄悄地从身旁走过，他们穿着一身白色长衣，软底拖鞋，或是光着坚硬的脚板；这里的空气中丁香花的香气、焚香的气味和烧柴的烟味混合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塞巴斯蒂安吸引到这里来，而且又使他待了这么久。
领事馆的门房提着摇来晃去的灯，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着，长手杖笃笃敲地；有时从敞开的大门口显露出一伙人静静地坐在金黄的灯光下，围着一只火钵。
“这些人真够脏的，”门房回过头来非常藐视地说，“没有教养。法国人就让他们这么脏里巴叽的。就不像不列颠人。咱们的人呀，”他说道，“总是十足不列颠味儿的。”
他是从苏丹警察局来的，所以看待他的古老文化中心不列颠就像新西兰人看古罗马一样。
经过了许多装有饰钉的大门，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他的手杖敲打着大门。
“英国勋爵的公馆。”他说。
门栅栏出现了灯光和一张黑乎乎的脸膛。这位领事馆的门房吹胡子瞪眼地说着话。几道门栓被撤掉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头顶的架上爬着葡萄藤。
“我在这儿等着，”门房说，“你跟你这位同胞去吧。”
我走进房子，走下一段台阶，然后进了起居室，我发现一个留声机，一个煤油炉，中间有个青年人，后来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还有别的更使人惬意的东西——地上铺着一块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刺绣的绸缎，天花板上雕梁画栋，沉重的带网罩的吊灯从一根链子上吊下来，在房间里投下灯罩的柔和阴影。不过一进来先看的这三样，即刺耳的留声机——正播放着法国爵士乐队的唱片——油味刺鼻的炉子，还有那个表情像狼一样的年轻人，这三者使我的神经大受刺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柳条椅里，一只裹着绷带的脚伸在一个箱子上；他穿着一件瘦小的、中欧式的仿花格呢衣服，露出一件开口的网球衫；那只没有受伤的脚穿着一只棕色的粗帆布鞋；他的身边有一个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摆着两只啤酒瓶，一只脏盘子，和一个放满了烟蒂的碟子；他手里端着一杯啤酒，下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当他说话的时候，烟卷就粘在下嘴唇上。他那头长长的金黄色头发向后梳着，没有分发缝，在他明显的还是年轻的脸上，却反常地起了皱纹；他的一个大门牙已经没了，因此他发“咝”音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咬舌头，有时候又费劲地发出吹哨声，逢到这种情形他就傻笑一声掩盖过去；剩下的那些牙也被烟草熏黄了，牙缝很大。
这显然就是那位英国领事描述的那个“地地道道的坏蛋”，电影里的安东尼的仆人了。
“我要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是他的住宅，是不是？”我提高嗓门说，好盖过舞曲，让他能听到，可是他却用英语很柔和地回答，相当流利，说明现在他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塞（是）的。不过他不在。这儿只有我，没有别人。”
“我是从英国来的，有要紧的事找他。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那张唱片这时已经放完。这个德国人把唱片翻了面，上紧发条，唱机又唱起来了，这才回答我的话。
“塞巴斯蒂安病了。修士们带他去医院了。他们也许会让你看他，也许不让。我很块（快）哪一天也得去医院把我的脚包扎一下。到那时我也要问问他们。如果塞巴斯蒂安好一些的话，他们也许会让你看看的。”
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于是我坐下来。那个德国人看到我打算留下来，就递给我一杯啤酒。
“你不是桑（塞）巴斯蒂安的哥哥吧？”他说，“也许是表哥吧？也许你和他的米米（妹妹）结婚了吧？”
“我只是他的朋友。大学的同学。”
“我过去在大学也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学历史的。我的朋友比我聪明；他身体很弱——每当我生起气来，我就常常抓住他，把他猛摇——可是他逮（太）聪明了。后来有一天我们说：‘这不是见鬼吗？在德国没什么可干的了，德国完蛋了。’于是我们就去向教授们告别，他们说：‘不错，德国是完蛋了。现在学生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学的。’这样我们就走掉了，走哇走的，最后我们就走到这儿了。后来我们说：‘德国现在没有军队了，所以我们得当绷（兵）。’于是我们又加入了外籍军团。我的朋友去年得痢疾死了，当时他正在阿特拉斯山作战。他死了以后，我说：‘这不是见鬼吗？’于是我就朝我的脚打了一枪。这只脚现在全是脓，虽然我已经治了一年了。”
“不错，”我说，“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眼下关心的是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吧。”
“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来他很好。丹吉尔那地方糟得很。于是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房子啦，食物啦，仆人啦，都很好——对我说来这一切都很好，我是这么想的。我很喜欢。”
“他的母亲病得很重，”我说，“我是来告诉他的。”
“她有钱吗？”
“有钱。”
“那么为什么她不多给他点钱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住在卡萨布兰卡了，也许还住在一套体面的公寓里呢。你跟她很熟吗？你能不能让她多给他点钱？”
“他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估计也许他喝得太多了吧。修士们会照看他的。那儿对他很好。修士们都是好人。那儿也很便宜。”
他拍了拍巴掌，吩咐再拿啤酒来。
“你敢（看）到了吧？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照顾我呢。这就很好。”
我打听出那所医院的名字就走了。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很好。我估计他也许在为我担心呢。”
我第二天早晨去的那所医院，是在旧城和新城之间的一片平房。医院是由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开办的。我从一群摩尔病人中间穿过，来到医生诊室。他是一个世俗人，脸刮得光溜溜的，穿着一身白色的、浆洗过的罩衫。我们用法语说起来，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不适宜旅行。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一边肺部还有轻度的炎症；他的身体很虚弱；抵抗力也很差；谁能预料会怎么样呢？再说他又是饮酒过度的人。医生不动感情地、几乎是冷酷地说，并且带着搞科学的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