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由于当时的总罢工回到了伦敦。
这次总罢工是巴黎的一个话题。法国人对旧日朋友的窘困处境总是眉飞色舞，而且把海峡对面我们那些相当含糊不清的概念都变成了他们自己十分精确的术语，预言将在英国发生革命和内战。每天傍晚报摊上都要宣扬这场厄运的消息，老相识们在咖啡馆里半带嘲讽地打着招呼：“哈，我的朋友，你在这儿总比在国内强多了，是吧？”直到我和几个与我处境相同的朋友真的相信我们的祖国处在危急中，而且我们的责任就在祖国那边为止。我们这伙人中还加进了一位比利时未来主义派，平时他是用一个我认为是假的名字：吉恩·德·布里萨克·拉·莫特，他宣称在任何地方任何战争中有权拿起武器对下层阶级作战。
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来了，都是精神抖擞的男子汉，大家盼望着到了多佛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近些年来在欧洲各地反复出现而且没有什么变化的历史情景，这种情景在我脑海里勾画出一幅清晰然而是拼凑出来的“革命”的画面——邮政局上红旗飘扬，有轨电车被推翻在地，到处是醉醺醺的兵士们，监狱被打开，被释放的犯人成群结伙在街头游荡，从首都开出的火车到不了目的地。这种情形人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并且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边反复听了六七年，这种情形现在成为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前都是间接听来的，例如所谓佛兰德的泥淖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苍蝇这一类的东西。
后来我们靠岸下船，遇到的却是旧时海关那套例行手续，正点到达的邮船联运列车，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月台上排成一行的、聚集在头等车厢旁的搬运工人，以及排成长队等待客人的出租汽车。
“我们要分手啦，”大家说道，“看看在发生什么事啦。晚饭的时候再碰碰头，那时再交换情况。”不过我们心里已经明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发生需要我们参加的事情。
“噢，亲爱的，”我父亲说道，他碰巧在楼梯碰见我，“这么快又见到你，多叫人高兴。”（我去国外已经有十五个月了。）“你回来正赶上困难的时候，知道吧。两天以后他们还要举行一次总罢工——全都是胡闹——所以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离开这里。”
我想起我放弃了的本来要在塞纳河畔路灯亮时举行的一个晚会和那里的同伴们——当时我正惦念着两位解放了的美国姑娘，她们合住在奥特伊尔区的单身宿舍里——这么一想，我真希望我没回来就好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皇家咖啡馆吃的饭。那天气氛倒多少有些战争的味道，咖啡馆里挤满了到伦敦来服国民义务兵役的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从剑桥来的一伙学生整个下午都在签名当运输部门的送信人，而他们桌子后面的另一伙学生则被录用为特种警察了。这一伙或那一伙不时地会回过头来对那一伙挑衅地叫嚷，不过像这种背对背的叫喊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冲突，后来他们互相敬了高杯的淡啤酒就算完事了。
“你们应该在霍尔蒂开进布达佩斯的时候到达那儿才对。”吉恩说，“那才叫政治呢。”
这天晚上瑞琴特公园里有一个为刚刚抵达英国的“黑鸟”乐队举行的集会。我们中的一个受到邀请，于是我们也跟着去了。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出入“砖顶”咖啡馆和布洛海街黑人舞厅的人来说，那里的景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我刚走进公园大门我就听到了一个决不会弄错的嗓音，此时听起来就像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一个回声。
“不，”这个嗓音说道，“他们并不是动物园里给人瞪着眼睛看的动物，马尔卡斯特。他们是艺术家，亲爱的，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应当受到尊敬。”
安东尼·布兰奇和博伊·马尔卡斯特这时正坐在桌子边，桌子上摆着葡萄酒。
“谢天谢地，幸亏我这儿还有认识的人。”马尔卡斯特说，这时我和他们坐到了一起。“原来是个姑娘带我来的，现在不知她跑到哪去了。”
“她溜掉啦，亲爱的，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看上去可笑地不适当，马尔卡斯特。这里压根儿就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你不应该在这儿，知道吧，应该去老一百号，再不就去贝尔格雷夫街参加那种悲惨的舞会。”
“就是从一个舞会来这儿的，”马尔卡斯特说，“去老一百号现在还太早。我还得在这儿再耽搁会儿。也许会热闹起来的。”
“我真不屑理你，”安东尼说，“查尔斯，还是跟你说说话吧。”
我们拿上酒瓶和杯子到另一间屋子里找到了一个角落。我们的脚边有五个“黑鸟”管弦乐队的人蹲着掷骰子玩。
“那边的一个，”安东尼说，“就是脸色稍微苍白一些的那个，亲爱的，有天早晨他给阿诺德·弗里克海姆太太的脑袋上梆地来了一下，亲爱的，是用牛奶瓶打的。”
差不多是立刻地、也是必然地，我们谈起了塞巴斯蒂安。
“亲爱的，他已经成了那种酒鬼了。去年你把他甩了以后他就跟我一起住在马赛，也真够我受的。整天就像个有钱的老贵妇，喝呀，喝呀，喝呀。而且还偷偷摸摸。我总是丢失一些小东西，亲爱的，那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那天早晨，我丢了两套衣服，是莱斯利和罗伯茨送来的。当然啦，我并不知道就是塞巴斯蒂安干的——因为我那套小公寓进进出出的差不多都是些阴阳怪气的家伙。我偏爱这种家伙你知道的最清楚了。嘿，末了，我们发现了塞巴斯蒂安把我东西当——当——当掉的那家当铺，可是后来他手里可没有什么当票了；当票也是有销路的，在小酒馆里就可以卖掉。
“我看得出来你眼睛里那种清教徒式的、不以为然的神色，亲爱的查尔斯，大概你以为我是在教唆那个小家伙吧。这就是塞巴斯蒂安不太招人喜欢的一个品质，他给人的印象总好像有人在教——教——教唆他——好像马戏团的小马驹子被牵着跑似的。可是我向你担保，我一切都做了。我一再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干吗喝酒？如果你想要陶醉陶醉的话，开心的事可多啦。’我带他去找那个挺不错的人；对啦，你跟我一样，对那个人也是很了解的，纳达·阿罗波夫，琼·勒克斯莫尔，所有我们认识的一切人，都和他有过好几年的来往——他总是去女王酒吧——可是后来，我们都为此出了麻烦，因为塞巴斯蒂安给他一张空头支票——一张假——假——假支票，亲爱的——一大帮子凶神恶煞样的家伙闯到公寓里来了——都是些暴徒，亲爱的——当时塞巴斯蒂安还懵懵懂懂的呢，反正这事情可真让人扫兴透了。”
这时博伊·马尔卡斯特朝我们这边蹭过来，他坐下来，不请自来，坐到了我旁边。
“那边的酒快喝光了。”他说着，自己从我们的酒瓶里倒出酒来，把酒瓶倒空了。“这个地方我连一个人也没有见过——都是些黑家伙。”
安东尼不理睬他，接着说下去：“这以后我们就离开了马赛，又去了丹吉尔，在那儿，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位新结识的朋友可真是打得火热。我怎么形容他呢？他很像电影《警告的阴影》里的那位男仆人——德国人的那种大块头，在外籍军团干过。由于他的大脚趾被打掉了就离开外籍军团了。到现在伤口还没有好呢。塞巴斯蒂安发现他时，他正在卡斯巴大街的一家商号当推销员，正在饿肚子。样子可怕极了。塞巴斯蒂安把他带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太可怕了。所以我就回来了，亲爱的，回到善良古老的英格兰——善良古老的英格兰。”他重复了一遍，还把手一挥，把在我们脚边赌博的黑人也包括了进去，这时马尔卡斯特呆呆地望着前边，我们那位身穿着睡衣睡裤的女主人向我们做自我介绍。
“以前从没有见到过你们呀，”她说，“也从来没有请过你们。不管怎样，这些穷酸白人都是什么人？我好像走错了地方呢。”
“国难当头，”马尔卡斯特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聚会进行得挺好吧？”她焦虑地问道，“你们觉得今晚弗洛伦斯·米尔斯会唱歌吗？我们以前见过面，”她又对安东尼说道。
“常见，我亲爱的，可是今儿晚上你没请我来啊。”
“咦，亲爱的，大概是因为我不喜欢你吧。我原以为我谁都喜欢。”
“你们觉得怎么样，”女主人走后马尔卡斯特问道，“去报火警是不是很有趣呢？”
“不错，博伊，快跑去打电话吧。”
“我的意见是，这样也许会热闹起来。”
“完全对。”
马尔卡斯特离开我们去找电话。
“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位瘸腿的好朋友去了法属摩洛哥了，”安东尼继续说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丹吉尔的警察正在找他们的麻烦呢。自从我回到伦敦，侯爵夫人可真招人讨厌，她想让我和他们联系上。这个可怜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只说明生活里还有点正义哩。”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小姐开始唱歌了，除了那一伙掷骰子赌博玩的人以外，大家都拥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那个就是我的女孩子，”马尔卡斯特说，“和那个黑人在一起的那个。就是那个女孩子把我带来的。”
“她好像已经把你忘掉啦。”
“是忘了。我还不如不来呢。咱们去别的地方吧。”
当我们走开的时候，开来了两辆救火车，一大群戴着防护帽的人拥到水泄不通的楼上。
“那个家伙，布兰奇，”马尔卡斯特说，“可不是个好东西。有一次我把他丢进池子里去了。”
我们又去了几家夜总会。在两年的时间里马尔卡斯特看来已经实现了他的那个简单的抱负，他在这种地方出了名，受到欢迎。在最后一家夜总会，我和他由于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都激动起来了。
“你和我嘛，”他说道，“都还太年轻，不能上前线去打仗。而别的小伙子们去战斗，几百万人都阵亡了。牺牲的不是我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要向那些死去的人证明，我们也能打仗。”
“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我说道，“从海外归来，在危急时刻聚集在古老的祖国身边。”
“就像澳大利亚人一样。”
“像那些可怜的阵亡了的澳大利亚人一样。”
“你在哪个部门？”
“还没有定。还没有做好备战工作。”
“要去就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比尔·梅多斯队——保卫团。那里全是好小伙子。都安排在布拉特俱乐部里了。”
“我参加。”
“你记得布拉特俱乐部吗？”
“不记得，我也参加。”
“那好极了。所有的好小伙子都会像那些已经死了的小伙子们一样。”
我就这样参加了比尔·梅多斯队，这是一个配备汽车的警察追捕队，保护在伦敦最贫穷地区的食品运输。起先我被编入保卫团，还宣誓效忠皇室，并且发给了一个头盔和一根警棍；随后我又被提名为布拉特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和其他会员一起在一个专门为对付这种形势而召集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入选了。我们一个星期一直待在布拉特俱乐部里整装待命，有时一天出动三次，坐在卡车上给我们护送的运牛奶车开路。我们受到嘲笑，有时还受到恶言恶语的辱骂，不过我们只有一次采取了行动。
那天吃完了午饭，我们正围坐在一起，这时比尔·梅多斯精神抖擞地打完了电话回来。
“出动，”他说道，“商业路上有一场恶战。”
我们飞速地开车而去，到了那儿只见两根灯柱子间拉起了一根钢缆，一辆卡车被推翻在地，人行道上只剩下了一个警察，正遭到五六个青年拳打脚踢。在这打成一团的人两边，隔得不太远，聚集起互相敌对的两伙人马。当我们跳下车的时候，离我们很近，又有一个警察坐在人行道上，两眼发呆，双手捂住脑袋，鲜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两三个同情的人严密监视着他；在钢缆的那一边，是一小伙满怀敌意的码头工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冲进去，把那个警察解救出来，当我们刚刚冲进敌人堆里的时候，这时却和从另一路同时赶到企图进行劝说的一伙地方教士和城市地方议会议员发生了冲突。在他们刚赶到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留神点，警察来了。”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在我们后方停下，于是这伙教士和议员就成了我们的唯一牺牲品。
人群一哄而散，消失了踪影。我们把这些调解人捉了起来（其中只有一个人伤势严重），我们又去了一些偏僻的街道上巡视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动乱，由于没有发现什么事，我们最后都回到了布拉特俱乐部。第二天总罢工宣布取消了，除了煤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