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奴 [校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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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奴 [校对版]- 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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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兵力部署:

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等率师由武昌水陆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

都统宜里布等率师驻彝陵,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叶立等率师驻镇郧襄;安西将军赫叶、副将军胡礼布、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进取四川;

副都统扩尔坤、吴国祯等率师驻防汉中;

镇西将军席卜臣等率师驻防西安,复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不久,即被叛兵击死),率大军居中调度;

镇东将军喇哈达等率师于山东、河南、江南要地驻防;

安南将军华善等率满汉官兵,同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于京口水陆驻防;

扬威将军阿密达等率师同江宁将军额楚等防守江宁、安庆沿江险要;

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将军图喇率师驻杭州,兼防海疆;

定南将军希尔根、副将军哈尔哈齐等率师由江西建昌、广信进兵福建;

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师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剿叛军。《清康熙实录》,卷47,16~17页。

康熙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以及江西建昌等地,都被康熙划入战略地区。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战争开始时,康熙以为速胜,估计剿灭吴三桂“指日授首”《清康熙实录》,卷48,2页。,只动用了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康熙十三年底,蒙古各部王公进京朝觐,主动要求提供马匹和军队助战,康熙婉言谢绝。《清康熙实录》,卷44,21页。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康熙已感兵力不敷,到康熙十四年六月,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岳州。康熙限定,蒙古兵于八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康熙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岳州。《清康熙实录》,卷48,7页。

清朝一向讳言用兵实数,多用旗下兵一半,各旗出护军若干各来表示用兵数,给我们统计兵力带来很大困难。估计战争的初期阶段,各路将军所率部队,加上动员蒙古兵,约近二十万。三桂的兵力多集中在湖南一线,约二十万左右,加上出征四川、两广、江西及留守云贵,占地兵力,约在三十万以上。

康熙和他的将军们开始时对战争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全胜,恢复云贵疆土。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间,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锋统领硕岱等都还认为“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就是说,《|wRsHu。CoM》到八月时,清军反攻,恢复云贵。这时,康熙已认识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告诫说:“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四川已被三桂掌握,如清军只顾进军云贵,四川叛军必挠其后路,而不得前进。再说进云贵,一路必经四川,此路不通,进军也难。就拿湖南情况来说,叛军未到,长沙、澧州、常德等处已叛投三桂,如等到八月,其他地方再发生叛变怎么办?康熙问道:“你们分兵征讨吗?分兵则势单,以次剿取,马匹疲劳,不堪驰使,岂能胜利?如今之计,只有先取常德、长沙,以寒贼胆,方为制胜之策。”《清康熙实录》,卷46,17~18页。

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况表明,一方面,三桂军事力量正处鼎盛,战果继续扩大,一方面,康熙正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未及展开全面攻击。因此,便出现了吴军进攻,清军防御的局面,双方都不可能速胜。在清军抵住了吴军的强大进攻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峙的新局势。

到康熙十三年底,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在全国已形成了三大战场,这就是:以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以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地区为右翼的西部战场;以吴军占据下的湖南,地当全国中心,为正面的中路战场。这三大战场,无疑是以吴三桂所在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三桂自离云南北进,抵达湖南后,来往于常德、澧州、长沙、湘潭之间,最北至松滋,亲临前线指挥。吴军的主力、精锐近二十万人都集中于湖南一隅之地,分布在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据点。其中,以七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江北的清军对峙;又以七万兵力、总兵十余人、“猓猓”兵三千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清康熙实录》,卷52,19页。三桂驱使云贵土司苗、壮等少数民族的土军前来湖南助战,组成一支有四五十只大象的象军,也调来前线。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楼船巨舰,往来水上,控制水路。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三桂最重视的是岳州,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率数万精兵防守。应期十分骁勇,能冲能拼,是三桂的一员得力猛将,把岳州交给他,三桂感到放心而无忧了。

岳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而洞庭之水又与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顺水至长江,出湖南省境,水陆并行,随心所欲。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即可进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脉,可断南北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桂刚起兵时,康熙已洞见岳州极端重要,严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同时,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部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清康熙实录》,卷48,11页。岂料清军未及固守,岳州已为吴军袭取。三桂以岳州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个战略支撑点,集兵七万。特令吴应期加强防守。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在城外陆路一面,挖通三道壕堑,筑堡垒,设陷坑、鹿角、挨牌,以阻止清步骑兵攻城。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以阻止清水军船只进入湖内,守备相当严密。同时,三桂又在澧州、石首(今仍名)、华容(今仍名)、松滋等处派驻重兵,与岳州成掎角之势。三桂把岳州的存亡,看成是他的生命线,据投诚的吴军守备薛麟兆所见,三桂时时关注岳州的防御,还特派他的护卫至岳州,向应期传达方略,“令贼将坚守,且趣进兵”,由此看来,三桂作了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这大概就是他企图划江为国的计划的一部分!

清军失守岳州后,康熙一再严令催促清统帅尽快夺回。康熙十四年六月,他特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固山贝子章泰、镇国公兰布率蒙古兵四千、旗下兵的一半攻取岳州。命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参赞军务。《清康熙实录》,卷48,14页。清军侦察岳州城防御情况,深感吴军“据守颇坚,难以进取”。康熙便改变作战计划,命令将军尼雅翰率部赴江西,与副都统甘渡海兵会合,并率袁临总兵赵应奎,由袁州进取长沙,夹攻岳州。

与岳州隔江相望的是清军大本营荆州。康熙一开始就选取此城,作为战略重点进行布防。他正确地估计到吴军北上,必走湖南渡江,因此,他力图凭借长江之险,在荆州布防,拦腰阻拦吴军,使其不得渡江,在此顶住吴军的军事压力,便可集结大军,作为渡江反攻的基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只是三桂进至长江南岸,便停止前进,才使康熙的这一战略计划得以侥幸实现。否则,吴军及时渡江,长驱直进,荆州尚未设防,肯定会使局面为之改观!这就是三桂的战略失误,促成了康熙的成功。

吴氏政权的覆亡,招致整个家族的毁灭。吴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除了吴三桂和他的妻子张氏死于昆明城陷之前,免受斧钺之苦,其余无不死于非命:其子、孙、侄如其子吴应熊、其孙世霖、世В段庥ζ凇⑴龅鹊龋虿宜烙阢谙拢虮忻。蛞杏诠遥蛳嗖杏谙羟剑堑募沂艋蛑炅溃蛎蝗牍俑鸬拿梨啾欢嵴肌K⒒呐哟蠹也灿谝蝗罩浠谟小=峋质呛鼙业摹H鸬牟渴簟⑼苏撸涫滓肿雍凸歉梢布负跄烟佣蛟耍追妆谎荷隙贤诽āU馐侨鹗О艿闹苯雍蠊弧�

吴氏满门灭绝,并未使康熙和廷臣们感到丝毫怜悯,相反,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他们看到吴氏家一颗颗人头落地,报以满意的欣慰。政治。斗争如同战场上两军格斗,你不杀他,他一定会杀你,二者必居其一。谁若手软,或稍一迟疑,性命就会被对方取去!所以,同自己的最危险的政敌作殊死之斗,根本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有点滴的同情,要的就是铁的手腕,流血的镇压。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特色呢。康熙当之无愧!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生死予夺大权重新操在康熙和朝廷之手。本来,乱源业已清除,照理说,一切都成为过去,应面向未来,如何治理国家。但是,事情远未结束,他们还感到只镇压吴三桂一族还是不够的,必欲把其党羽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掉,如斩草必须除根,不留一点儿令人不安的隐忧。于是,清洗与镇压同时进行……

在战争进行期间,康熙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吴三桂,一再施以招抚之策,百般诱使“归正”。政策相当宽大,待遇相当优厚。不管谁在吴氏政权中任何种职务,犯有多么严重的“情罪”,只要放下武器,立即会得到极优厚的待遇,对以往之事,一概免究。康熙表示,“朕决不食言”,可“昭之日月”。这些诺言,都行之于文字,载入件件诏书之中。可是,当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特别是在攻下昆明之后,康熙马上想到处置已降的吴三桂的党羽,时机已经来到。在他的指示下,朝廷开始甄别,以种种理由和口实,将已降的原属从叛的骨干分子逐一查出,定罪处死。举其要者,叙其原委,以明历史真相。

在响应吴三桂起兵的政治势力中,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靖南王耿精忠了。他在福建起兵,给三桂以巨大的支援。至康熙十五年冬投降,康熙既往不咎,免去一切处分,恢复其靖南王爵,他的属下人官职如旧,他主动要求随大军剿台湾郑氏之军,正合康熙之意,要他“立功赎罪”。他在收复福建沿海被郑军占领的泉州、漳州后,驻守潮州。次年(康熙十六年)四月,精忠为表达自己的忠心,把自己的儿子耿显祚送入京师侍奉皇帝,实则是送“人质”,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疑虑。

十一月,藩下参领徐鸿弼、佐领刘延庆、护卫吕应晹、典仪陈。良栋、护军苏云会等人联名向兵部揭发精忠“归顺后尚蓄逆谋”的罪行五款:(一)违背康亲王杰书之命,不全部供出“奸党”人员;(二)暗中勾结“海贼”(指台湾郑氏),互通音讯;(三)曾与叛将刘进忠“执手耳语”,说:“乞降非所愿”;(四)暗令心腹储藏铅药,等待“异日取用”;(五)遣散旧兵归农,令他们各携武器走,不准留给征剿的清军。尤其是在投诚前杀死范承谟以灭口,足见其罪重大,兵部大臣以徐鸿弼等人揭发信上报给康熙。

精忠的弟弟昭忠正在福州,他事先已得到徐鸿弼等人的揭发信,也将此事及时向康熙做了报告。《逆臣传?耿精忠传》,卷2,35页。

康熙扣留了上述报告,隐而不发。主要原因是时机不成熟,此时正征剿吴三桂,必须稳住已降但心怀疑惧的这批人,惟恐打草惊蛇,再生意外。还将影响到未降的人不敢来降。至十七年春,才令精忠从潮州回福州驻扎,令其弟昭忠携其祖父耿仲明骸骨还京。至秋,吴三桂去世,加速了吴军的崩溃,清朝形势顿时大为好转。康熙开始考虑如何处理精忠。他虽然已降清朝,但康熙仍把他视为一只猛虎,担心他留在福建如放归深山,不知何时会再出来作乱!他要把他擒住。可他不想鲁莽行事,他要一步步去做,不动声色。他先给康亲王杰书一封密信,说明他不撤精忠的王爵,是为了稳住他及其藩下之众。现在如下令让精忠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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