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
有一个很奇怪的巧合：陈希同的女朋友叫何萍，慕绥新的女朋友叫乔小萍，陈克杰的女朋友叫李萍，最近济南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情妇叫柳江萍，湖南有一个叫蒋艳萍，胡长清的女人叫萍儿。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领导干部千万不能碰带“萍”字的女人。
另外一类要当心的女性就是记者，特别是在开放体制下，这一点从台湾来看更明显。记者容易跟领导干部发生工作上的关系，很容易接触。另外，记者有明显的职业优势：第一，记者情感比较丰富、敏感，两个人容易沟通、交流。第二，记者心细，会把交往的过程用各种形式记下来，这会成为日后的炸弹。第三，记者特别知道，如果她要寻求心理补偿，她会用舆论。女商人是用金钱来补偿，是硬刀子；记者用舆论来补偿，比如在台湾有特别多这样的案例，在道德上摧毁甚至比钱还狠。
公司的四种死法
所以领导干部在不得已接触女性的时候，切记这三类女性不能碰，名字里带萍字、记者和女商人，尤其是女商人。
既然有这么多危险，为什么领导干部还要和跟她们发生关系呢？还有人发现其实这些贪官在泡妞上有一个现象，大家都觉得他们泡的妞很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心理，好像漂亮了就可以原谅似的，丑了就觉得不值当。但为什么他们会泡老妞丑妞呢？
其实，他们泡的都不是丑妞、老妞，这些妞年轻的时候也很不错，只是他们泡的时间比较长，愣给泡老、泡丑了而已。大部分贪官是在自己没有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就开始泡的，当时这些女人也正年轻，姿色也不错，只是说贪官太痴情，一爱就是十年二十年，对感情投入太大，直到女人变老了还在泡着，这是一种情况。刚才我说的浙江的那个情妇都50岁了，其实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已经在20年以上了。贪官泡妞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泡的时间久，把一个靓妞变成了丑妞；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这些贪官重感情的特点。有两个故事非常有意思，一个就是当成克杰要判死刑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李萍待我情深似海，党对我恩重如山。”这句话非常荒唐，但是也很典型。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临死之前竟然是这样，这个女人害死了他，但是他一往情深，说李萍跟他情深似海，他居然还说党对他恩重如山，一恩一情。这类话在广西江湖上流传了很多，以至于大家对成克杰还流传着民间的传说，甚至是敬意，这可真有点荒唐了。
另外一个是沈阳的副市长马向东，死刑之前他太太在外面救他。他俩是大学同学，感情特别好。好到了什么程度？马向东马上要被执行的时候都不敢告诉他太太。在他已经被判了死刑之后，他太太拿出了剪下来的一缕头发，说看见它你就像看到我；而且他太太在监狱里写日记，他也写日记，两个人倾诉相思。最后执行死刑用的是注射，马向东要求把太太的这缕头发放在胸口。贪官会很痴情，他不痴情也犯不着冒这些风险。
宋平顺的女人已经移居到香港，他帮她赚了两亿多，生了孩子，但不弃不离，临自杀以前还打电话给徐敏，打完电话之后自杀了。当然，这一类人痴情的同时，也是对家人的最大残忍。
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女人为什么会丑呢？因为领导身居高位以后，不像普通人有那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往往都是别人主动，他们有时候很拘谨，很矜持。很多情感故事发生在偶然的场合，比如开完会以后，或者是在走路过程中，或者是在酒店房间里说话当间，三四十岁的女商人往往都会很主动。她们通常心机多，目的性很强，虽然可能姿色差一点；而这些贪官有时候压力大，急躁，孤独，所以别人一主动，他也觉得救急、解渴、方便，很快搭上了，甚至不可自拔。一个是痴情，一个是泡妞选择的余地小，没有自由，于是就被一些工于心计的女人击中，最后变成饮鸩止渴，走上了贪官的不归路。
有名的贪官都栽在了情妇上，像成克杰、胡长清、宋平顺。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体制转型期，一些利欲熏心的女人设下的情感陷阱，终于演变成滋生贪官的土壤，使我们的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与死亡为友（1）
死亡是从一出生就开始面对和趋进的自然规律，但是人们从感情上不愿涉及而尽量避免这一话题，特别是创业者，更不想探讨企业的死亡。清醒的企业家是不应回避的。
从历史上看，企业有四种死亡的方式：
第一种，社会革命、制度变迁。比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47年、1948年的国营企业和一些民族资本家的企业，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政府赎买或者没收，变成了公有。所以社会革命会造成大量的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化和死亡，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技术革命。当一种新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旧技术所能支持的一些企业就不复存在了。最典型的是，当汽车兴起的时候，制造马车的企业就死亡了；当我们现在用手机的时候，传呼机企业就死亡了；当我们用玻璃杯、纸杯和其他瓷器、陶器时，搪瓷杯就被淘汰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也就死亡了。技术革命不断变化的过程会使非常多的企业死亡，这些死亡的企业，往往起因于当事人（企业家）迟钝或不敏感，或对以往技术的偏执。最近几十年，技术革命发展非常快，每天由于技术发展导致死亡的企业数量非常大。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比如现在搜索手段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原来对图书馆进行人工检索的行业就快消失了；比如技术进步让通信变得越来越迅速便捷，那么过去传统的通信方式就没有了。技术变革本身导致企业的死亡将是经常性的和大规模的，较之第一种死亡，它不是很痛苦，而是在和平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死去。
第三种，不可抗力和不期而至的灾难。最典型的就是
地震、海啸、战争，这些灾难会使很多企业破产，资不抵债。抵御这种灾难比较有效的是购买保险，预先做一些防范，避免死亡。最典型的是“9·11”之前世界贸易中心的运营商拉里·西尔弗斯坦的故事。世贸中心有12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产权业主是纽新港务局，而承租者拉里·西尔弗斯坦拥有99年的运营权。他在“9·11”之前3个月买了一个抗恐怖主义保险，“9·11”后他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付，于是这个不可抗力没有让他垮掉。如果他没有保险，那么他这个企业就垮掉无疑了。
第四种，商业竞争导致的死亡。按过去的研究看，每5~7年为一个商业周期，每一个周期都是由危机导致萧条，然后复苏繁荣；再危机萧条，复苏繁荣，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导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供需关系的矛盾，造成了强制性的市场供求结构的调整，以及强制性的技术和固定资产更新。比如很多牛奶卖不出去，危机促使企业强制性减少奶牛场规模或制造其他奶制品，否则公司就关门了。每轮商业周期循环都将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不复存在。
在人类的商业文明历史上，这四种方式足以让企业死亡，而每个民营企业预防、诊断然后避免死亡的方法各有不同。
社会革命我们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但现在社会革命并不会构成我们民营企业需要防范的方面。
应对技术革命，企业必须通过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敏感性和技术竞争上的创新能力，来适应未来的市场和不断出现的新的产品。比如王安电脑都是大型机，可是市场上眼看小型PC机活过来，而且市场越来越好，但他拒绝变革，结果他的企业死亡了。如果他警觉敏感，能够及时转型，那就可以避免技术革命带来的死亡危机。
应对自然灾害，做一些预防是有必要的，但通常是防不胜防的。比如说恐怖主义保险，全世界没几个人买，可拉里买了，具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做点预防。比如说我们做
房地产，买防止地震的保险就很必要。
应对商业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负债，扩大现金流量的弹性，保持公司竞争性和财务稳健。因为经济危机一来，主要表现为银根紧张、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减少。这样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现金周转的问题，如果你保持足够的现金，能够灵活地应对市场的供求变化，减少你的负债，一般来说就能活下来。目前，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以后带来的一个现象是，
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的经济危机目前没有出现过。尽管局部东南亚经济危机出现过，但还不是以商业周期波动。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现在商业周期的波动还存在不存在？早期经典的周期理论是强调信息不对称导致供求的矛盾加剧，最后导致强制性的危机和技术革命。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信息在微观上已经很对称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让信息对称，供求矛盾实际已经很难积聚到总爆发，现在就不大会出现全局性的商业周期波动。但即使看不到危机，我们还是要注意，市场波动、商业竞争带来的危机仍然存在。表现的方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可能不是病来如山倒、山崩地裂，而是局部的，比如说家电业、房地产行业的波动和周期。应对商业周期波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足够的现金流，减少负债，使你的产品能够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这是唯一的存活之道。
与死亡为友（2）
死亡是人生的朋友，也是人生的导师，因为站在终点回望通向终点的道路，会有很多感悟。我有时候去八宝山，去火化场，看到死亡，会思考很多事情，比如人生的真谛、规律和感悟。不知死，焉知生？只有在死的问题上有充分的思考，人生的终极道路才能在生的过程中更精彩地展开。我有一个朋友，在做生意之前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公务员，岁数挺大才开始下海。下海前他做了一件事情，给自己修了一个坟，一有不顺或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坐在自己的“坟”前，想着如果他死了会怎么来看这个事情、他怎么能不死、他不应该现在就死，埋在这里。有时候他把这比做抬棺出征，鼓舞自己的意志，发誓说死了也要拼这一口气。所以他在坟前有很多的想象、反省、检讨、思考。据他讲，由于经常跑到自己的墓前去思考，最后他避免了很多灾难：由于查案子他一共有6次被带进去，但每次都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澄清事实出来了。目前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好，成为当地很大的一个房地产企业，很多国家领导人专门去他那儿考察，总结他们的经验；他们那里还总结出很多社区党委、党支部的经验，建了很多和谐社区。
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母亲去世得早，他跟他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他一有困惑就搬个板凳披个棉袄坐在母亲的坟前去想问题，跟母亲交谈，谈他的痛苦、谈他的想法、谈他想做的事情。这样慢慢形成了习惯，最后也让他透彻地感悟到很多人生、现世的道理，让安息了的母亲指引他来做事情。
其实，人生就是要不断地站在终点，回过头来追溯你走过的道路。我自己也有一次临死的体验。14年前，我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红色肿块，被医生诊断成癌症，迅速住进
医院，在起初半个月，我每天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记得要住院的前一天，我让司机带着我在北京长安街、二环、三环转，最后转到医院。在转的过程中，我感觉生命是非常沉重的，所有事情都是飘忽的；突然感觉所有平时看着很重的事情、非常有分量的事情、不得不做的事情、很伟大的事情都变得非常飘忽，而此时生命的存在成为一件最重要的、最沉重的事情。在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人就开始与死亡博弈，变得既恐惧又排斥恐惧。当时我看到一本书，专门讲死刑犯在执行之前这段时间怎么度过。因为所有疾病、慢性病的患者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点点化解的，直到生命慢慢衰竭，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所以这个恐惧是抽象的；但死刑犯因为知道三天以后就枪毙，这个恐惧是非常具体的。这个时候的恐惧是种让人陷入深度的惶悚和麻木，内心会采取一种保护的机制，那就是不想它，或转移，或幻觉，或歇斯底里。我在这段时间，死亡对我是抽象的，虽然是癌症，有可能死亡，有可能是一年，有可能是两年。一年两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能做什么？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盘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开始一二三四排序，这个顺序和健康状态时的排序完全不一样。
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