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条托人找关系跑官吗？”
跟党走严肃起来，坐到了沙发上，摆出了要跟彭远大好好说道说道的架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我找你就是要你名正言顺地跟我去要官，为什么要官？就是要好好地为老百姓办更多的好事，这种官你说要得要不得？你不要，别人也在要，万一让哪个坏东西要到手了，好人不就倒霉了吗？老百姓不就倒霉了吗？告诉你一点儿内线消息，那个姚开放的老丈人，过去是副省长，仗着自己官做得大、人脉广，跑到我们银州市坐镇银州宾馆逼着吴修治和瞎白话给自己的女婿要官，你说说这成什么事了？最让我生气的是，那两个家伙平常看上去架架烘烘的好像多有本事，让赵银印，赵银印就是姚开放的老岳父，一逼，竟然就真的答应人家了。我知道了，拎着打狗棍就跑到银州宾馆把赵老贼赶跑了。”
彭远大既好笑又吃惊，问：“您老人家真的那么厉害，就把人家赶跑了？”
跟党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毛主席说过，无私才能无畏，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心底无私怕球哩。说老实话，我跟党走这一辈子死了多少次了，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同事们，我跟党走现在活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我还怕什么？就怕遇到像你这种稀屎软蛋的好人，眼睁睁看着那些小人争着抢着当局长，还一个劲儿往后退缩。”
跟党走的话让彭远大想起了刚才老牛说过的话，这俩人的话虽然不同，但是精神实质却完全一致，那就是怕公安局局长的位置落到“小人”手里，希望公安局局长能由一个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事情的人来当。而且他们认定自己就是能够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实事好事的人，这让彭远大感动万分，此时此刻如果不是脑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点理智，马上就能对跟党走跪下来，不是求他帮自己要官，而是感谢他对自己这份难得的信任和理解。
跟党走并不在乎彭远大心里在想什么，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过去谁敢跑到领导家里送钱送物，哭着喊着要官？现在都成了习惯了，好像不这么干反而不正常了。就拿你们局里来说吧，真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姚开放有他老丈人替他上下打点大肆活动，那个庄扬也不是省油的灯，整天也是到处疯跑，省上跑了跑市里。就连蒋卫生，过去我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想起我了，跑到我家里，给我拿了一张卡，说是能随便到银行取钱的，他妈的，我哪里会用什么卡，让我几棍子就给赶跑了。他给我送卡干吗？就是想让我找吴修治替他说说话，让他当这个局长，现在的人真是会钻营到家了，真是不要脸到家了，我都离休这么多年了，也真亏他能想得起我来。”
彭远大让他说得心惊胆战，蒋卫生过去在他心目中印象还是很不错的，甚至可以算他从警的老师之一，万万想不到连他也变成了这种样子。留在家里的几位同僚在这个关口到熟悉的领导那里谈谈、推荐推荐自己，他能想得到，也能理解，现今社会这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可是像跟老爷子说的这些行为，确实太出格了，如果真的就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今后提拔起来的不都是那些善于钻营、脸皮厚、敢跑敢送的小人吗？正直、本分、律己的好人今后在官场上哪儿还会有立足之地？想到这些，彭远大真想站起身跟着跟党走走。可是如果他现在就跟着跟党走跑到吴修治那里替自己辩白，跟党走再替他说话推荐他当局长，那不就跟蒋卫生、姚开放、庄扬成了一样的小人了吗？退一步说，起码在吴修治眼睛里他跟那几个人没有什么区别。想到这些，他仍然对跟党走实话实说：“老领导，我衷心感谢您对我信任和支持，可是我不能跟您去办那种事情，我跟您去不就和他们一样了吗？当然，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是为了什么，可是起码从形式上说，我们这种做法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别人也会把您看成和姚开放他老岳父一样的人。”
跟党走着急了：“你也真是幼稚，我又不是你的老岳父，凭什么说我跟赵老贼一样？我是出于公心，这也是逼出来的，没办法，人家都这么干你不这么干就吃亏，就会让坏人小人占便宜，他们占谁的便宜？不是你我的便宜，是国家的便宜，是老百姓的便宜，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走。”说着就过来拉住彭远大像绑架一样把他朝门外拽。
彭远大往后退缩着挣扎着：“老领导，您就饶了我吧，您也不想一想，如果我真的跟着您找吴书记，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肯定会以为我跟您商量好了跑去要官的。您说得再振振有词，再有道理，再出于公心，别人也不会相信的。那样做，人家当您的面不会说什么，心里会怎么想？我跟别的那些跑官要官的人还有什么区别？起码形式上是一样的，那样一来，很可能我的政治前途就让您给毁了。”
彭远大这么一说，跟党走就放开了手，想了一阵儿说：“你小彭说得有道理，这样吧，我自己去说这些事情，起码要把诬蔑诽谤你的那篇文章揭露揭露，可是你也要活动，咱既不送礼也不送物，可是也不能干受别人的欺负，干等着天上掉馅儿饼，别看我已经离休这么多年了，旁观者清，现在的社会变成了什么样我心里清楚着呢。”
彭远大苦笑着说：“好好好，我把那篇文章下载下来，然后找组织部和纪委的领导说说，请他们出面查一下。”
跟党走说：“那也好，真能查出来，就地把那小子枪毙，我说的枪毙不是真的枪毙，是从政治上枪毙。对了，你让我看看那块大金锭好不？多少年没见到了，真想啊！”
彭远大见他不再逼着自己去找吴修治，松了一口气说：“没问题，走，老领导，我亲自陪你去看那块大金子。”
跟党走却又变了主意：“不行，还是改日再看吧，我现在就去找书记大人，现在正是关键时候，晚了就来不及了。唉，没办法，该跑的还是得跑，该说的人情还是得说啊，这就叫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什么时候能把坏人、小人从政治舞台上剔出来，好人、能人、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事情的人能不再吃亏受气，我们这种人也就能安安心心地闭上眼睛化成青烟上天堂了。”
跟党走唠唠叨叨、急三火四地跑掉了，彭远大急忙跟在跟党走的后面送他，看着跟党走疾步远去的身影，彭远大的心里热辣辣的，眼睛酸酸的只想哭。年轻无知的时候，他发愿要当公安局局长，那只不过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一时聊发少年狂。同时也觉得当局长是衡量事业成功的一个尺度而已，而那时的从政环境也为他确定的努力方向提供了现实基础，因为那个时候只要肯吃苦、肯实干，工作有成绩就能够得到提拔，彭远大自己就是实例。外地招工到银州市工作的他，在银州没有靠山和背景，从一个以工代干的小警察干到公安局主管刑侦、治安、缉毒的副局长，如果没有好的党风、政风是不可能的事情。老局长临退休前提拔他当了副局长，如今副局长他已经当了十年，其间除了老局长退休后接班的是公安局原任副局长之外，再后来的局长基本上都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好像公安局原任副局长都被打入了另册，再就没有从公安局现任副职中产生过正职。现在回想起来，彭远大有些恍然大悟，难怪调过来的局长中有两位当时就让人莫名其妙，例如打猎跟野猪同归于尽的范局长，过去是市人事局的一位副局长，调到公安局当局长，后来又兼政法委副书记，等于连提两级。过去彭远大对这方面想得不多，总认为那是组织考核决定的事情，也许人家资历、能力方面有自己不了解的特殊才能。现在看起来，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拔让人不能不怀疑其正当性。有了这种怀疑，彭远大就感到从心底里发凉，并由此想到了今天一上班老牛和跟党走两个人不谋而合的劝进话语，连他们都与时俱进了，看样子自己这样闷着头实干、傻干确实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了。不能否认，善于“经营”，敢于“活动”，现如今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然而，想来想去，他苦笑一声做罢了，因为他实在想不出来自己能够找谁当面张口向人家要局长当。这么多年，他在那方面没有用过心思，也不会在官场中经营自己的人脉，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临时抱佛脚肯定要挨佛爷踢，现扎耳朵眼上轿肯定来不及。
彭远大站在那里傻傻地费心思，姚开放经过，喊了他一声：“老彭，愣在那儿干吗呢？”
彭远大从沉思中惊醒，看了看他，半真半假地说：“我在琢磨该找谁跑跑官呢。”
姚开放咧咧嘴，做了个极为同情的样儿说：“别想了，晚了。”然后扬长而去。彭远大心里又是一阵儿发凉，过去这些同僚之间不管怎么说面子上都还过得去，有的时候还能体会到长期共事产生的感情和友谊。然而，在这一场竞争中，好像人人都变成了另一副嘴脸，贪婪、猥琐、卑劣。彭远大搞不清这副嘴脸是过去就有只不过隐藏起来没有被发现，还是人的正常性格在官场竞争中异化、劣变了，他暗暗担心，经过这一场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之后，今后还怎么在一起共事。
姚开放回头看了看，彭远大还在那里发愣，心里由不得对他就有些怜悯，姚开放已经得到了老岳父传递回来的确切信息：市委吴书记和夏市长都已经明确表态要提拔他担任银州市公安局局长。而彭远大还在那里琢磨着怎么样去跑去活动，这让他感到彭远大很可怜。自己上任以后，这个老彭还是要用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破案还是有一套的，这是姚开放走进办公室之前脑子里涌上来的念头。
第七章 领导一出手，就要有大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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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修治一上班就让办公室通知关原到他办公室来。关原来的时候手里捏了一沓材料，一进门就抢先汇报成绩：“吴书记，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改革方案搞出来了，您先过目一下，需要作进一步修改的我拿回去让他们抓紧改，保证按期完成您交代的任务。”
这几天组织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紧张，关原亲自督阵，有如地主压迫长工，逼着组织部的干部们日夜加班赶工制造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一来常委会的会期已经确定，时间紧迫，必须拿出能在常委会上过关的方案来。二来这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的制订确实是一次意外的任务，关原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心里没数，尽管吴修治已经在常委会上谈了关于这方面的设想，那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还需要他们形成条理化、程序化、周密规范可供操作的文件。三来关原敏感地感觉到了这一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因为，这并不是吴修治一时半会儿的心血来潮，而是省委确定的大方针大原则，如果这一次银州市能够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作为主持此项工作的组织部部长，政治上的收获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确定的目标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能按期完成绝对不允许拖延时间。其实他心里也有数，这种改革，只要不伤筋动骨，成功不成功没有客观的考核标准，只要领导认为成功就是成功，况且吴修治有话在先，成功了，功劳是组织部的，失败了，责任由他承担，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基于以上考虑，关原对这项工作热情空前，投入的力度空前，组织部的干部们过去做的都是早一天晚两天没人催促，做与不做也都没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软工作，从来没有承担过关系到生存发展的硬任务硬指标，过惯了一杯茶水一根烟，一张报纸混一天的舒服日子，突然由部长亲自坐镇督战，限时限刻完成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改革方案，一个个紧张忙碌得活像被人用鞭子抽着旋转的陀螺，苦不堪言。好在大框架已经由吴修治搭好了，如今信息渠道高度发达，到网络上一搜索“干部”、“改革”几个关键词，古今中外这方面可供参考和借鉴资料数不胜数，所以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改革方案倒也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方案经过关原的反复审查和组织部干部们的反复修改，总算到了可以拿给吴修治初审的程度，恰好吴修治召见关原，关原便拿了这份改革方案来见吴修治。
吴修治接过方案的时候，顺嘴说了一句：“这么快？组织部的同志工作效率很高嘛。”吴修治深知，单独面对的时候，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更能让部下体会亲近的肯定和鼓励，担任领导职务时间长了，耍这一套小技巧已经成为他性格中的组成部分。果然，关原立刻变得精神抖擞，一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