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6: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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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卷6:百家争鸣-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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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9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是: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臣民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臣民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31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32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33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4 荀子主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5 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36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37

老子的方法论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8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百家争鸣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国的争论,虽然由秦皇汉武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三百年的争鸣,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很正常。实际上,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问题是,在诸子的时代,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实现价值的可能吗?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韩非都主张的。平等再加自由,则是庄子的价值观。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此刻能做的,是先来看看秦皇汉武们,如何缔造出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秋天一到,雨就来了。

大小川流的秋水汇入黄河,黄河变得非常宽阔。站在岸边和沙洲隔水相望,已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

黄河之神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

志得意满的黄河伯决定去拜访北海之神。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

黄河伯望洋兴叹。

他对北海若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1

我读先秦诸子时,也正是这种感觉。

的确,诸子的思想就像那北海之水,浩渺无边,不见际涯。何况北海若还告诉黄河伯,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太仓一粟。那么,我会不会也“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极有可能。

很小的时候就读诸子书。最早吸引我的,是那些成语故事,比如孟子讲的杯水车薪,庄子讲的朝三暮四,韩非讲的守株待兔、老马识途和郑人买履。

后来,就开始背书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比如《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 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 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4荀子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5等等。好处是写作文用得上,也挺励志。我甚至曾经猜想,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什么感觉?

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后来就评法批儒了。评法批儒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内容是评论法家,批判儒家。这时,便有机会重读了诸子。虽然公开的发言必须把儒家骂得狗血喷头,但私下里还是觉得,至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6总不错吧?

何况那时的生活真苦。于是更觉得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云云,7 真是说得太好了!孔孟之道,也不能一概否定吧?

我不知道孟子是不是当真挨过饿,有没有像我当年那样饿得仰望星空,吃外星人的心都有。但有一句话,却是很久以后才真正有共鸣的。

这句话叫: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8

不虞之誉,就是意想不到的赞扬;求全之毁,就是过于苛刻的诋毁。这两条,我在这些年都体验过了。本中华史将要面对的批评,大约也会如此。尤其是本卷,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那是可以千刀万剐的。因为先秦诸子是太平洋,本书则还算不上黄浦江。

那就悉听尊便。

唯一要交代的,是这个话题并没有讲完。比如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仁学结构,还有儒法两家后来的关系,将安排在第八卷。因为这两个问题,只有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看得清楚。至于对百家争鸣及其影响的总评价,也许要到最后一卷。

但,先秦诸子将在后面的历程中,时时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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