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
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所有的水，都是往低处流的。因此，所有的人，也就都要往高处走。水，有往高处流的吗？没有。那么，人也没有不向善的。
呵呵，有问题吗？
有。
先请问：照此说来，人性本善吗？
不，向善。正如水性，并不是“本下”，而是“向下”。人性亦然。水的特性，是趋向于低处；人的特性，是趋向于善良。这就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性向善，才是孟子的观点。本善不是。
那么，所有人都向善吗？
是。这就叫“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
环境和条件使然。这就好比水，如果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但，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只能叫“其势则然也”。
同样，人性向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善。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他就善。反之，则可能恶。也就是说，性善，只是“可以为善”。
这就要问：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这就是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这四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这就是共同人性。由此产生的，是共同价值，即仁义礼智。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10
相反，舍弃向善可能性的，就成为恶人，这就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1
这就是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也就在这里。
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因为把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了。
现在，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要问：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人的社会性，不是并非天生吗？那么，他为什么无须教育，就会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怎么就“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
这，岂非漏洞？
当然是。如果不堵住，儒家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谁来填补漏洞？
荀子。
荀子：善能胜恶
荀子的主张，是把人性分成两半。
哪两半？
一半叫性，一半叫伪。
什么叫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2 什么叫伪？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不在天而在人的，谓之伪。13 也就是说，天生如此的就叫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很清楚，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在荀子那里，就叫“性伪之分”。
这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解决善恶问题。
怎样解决？
恶来自性，善来自伪；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性则恶，伪则善，这确实高明。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也就是说，荀子主张性恶，不是说人性恶，更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就还有希望。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还有伪。性战胜伪，就是恶人；伪战胜性，就是好人。一个人是善是恶，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么，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性起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人类自为，君子自强。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化性而起伪”，就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
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结果，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满盘皆输。
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军事家吴起，据说是爱兵如子的。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就跪下来，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在一旁哭天抢地。
有人问：将军爱兵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当年吴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结果他战死了。我的儿子，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韩非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讲了另一段话。韩非说，雇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雇工吗？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够多卖力气。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14
由此可以推论，吴起为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也不是爱士兵，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晋人王良号称爱马，越王勾践号称爱民。结果怎么样呢？马和人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15
于是韩非接着说：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不是的。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仁义不仁义，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16 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17 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18 人们的追求，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19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20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21 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22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23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24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7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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