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计划。
1985年，结束长达近20年在电子工业领域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生涯后，俞正声就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并从1987年开始担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就在俞正声上任后不久，一个重担落在了俞正声及当时烟台市政府的肩上： 在烟台率先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关键的住房制度改革。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讨论。为此，国务院还批准成立了建设部住宅局，后来又成立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专门探索住房改革。住宅属性定调之后，住房商品化的房改开始进入试点阶段。但是众所周知，1979—1981年，全国60多个城市及部分县、镇推行全价售房，结果不甚理想。1982—1985年，在160个城市及300个县进行试点，推行补贴售房，也因未触及低租金制等体制核心，无疾而终。
在1986年3月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烟台与唐山、蚌埠被确定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城市。对当时的俞正声和烟台市政府而言，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难得的探索机遇。
也正是从烟台开始，俞正声奠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领域的先驱地位。
“当时之所以选择烟台，有几个原因： 城市是中等规模、公房比例较高、经济条件较好、改革意识强烈等。”业内专家回忆道。
对于这个关系到全体老百姓最关心的住房问题的改革，烟台第一个吃螃蟹，俞正声很清楚其中的困难，但决心更大。
当年，烟台市住房改革配套试验的第一个商品化住宅小区“民生小区”建成。烟台市民宫建华当时每个月工资只有52元，根据烟台的试点方案，即使在给了各种优惠后，买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仍然需要2万元，相当于她不吃不喝30余年的工资。不仅没有能力买，她还有很多顾虑。
“买房就是有私产，谁还敢买房子。再说，住公家的房子，不仅房租低，水管坏了有人修，灯泡坏了有人换，干吗要买房子？”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这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1986年10月，俞正声在烟台住房改革动员大会上说道：“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它比放开菜价、肉价困难得多，比机构改革还困难。但是，即使困难，现在也要动手搞。”
一直以来，俞正声对住房制度改革的坚定态度和不断推动，来自于他最初对改革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他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企业用于住宅的投资约占国家基本建设总额的百分之十几，这么大的投资回收不了，严重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
1987年8月1日，烟台市以“提租发券、空转起步”为特征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行方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试行，成为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中第一个出台的方案。这一改革，向住房商品化目标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烟台市的住房制度改革犹如一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机器，经过1年零4个月的设计安装，反复调试，终于按下按钮，正式运转启动了。其基本模式为“提租发券，空转起步，滚动前进，逐步过渡”。烟台将公房租金从原来的0。10元/平方米左右，提高到1。28元/平方米的准成本水平。“考虑到大幅提租，老百姓承受不了，烟台同时按标准工资23。5％的系数给租住公房职工发放住房补贴券。”
烟台房改之所以一手发住房券，一手回收，空转起步，是因为当时住房制度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烟台的改革是在旧体制下进行的，30多年积累下来的住宅数量相当大，一下子全部进入实转，财政和企业都难以承受给租住公房职工发放住房补贴。所以他们采取了空转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较好的过渡形式。
这个早晨，像往常一样，烟台市第二皮件厂工会主席王建生和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栾聚茅走出家门。也许在出门的那一瞬间，他们俩谁也没有意识到，身后那再熟悉不过的房子，已经开始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大幅度调整。建设银行的账户上，从此时起，每个月将为王建生存入30多元的住房券储蓄，在栾聚茅的工资单上，将因为房租增支而每月多扣去40多元。
当时王建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挤在9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想到自己每月存储在银行里的30多元的住房券时，他感到心里比过去平和多了。当老革命栾聚茅拿到每月新增的40多元的房租单时，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交足了房租，同时也对自己那套仅有老两口居住的110平方米的住房产生了新想法： 调换一处小一点的。
“房子也是商品，不是福利了。”不少烟台人开始感慨。
韩占和，曾任烟台市房管局副局长，在参与房改的过程中，与普通百姓一样，他自己也有了买房的打算。“以前房子是福利，住房等国家分，现在房租大幅提高，如果我们把房子买下来，那么每个月的住房补贴就可以攒起来了。”韩占和说。“提租空转”让很多人把房子当成了商品，有了“房子要买、不能等和靠”的思想转变。
从1987年8月1日这一天起，烟台市出现了大房换小房，无房要买房的新动向。1987年10月22日举办的烟台市区住宅交易调换大会，更把烟台人住房商品化的观念深化了一层。
从早7点到晚8点，人流如潮水一般涌入烟台工人文化宫内，会场挂着数以万计的卖房换房条幅，连四周临时拉起的250平方米的篷布也被见缝插针地贴满了买房换房公告，来晚的人索性摆起了“地摊”。交易大会会期四天，参加人数达到万余人。有3000多户要求买房，1000多户提出以大换小，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最终卖房45套，换房143套。私房交易量超过了烟台历史最高成交量的五倍。
也就是在这次住宅交易调换大会上，高广选和王荣光他们买到了自己的房子。
“当时的激动与喜悦真的是无以言表，从此，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来得如此之快，有些难以置信，以至于晚上睡在床上都还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 这房子真的是属于自己了吗？”王荣光说。
“房子属于自己的第一天，妻子里里外外彻彻底底地重新把它打扫了一遍，布置也是焕然一新，心里充满了美好的遐想。虽然竭尽全力，向亲朋好友四处告贷筹资买房，但我们心里高兴。从此，我们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有了一个稳定的家。”高广选说。
1987年11月，烟台市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芝罘区正式实施。1995年10月，《烟台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标志着烟台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旧的住房福利性分配体系逐步废止。
在烟台房改中，出售公有住房2111套，12。8万平方米，回收售房款2400万元。房改，加快了烟台住房资金的回收，逐步缓解住房紧张状况；克服了住房分配上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杜绝了分配上的不正之风；改变了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实现了住宅设计和建设的多样化、实用化。
对于烟台打响的全国房改“第一枪”，众多业内人士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认可。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表示： 提租房券方案是个首创，为全国房改作出了贡献。发券不发人民币，可以避免沉淀住房券流入其他流通领域，冲击消费市场。
曾多次参与国家房改政策研究和制订的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表示，烟台房改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是较大程度上冲击了旧住房制度和旧住房观念，多住房、住好房就要多掏钱；二是抓住了住房资金这一关键问题，理顺、转化住房资金，发展住房金融。
1987年12月1日，为了保证烟台房改的顺利实施，经中央领导特批（因为注册资金只有2000万元达不到成立银行的要求），烟台设立了全国最早的住房储蓄银行。2003年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批准，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更名改制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丰银行”），成为我国第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当然，在住房制度改革推行过程中，一部分烟台居民也心存疑虑，有的产生了一股无名怨气，各种议论和尖锐的质询纷至沓来。
对此，俞正声有这样的感悟： 房改对群众来说，心理上的压力要比经济上的压力大；群众在心理上若承受不了这一次改革，改革就无法出台。承认改革还有不合理的因素，向群众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从而使多数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改革。
正是坚持了“房改对最大多数的基层群众有利”的科学态度，从1997年就职建设部及以后工作中，在国务院领导下，俞正声成为新时期全国范围内房改的“舵手”之一。其间，他提出并实施的诸多内容，直到今天依然是新时期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原则。
总结房改的思路，俞正声曾对外明确表示，“住房改革的思路还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那次重要谈话中所讲的，主要内容是： 新房老房都要出售，可以分期付款，提高房租，给低收入者补贴”。
1987年
● 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
● 4月，国务院提出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意见。
● 7月，武汉市房产交易市场正式开业。它是国内第一家专为房屋买卖主顾提供洽谈业务的市级固定场所。
● 8月，以提高房租发放抵租券、空转起步为特征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在山东烟台试行。
● 8月，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将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 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
● 11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福州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
● 12月，深圳市率先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1988天涯狂欢万科改制
为秋天而存在
为你心中的四季而聆听
八月之琴在芦苇的手中奏响
众鸟的天空有一轮落日倾向大海
黄昏，在石头的双颊上涂满浆果。
——大仙《再度辉煌》
历史终究会记住1988年。
天安门，一个古老的建筑，它曾被人们赋予了庄严神圣的色彩。新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中外游客只要花上10块钱或30元外汇券，就可以登上这神秘的城楼，以一种伟人的感觉一览北京“小”。
这一举动，意味深长。有人说，它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十年发展，成效卓著。特别是从1984—1988年，我国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增加一倍多。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加速发展的同时，积累的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多了起来。从1978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瓦解，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中国开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型。十年间，在这个试验取得进展的同时，迷茫和躁动也同时在滋长。渴望漂泊，又充满不知所向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试图超越具体现实的普遍心态。
整个1988年，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都是最为流行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当时社会氛围和公众心态的真实写照。
21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岛已经成了一个时常让人追忆的传说。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首次向外界宣告了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重大设想：“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800多名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海南设立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正式挂牌成立。
“飞鸟尤有半年程”。人们曾经觉得那么遥远的“天涯海角”，以前常被当作充军发配之地的落后边陲，一下子成为全中国的聚焦点。
几天后，1988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国发〔1988〕26号），提出国家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比“特区”还“特”的整个最大经济特区，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除非当年身临其境，否则你很难想象在这片岛屿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狂欢。几乎一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