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都成为商品，当人的尊严、女性的尊严被践踏的时候，妓女，这个人类的耻辱，不可能不成为一些进步作家的重要主题。我们无权取缔和诋毁这些作品，但也没有权利为了表示区别于“帮”的虚无主义，又没有勇气彻底唯物地面向真实，而给这些作品涂上一些莫名其妙的脂粉。
《茶花女》，一曲凄恻美丽的爱情之歌。小仲马不是巴尔扎克，他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虽然他某些作品客观地有一星半点这类意义。如果说《茶花女》是为了暴露和针砭七月王朝的上层社会，那么《卡尔曼》，或者提它因歌剧而更出名的另一个名字：《卡门》，又是暴露和针砭什么呢？难道我们对过去一切作品的取舍扬抑，仅只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暴露意义？我们可以说李香君的形象有爱国意义，可以说杜十娘的遭遇有暴露意义，但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呢？为什么在肃清“帮”毒，为一部举世闻名的爱情悲剧“正名”的时候，不敢提它是爱情悲剧，是恋情哀歌，而要为它涂上多得要掉面儿的脂粉呢？难道无产阶级之外的一切爱情对于无产阶级真有这样可怕？难道真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才有真正的爱情？请不要忘了，恩格斯把中世纪的武士爱，称作“头一个出现于历史上的性爱形式”①。而这种武士爱在今天看来，是“偷情”，是“乱搞两性关系”。
《望乡》，是对军国主义的悲愤控诉，对“南洋女”的悲怆哀悼。如果认为这部作品是对女性尊严的玷污而不是为维护女性尊严的呐喊，那简直是丧失了起码的是非概念。当然，《望乡》不是《茶花女》，更不是《罗米欧与朱丽叶》。它用近于自然主义的手法，真实勾画了“南洋女”的悲惨遭遇和世纪初日本、南洋的下层生活，自然难免色情片断。于是引起中国现代卫道士们的大惊小怪。而这类片断，恰是这种生活的深微写照。比如阿畸对阿秀吐露爱情的那一场，这是使人心碎、令人落泪的爱。这是被蹂躏的女性的反抗，这是被践踏的性爱的伸张，这是被扼杀的纯真情爱的呻吟！我们看到阿畸把手伸向阿秀，随后镜头转开了。据说有些镜头来华前被导演删去，因为对中国观众过于刺激了。
这后一点，也是事实，必须注意和尊重的。各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不同，甚至相去很远。法国的情侣们穿着极简单的服装在阳台上旁若无人地接吻；而今天的中国观众在电视里看到南斯拉夫青年在街头亲吻，却觉得很新鲜，但也有觉得不奇怪的。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几千年封建礼教大概不无关系，很难几句话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二十几岁的青年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与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已经有所不同。这其中有可歌颂的，也有可谴责的，无疑都是文艺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惜今天文艺虽然已经敢写爱情，写的还都是从天国里搬来的爱情，至少是从柏拉图“理想国”里搬来的爱情。
中世纪的教士也要传宗接代。无产阶级也需要爱情，也不能离色情。共产主义不是纵欲主义，但也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主张西方的“性解放”，但也反对新宗教的“性扼杀”。一切应当正常。
①《光明日报》1979年1月10日载，徐州重型机械厂工人王书田，因阅读手抄本《茶花女》，被厂保卫科指令作检查，甚至惊动了市公安局。《光明日报》为此写了“编后”，并发了介绍《茶花女》的专文。
② 马雅可夫斯基一首长诗的篇名。
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林大中
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指导的几种刊物
《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本名。1916年底迁北京。李大钊同志于1918年1月以后参加编辑部工作，使该刊面目一新，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党成立之后，该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
《每周评论》：李大钊同志是该刊发起人和编者之一。1918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19年8月被北洋军阀政府封闭，共出三十七期。它与《新青年》互相配合，多登短篇文章，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学，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报道世界革命的动态。从内容到形式在当时都有广泛的影响。
《国民杂志》：国民杂志社主办，由李大钊同志担任导师。创刊于1919年1月1日。该刊连续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文章，突出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新潮》：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主办，与《国民杂志》同时创刊，李大钊同志担任该刊顾问。该刊在“五四”运动前，在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姚
1979年第2期；总第2期 … 书讯
《沫若自传》（四卷），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1934页。
郭沫若同志逝世已四个月了，人们都在怀念我国文化战线上这面光辉的旗帜。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他的自传，这对于我们是个很好的讯息。
这部《沫若自传》共四卷，是从文集中抽出来集中汇编的。第一卷《少年时代》，收《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是1892年出生到1913年二十年间的自传。它写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和教育界的腐败，也描叙了四川乐山一带的风土人情；尤以《反正前后》一篇，作者据耳闻目睹写下了四川人为铁路问题从经济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保路同志会的兴起及其反封建的斗争等，使我们看到民国虽然建立，但革命尚未成功。
第二卷《学生时代》，收《我的学生时代》、《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篇》及《今津纪游》、《山中杂记》等自传性散文。在《创造十年》和续篇中，写了创造社和其他文学社团之间的分歧，以及和鲁迅之间的争论，对研究我国的文学史是很有价值的文献。散文或记幼年时的故事，或回忆日本生活的片断，或叙江浙一带的战祸，都颇可观。
第三卷《革命春秋》，收《北伐途次》、《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续篇《脱离蒋介石以后》，及《海涛集》、《归去来》等自传性散文。当时作者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北伐途次》即记叙北伐军攻下武昌和人民的欢忭。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后，作者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檄文，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海涛集》写的是作者从南昌走流沙、神泉，回到上海，又于1928年再次渡日。在日的近十年间，作者于日本刑士、宪兵的监视下埋头于甲金文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归去来》所记即留日期间的随感。
第四卷《洪波曲》，收《洪波曲》、《苏联纪行》和《南京印象》、《芍药及其他》等自传性散文。《洪波曲》大体上是记1938年一年间的事，包括保卫大武汉、长沙大火、汪精卫叛国等。苏联纪行》是1945年6月至8月的访苏日记。《南京印象》记下了1946年上海民主党派代表在下关车站被国特殴打的情景。
四卷自传，叙事坦率，文章如行云流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时代”来。 （休）
《李大钊传》，编写组，人民出版社出版，264页。
李大钊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战斗了一生，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上，只活了三十八岁。
本书共分九章，并附有《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和《李大钊同志著作目录》，以及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和手迹等照片三十一张（有些照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
本书的编写，经历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早在五十年代，不少同志就曾呼吁过出版一本较好的《李大钊传》。一九六○年初，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倡议并布置北京市委党校承担这一任务。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同志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曾组织党校部分理论教员搜集和整理有关材料，由朱乔森、黄真等同志执笔，写出了传记初稿。后由袁谦同志负责，继续组织书稿的修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和中央文革某顾问对李大钊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部书稿被污蔑为“大毒草”，属于所谓的为彭真同志“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征夫同志遭受残酷迫害，含愤而死。袁谦同志被作为专政对象批斗，执笔者也被打成“黑笔杆”，受到打击和迫害，致使这部书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中断了十余年之久。
本书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大量地掌握了有关史料，研究了李大钊同志的全部著作，进行了必要的实地调查，并参考了前人研究李大钊同志的成果，力求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加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本书的修订工作得到了范若愚、李葆华、贾芝、李星华等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具体帮助。年已八旬的刘弄潮同志和罗仲言教授，对李大钊同志当年的革命活动比较了解，他们也热情地阅读了书稿，并介绍了许多当年的有关情况，为本书的修改和补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意见。
（姚维斗）
《前后汉故事新编》，林汉达著，中华书局出版，806页。
林汉达先生共写了三部历史故事新编。其中《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由生活书店出版了。一九六二年，在这部书经作者修订，并重新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时候，作者又应书局之约，继续写了《前后汉故事新编》和《三国故事新编》。本来，按着预订的计划，这种故事新编要一直写到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为止，但由于林先生不幸去世，这个设想未能实现。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前后汉故事新编》，完成于一九六三年，内容是紧接《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作者从秦末原韩国公子张良主使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到后汉末张角创立太平道，酝酿黄巾起义的四百多年的历史中，选取了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趣味的故事，如《揭竿而起》、《破釜沉舟》、《指鹿为马》、《四面楚歌》、《夜郎自大》、《投笔从戎》等共一百四十个，用通俗、流畅的语言，比较形象地勾划了这个时期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由于作者不仅强调他写这些故事是在“实验普通话的写作”，“是从研究语文出发、是以研究语文为主的”（《前后汉故事新编·序言》），而且也十分注意这是历史故事，“古书上没有的，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古书上明明记着的，也不能一笔抹煞”（《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序言》）。因此，它既能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语言艺术的魅力，又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知识。
本书既然是对历史故事的新编，因此，无论就选取史料，还是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等，都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究竟如何，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允许，也是应该进行百家争鸣的。
本书还有已故画家庞亦鹏先生的三十幅插图，为本书增添了不少色彩。
（崔文印）
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八集，罗尔纲著，三联书店将出。
罗尔纲先生所写的太平天国史论文，自1954年起，按内容分类，编成史事考、史料辨伪、史料考释、史迹调查集等七部论文集交三联书店，至1958年全部出版。最近，罗尔纲先生又把1960—1978年写的论文汇编成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八集，仍交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论文集的内容，除少数曾发表外，大部分未发表过，其中有重要史事考证，如《太平天国政体考》、《太平军北伐事迹考》、《天京事变考补》等；有五十年代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曾发生过争论的问题，如《关于石达开大渡河覆败的几个问题》、《对蓝大顺几个问题的考证》等；有作者编写《太平天国史》时发现的新问题，如《韦昌辉参加金田起义的几件事》、《苏三娘事讹为洪宣娇事考》等；还有作者答复史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太平天国在何时何地建国？》、《三道起义檄文的颁发年代》等。 （义）
《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著，人民出版社即出，202页。
本书收集的二十一篇文章（1966年以前十七篇，1976年以来四篇），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理论，而且对其中某些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早在二十几年前，作者就发现了我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