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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琦忙劝解道：“刘将军，你俩的恩怨我不是很清楚，可眼下国家正在用兵，为大局着想，希望你二人能够尽弃前嫌，联手对敌，可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事才好。”刘綎听了只是微微冷笑。
这时脚步声响，一位白须老将昂然走进帐中，见了王士琦，躬身施礼道：“末将邓子龙，参见王大人。”王士琦欠一欠身道：“老将军不必多礼。”
邓子龙今年66岁，号武桥，是江西丰城人，曾在当地镇压过农民起义，在沿海打过倭寇，后在南征中破过缅甸军的象阵，至今在云南姚关仍能看到纪念邓子龙功绩的“烹象亭”，可称得上是功勋卓著。
不过他和刘綎带兵方式类似，都属于骄兵悍将那一种：部队作战勇猛，军纪却差。曾因朝廷欠饷，在云南大理纵兵劫掠，逼得当地驻军与之火并，并因此罢过官职。（注：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五，邓子龙传）
此时他向王士琦行过礼后，又扫了眼刘綎，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刘将军，咱们能有十几年没见了吧，别来无恙？”刘綎板着脸道：“怎么能和您老比啊，这么大岁数还生龙活虎的，打完这一仗，您也该告老还乡了吧！”
邓子龙哈哈一笑，捋须道：“是啊，人老了，当年500斤的石鼓能抱起来走几十步，现在估摸着只能玩玩120斤的花刀了，凑合打完这一仗我就回家抱孙子去。”
刘綎听罢大怒：“姓邓的，俺刘某人的大刀正好重120斤，你这么说岂不是消遣俺来着？”
“那又怎样，刘大刀，你敢和我炸刺！”邓子龙眼一瞪，手按剑柄向前逼近。
王士琦和众将忙上前劝解，邓子龙人老脾气大，身手也好，明史中称他“貌魁梧，骁捷绝伦”，所以根本就没把刘綎放在眼里，二人本来就有底火，这时候话不投机，竟然当众翻脸！
众人奋力上前分劝，其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是包括他二人在内谁也没想到的，此时也都有些悔意，于是借坡下驴，互相戟指虚骂着，各从角门撤出帐去。
大帐内空自留下监军王士琦，他呆坐了半晌心中纳闷，忽然一拍文案，恨恨道：“临敌之际，军中大将自相争执，这成何体统？”于是愤然起身，喝道：“来人，给本监军传刘綎和邓子龙入帐。”下面中军不敢多问，忙领命去了，一时三刻，二将气哼哼先后入帐，分站两旁。
王士琦面露愠色，指着二人说道：“一个是西路总兵，一个是水师副总兵，都是国家要倚仗的人，如今不思为朝廷效命，却挟私怨在军营里厮拼，简直是开玩笑！你们都是领兵的人，自己说说，若按军法该当何罪？本官身为监军，你们再说说，这监军的职责是什么？遇到这种事，该如何处置？”
刘綎与邓子龙被他声色俱厉地一番训斥，心中怯意渐生，只好抱拳谢罪道：“俺们一时莽撞，还请王大人见谅。”王士琦冷笑道：“军法无情，你二人领兵多年，竟不知道吗？事已至此，已经不是我说了算的，待会儿我就写封折子送交邢大人那里，届时谁是谁非，自有公论。”
二人惊怒交集，满脸涨得通红，吴广、张起、李应轼、白翰南等部将和幕僚们见双方僵持不下，使个眼色纷纷上前求情。王士琦为了建立威信，使的是以进为退之计，他也知道，不可能当真把这两员大将怎么样，毕竟打仗还得靠他们。
于是等众人求了半天，他便顺势收手，冷哼一声道：“大敌当前，既然众将为你们说情，今天这事暂且记下，等平了倭寇自然无话，若不然，二罪并罚，你们就等着朝廷降旨处分吧！”
二人这才松了口气，连忙喏喏称是，王士琦气略消了些，忽然想起什么，问道：“邓将军，你来了半天，还没说有何军情要禀报呢。”
“噢，是这样，”邓子龙醒悟过来，盯了刘綎一眼，悻悻道：“陈总兵让我前来告之，水师已经做好准备，明日申初（十五点到十六点），待光阳湾潮起便攻城，到时候请步军一起行动吧。”
王士琦道：“刘将军，排兵布阵非我所长，这正是你的本职所在，就由你同邓将军详谈如何。” 刘綎没好气得道：“顺天倭城三面环水，正对我军方向的只有一条浮桥可以通过，需得绕道几十里才能进逼城下，请你告诉陈璘，由他主攻，等水师发动之后，我自会在陆上策应。”
“好！若没有别的事，邓某就告辞了！”邓子龙向王、刘二人一拱手，转身出去。
刘綎这时心里七上八下，看了王士琦一眼，赔笑道：“王大人，方才是俺莽撞了，有甚失礼之处，还望见谅。”一则明代重文轻武，二则这监军就好比现在的政工委员一样，刘綎虽然是西路军总指挥，但除非他想造反，否则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和监军大臣作对的。
王士琦自然明白这一点，见邓子龙走了，又拿出怀柔的手段，叹口气道：“刘将军，别怪我说，虽然你是个直爽人，我就喜欢直爽人，可这回搞得也太过分，若不是我出面排解，你二人没等上阵杀敌，先来个两败俱伤，让朝廷知道了，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么。”
“大人说的在理，俺知错了。”
“错不错不是咱俩说的，想那邓子龙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虽然脾气暴，真动起手来能经得住你几拳？那是副总兵啊，可不是小卒，把他打死打伤了，你怎么办？我与你同僚一场，你不想着，我能不替你想着吗？”刘綎听得无话可说，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挨了训，嘴里还得感激王士琦。
王士琦把话题一转，笑了笑道：“那些都是小事，不要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军务，要说打仗，还得数将军您在行啊！”
“岂敢岂敢，大人谬赞了。” 刘綎打着哈哈谦逊几句，二人就算把刚才这场不愉快遮过去了。
散帐之后，按刘綎的部置，明鲜联军兵分两路，主力屯兵检丹山下，刘綎亲率7000步骑向东行了30多里，绕过人造海沟，来到倭城前五里处扎下营寨，准备明日与水师联手攻城。监军王士琦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又派了一名中军官，带着他的口信飞骑前去，一再告诫刘綎，水陆两军务必要密切协同，争取一战成功。
小西行长侥幸脱险逃回城内，惊出一身冷汗，到了下午，又听哨骑报告，城东丘陵地带出现明军旗帜，小西闻报大怒道：“好个不知忠信为何物的刘綎，我以诚相待，他却欲加害于我，看来这次是一定要和他死战到底了！”
松浦镇信等人也道：“明将诡计多端，和我国武士风格不同。”小西行长歇了一气，和众将商议道：“既然决定开战，最好是依托坚城死守，另外，马上派船去釜山求援。”
“行长公，敌军这次虽然来势汹汹，可是他们需要经过山地才能到达城下，来得这么快，应该是以步兵为主，咱们不如列队出城，趁机和敌人较量一番，杀杀他们的锐气。”有马晴信说道。
远藤又次郎也跃跃欲试道：“让我和小笠殿率铁炮队打个头阵吧，如果真的打不过，再退回来守城不迟，大伙可都憋着一股气哪！”
小西行长举棋不定，可是一群武将们早就忍耐不住了，纷纷踊跃请战，小西最后也被打动了，首肯道：“也好，先打一仗看看，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实力如何。明天早上就由松浦殿担任先悬（先锋）吧，有马殿在后押阵，你二人率5000人马出城和敌人较量一下，我会随时出城支援你们的。后藤殿，你的水军也要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军从海上来袭，你可无论如何也要顶住一阵啊。”后藤信康使劲一点头道：“放心吧行长公，一切交给我了！”
次日早晨，明军与日军展开了一次大战，在经过激烈搏杀之后，日军不敌，败退回了城内，坚守不出。
十月初二，明鲜联军海路并进，展开了东南战役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海陆协同作战，陆地上，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副总兵吴广率领3000明军佯攻曳桥，牵制日军兵力，另一路由刘綎、权栗率8000明军、2000朝军，从占领的日军外围阵地出发，准备强攻顺天城；海上，由陈璘、李舜臣率明军水师五千人，大小战船百余艘，朝鲜水军5000人，战船150艘逼近顺天湾，单等申时潮起发动攻击。另有近300艘战船泊在光阳湾与顺天湾之间的猫岛附近做为接应。
小西行长指挥日本水军拼死抵抗，但是再一次遭到了失败，此时丰臣秀吉病死的消息也传到了顺天城，日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正文 第四十三章 宛如幻梦
日本实际统治者，太阁丰臣秀吉死于8月，带着他无限的野心，带着他“显名于三国”的痴梦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早在3月份的醍醐赏花会结束之后，他那原本孱弱的身体就已经不堪一击了。国内政局的角斗，朝鲜战场上的胶着，都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5月5日是丰臣秀吉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天，老迈的秀吉勉强从病床上起身，谁料却失足绊倒。等众侍从闻讯赶来发现他已经嘴流长涎，无法清楚地说话了。可是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秀吉仍然想着两件事，一是确保幼子秀赖的继承地位，二是打赢在朝鲜的战争。可是，无论哪一件，他处理起来都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开始急转直下，并时常梦见往日的仇敌向他索命。
到了5月16日，丰臣家的五奉行决定将主公病重的消息公诸于世。整个日本上下都为此感到惶恐不安，伴随着这个强者的逝去，国家将会重新陷入战乱与动荡中吗？这一点没有人能知道。
在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夫人的奏请之下，日本皇室特别于6月27日召开祈求秀吉早日痊愈的神乐。翌日，也就是28日当天，又由于秀赖的奏请而再度召开祈愿神乐。7月7日，北政所夫人以太阁的名义捐献黄金五枚给三宝院为其祈福。
虽然她和身边的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秀吉会再次康复，可是大多数人已经看出来，秀吉之死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8月1日这天，丰臣秀吉意外地恢复了意识，并且将德川家康召至枕边，与之交谈。8月5日，他在垂危中再度召集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等四位大老来到枕边面授遗言，嘱咐他们一定要照顾儿子秀赖。遗书中写道：
吾子秀赖尚幼，敬恳辅教。我对秀赖十分放心不下，务请五大老抚养，以至于成人。神明佑之。此致。
庆长三年（1598年）的8月18日，秀吉在伏见城内自己的居所陷入昏迷状态，到了夜里，忽然张开两眼叫道，“不要让我10万兵，做了海外鬼！”喊罢气绝身亡，卒年63岁。
当时的日本上层武士有个习惯，就是临死之前总要再说两句，向活着的人表达自己的情操和个性，这种传统和中国古代文人咏诗明志的做法很相似。
丰臣秀吉也是如此，弥留之前写下一首辞世歌：“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首绝命诗写得很超脱，很有境界，但是我想，恐怕也只是在他将死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悟吧。
丰臣秀吉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结束日本战国时代，二是领导统一后的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崇尚武道精神而土地资源却相对贫乏的岛国来说，制定向邻国扩张、乃至“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是必然的。但是日本的战略回旋空间非常小，这就使得其扩张行动具有很强的冒险性，不成功便十有八九会成“仁”。
用“孤注一掷”来形容大和民族的这种性格是最恰当不过的，事实上在400多年后，日本又做了一系列勇敢的尝试，并差点成功。因为“差了那么一点”，大日本帝国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笔者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丰臣秀吉去世时通过遗嘱，命令德川家康代替年幼的秀赖执掌行政（职责约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前田利家是二把手，居次，并成立了一个包括他们二人在内的由五个大老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它之下，又设置了“三中老”，作为调停机关。再下面又设有石田三成等人组成的“五奉行”，作为丰臣政权事实上的执行机关。
面对自己行将就木、儿子秀赖尚在幼年的不利局面，秀吉试图用这种环环相扣的机制来保证丰臣家在日本的独尊地位。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秀吉虽然是一代豪杰，但也只能顾得了身前事；在他死后不久，日本国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德川家康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并配合以高超的政治手腕，最终消灭了丰臣家的势力，取而代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时的德川家康，作为危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