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经理合上记录本，迷惑地望着我，“头儿，咱们不是卖放像机吗，怎么变成买了，我耳朵没有听错吧？”
“是急购2万台。”
“咱们马上到货的2万台怎么办呢？”
“你是老总我是老总？”
“当然你是老总！”
“那就不要问那么多，明天就刊登在《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广告登出，售卖放像机的电报雪片似地飞来，200台、700台、1 200台、3 000台、5 000台……颇有戏剧性的是，在急购广告上方的位置，同样大小的版面刊登着某商家有大量放像机待售的声明。
由技术维修部出面，我们组织了4个验货小组到珠三角求售的公司验货，除了个别小批量，大都是期货，采购人员咬定：必须看到现货检验之后才能签订合同。放像机没有进一台，市场零售价却微妙地从2 700元上扬到2 900元。市场暂时稳住了。
内部销售分析会上，我表述了对市场发展的看法，“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资金回笼了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当时展销中心的分销商中，有家底的国营公司活力不够，有活力的又没能力一次吃下太多。
“我建议启用成都八一科仪公司陈氏三兄弟。2万台已经订定出5 000台，余下的15 000台全部给陈宇光。你们的意见？”
“目前给分销商赊销最大的金额没有超过200万的，”张敏慢条斯理地表达她的担心，“15 000台的金额高达3 000万！几千万的货放给一家个体户，他卖了货，卷款溜了怎么办？”
“我相信陈宇光的信用，你们记得有一次他浑身血淋淋地赶到公司开提货单……”
大伙没有再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我的办公室。成都八一科仪贸易公司的陈宇光相对而坐。
“放像机你能不能再多下些订单？”
“那就看你出的价格了。”一双乌黑放光的眼睛，充满希望、野性、浪漫、不确定性的眼神。
“你能吃15 000台吗？”平淡的问句。
“我哪有那么多钱？”陈老板吓了一跳。
“给你赊销。”
“嘿嘿，你想开溜啊。什么价格？”
“1 500元。”
陈宇光笑了：“你急着出货也不用价格这么低，按成本价格1 900元卖给我就可以了，不能让王老板亏本啊。”
“快出货。我的要求就是迅速资金回笼，绝不允许你用回笼款滚动做其他生意。我预计这担买卖银码大，你或许不会赚到多少钱，但在西南市场你将是大销售商了。我这里已草拟好合同，你看一下。”
放像机陆续到货。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的大订单的时候，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消化，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市场开始不大敏感，零售价在2 500~2 650元浮动着，进口批发价缓慢地下滑到2100元。醒悟过来的商家开始降价抛货，2 000、1 900、1 700、1 600、1 300、1 100、900……
批发价格下跌至1 000元是没有预料到的，直觉告诉我：补回损失的机会出现了。
在价格跌到800元时，我交代：只要不超过1 000元，市场的存货全收。
打电话给陈宇光：“我继续向你供货，价格1 100~1 200元。”
“我可以买到低于1 000块的为什么要进1 100的？”
“我要弥补前期削价的损失；目前零售价可以卖到1 300左右，给你留有利润空间。不许你直接进货，你的回款现金必须流进我这儿。”
尽管精明的宇光老大不情愿，还是接受了继续从展销中心进货的安排。
这一役打下来不仅补了之前亏损的600万，还盈利400万。相当一段时间，有意经营放像机的，大都会从展销中心进货，流行的说法是：“想进口就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
老鼠与老猫的游戏
公司解决了存货积压，资金迅速回笼。但是不得不面对盈利能力下降，市场萎缩的现实。公司面临着勉强维持还是裁员、轻装上阵的选择？
我清楚裁员是必须的选择。创建公司的本意之一就是给五湖四海来的年轻人创造一个实现价值的舞台，让员工可以充满激情实现梦想；但残酷的现实却是要把一些年轻人从舞台上轰下去。
公司被迫裁员20％。这是我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裁员不仅使被裁员工感到痛苦，没有被裁的员工同样会受到巨大的伤害，他们怎么可能满怀激情地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努力？
我思忖：公司扩张一定要清醒地控制风险，不要因为决策的失误和为了公司的生存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裁员。
1985年，国家对计划外外汇做了新的规定：冻结企业手中的外汇，国家银行以官价收购，企业银行里留存着同等数量的外汇额度，企业获得允许使用时再用官方的价格买回外汇。在冻结外汇时，展销中心的账户上还有800万美元，官方以1∶2。8买回，批准使用时再按当时的官价赎回。这一严格得近似苛刻的外汇管理，使调汇成本上升，同时隐藏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地下调汇市场异常活跃。
一天晚餐时间。我正在海丰苑大厦一楼的一间理发店理发。
躺在理发椅上，腮帮子涂满了肥皂沫，理发师手握亮闪闪的剃刀，仔细地为我刮着胡须。透过理发师脑袋和肩膀之间的空隙，我注视着高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屏幕。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同美元汇率贬值18％，从1美元兑2。8元人民币贬值1美元兑3。3元人民币。”哧喇，我觉的脖颈上如同被割了一刀！现在要赎回800万美元要用1∶3。3汇价，仅此一项直接账面损失就有400万，而去年全年利润也就是500多万啊！
第二天一切照常，如同任何事也没有发生过。
我内心却感到个人前途、公司前途是如此渺茫—任何一个政策变化都可能决定你的生死。公司能不能够发展下去，市场经济能走多远？明年公司应该朝何处去？我想不清楚，更谈不上未来规划。可是，我却没有抱怨情绪，因为你所走的路是自己选择的，即使渺茫也要走下去……
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公司内部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展销中心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矛盾。
事情源于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钢结构、玻璃幕墙，由美国C。R。S设计公司设计。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
一年后，还款期到了，特发总部财务上却没有多少外汇。怎么办呢？财务告诉孙凯峰总经理，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里有800万美元额度。
我被召进特发公司孙凯峰总经理办公室。
“王石啊，这一段表现很不错，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你也知道发展大厦需付贷款的首期，你那800万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吧。”孙总慢斯条理，控制着局面。
“我要是不同意调呢？”我那意思是既不同意上调总部，也不同意无偿划拨800万美元额度。在展销中心困难的时候，将800万美元额度调走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再“高升”离开，这公司的气数就尽了。
“你不同意调拨有用吗？”孙总不动声色，“先把你调离，新上任老总第一件事就是划拨800万额度。”
“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
两个礼拜后，一纸通知到了我的手中，通知我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四期，为期一个月。我没有理会，公司正处在动荡之中：裁人后遗症、推销积压电器、融通外汇指标、银行贷款延期、广州、北京展销会。此时，我怎能离开？
一个月过去了。又接到一个通知：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五期，为期一个月。我勉强去党校报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学典礼。第三天开溜回到展销中心。
我面对的是特发的一纸新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特发总办的彭国华把我和孙总的冲突形容为“老鼠同老猫的捉迷藏游戏”。
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变故，我找到张西甫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由张西甫任总经理，王石兼副总经理。从行政上，展销中心归属新一代公司。这样，中心与特发总部就隔着特发贸易公司和新一代公司两个层次，有点“山高皇帝远”了。
老鼠与老猫的游戏继续着。
800万美元额度仍属展销中心。但中国银行获得特发公司的通知：不经特发的同意，下属的展销中心不得动用800万额度。
我是棵“摇钱树”！
自辞去饲料科长的职务，就不再过问饲料科的业务，同正大康地也就没有来往。
一天，我却接到正大康地卢达民先生的电话，约定一起吃饭。曾经是买卖手的关系，私人之间也建立了情谊，我爽快应约。
卢不善酒，一喝就满脸通红红到脖子根，我也一样，红脸对红脸。一杯啤酒下肚，卢先生笑着：“你还有笔钱在正大康地。”
卢先生是汕头人，“文革”后移民香港，从业仆丰集团，该集团同美国大陆饲料公司建立饲料厂后，被派到正大康地采购部做买手。
“你搞错了吧。我做生意向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我没有欠正大康地一分钱，正大康地也不欠我一分钱。何来我的一笔钱存在你那里呢？”
一张被酒精润红的脸庞在我面前娓娓道来。“饲料行业有个行规：凡解决了新的采购来源而节省了成本的，有佣金。正大康地也遵守这一行规，千分之五的佣金。知道你的为人，担心误会，所以做生意时没有提这事。现在生意全部做完了，你也转行了，可这笔佣金还在账上，你说是不是有笔钱还在账上待处理啊。港币20万元出头，是给你的佣金，绝不存在行贿，你放心。存在香港，还是汇到哪里，你说句话就行了。”
“我不要。”
卢达民很为难的样子：“这笔钱公司已经打入成本。正大康地严格按国际会计标准记账，你不要，我们还真不好办了，有避税之嫌。”
“这样啊，看来非要不可了。这样吧，正大康地用这钱买辆豪华面包车送给特发公司不就解决了？！”
“这不行啊，给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送辆车。那其他供货商也要求正大康地送车，我们送不送？”
“这个钱是不是我的？”
“是呀。”
“那你们就买辆车送给特发吧。”
实际上，这笔钱买了一辆豪华面包还没花完，又添了两辆摩托车，一起送给了特发公司。很多年后，特区发展公司都不知道送车的缘由。
佣金在流通领域是很正常的事。我清楚正大康地不是行贿，因为已经没有生意上的利害和交易。但按我的做人准则，这钱不能要。如果公司是我私人所有，收下来没有问题，然而特发属国有公司性质。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的逻辑和判断标准；如果我接受了，将很难说清楚，既然说不清楚，就不要去做。
我的志趣不在如何为个人挣大钱，但要说王石是“圣人不爱财”那也不是。我不是不喜欢钱，也不是不需要钱。公司房改时，我也买了一套房子，装修之后，买家私时还借了同事的钱。客厅很大，但电视机却还是5年前买的，21英寸，同房间的格局搭配得并不合适。客人都说应该换台大屏幕的电视，我说没钱买，谁都不相信，认为我装穷。穷倒是不穷，但个人财富需要通过努力达到，一步步完成财富积累，这样才是正确的路径。
尽管我洁身自好，但却不能阻止某些人的想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这样拼命挣钱，不为财又为了什么呢？你显然是装丫挺，钱全藏到香港去了。”
一天，我被通知到深圳市纪委开会。走进会议室，里面只有两位纪检委的处长。
处长甲开门见山：“有关你的举报信，详细列举了你在香港的存款数和购置的房产，还不止一处。”
“王石同志，”处长乙接上话茬，“叫你‘同志’说明还是把你当自己人。但如果不能自己把问题说清楚，是不是同志就很难说了。”
“说我有多少存款、买了几套房子？”
“这就要你讲了，”处长甲扬扬手中的一摞材料，“你说和我说的性质是有差别的。”
“既然接到了检举信，就直接揭发吧。”
处长乙：“在香港买房子有存款不一定就有问题，比如说根据《管理条例》，没经市政府批准，不允许国营公司到香港投资置业，但是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公司以你私人名义在香港买房子、存一些现金是可以理解的。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产生抵触和对抗的想法。”
“告诉我有多少我的存款吧。”我显得有些不耐烦。
“不少哪，二十几万。”
“只二十几万，”我实在忍不住了，“请你们转告写举报信的人，再举报王石的话最好在存款的尾数增加两个‘0’。为了区区20万，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