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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的馅饼！
1984年秋天，特区经济建设丰收的季节。
在香江酒家，张西甫和业务员王向宁向我引荐一位客人，北京新时代公司的王春堂先生。一口京腔的王向宁介绍：新时代公司有大量出口外汇留成，可以调汇3000万美金，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元7角。
王春堂一米八几的身高、坐姿笔挺、面带和蔼笑容，给人可以信赖的感觉。但新时代公司哪来的3 000万美金？调汇比率之优惠更是不可想像。官方汇价是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而王先生给出汇价是的1美元兑换3。7元，每兑换1美元较“市场”汇价便宜0。5元。3 000万美金的兑换后，市场兑换差价就达到人民币1 500万元！难道，天下掉馅饼啦？
王向宁还介绍：“王春堂先生已经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孙凯峰总经理签订了调汇协议，如果展销中心需要外汇，可以分配一部分。”
我只是笑笑，没有太当回事，心想：这北京丫头口气也忒大了点。
20天之后接到西甫的电话：“北京的外汇到了，你要多少？”
“什么外汇？”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新时代的3 000万美金到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账号，你要多少？”
我算了下：汇率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1 000万美元就需要3 700万人民币。
“能给1 000万吗？”
“行，没问题，另外1 000万给‘国商’吧，李景全一直盯着呢。”李景全曾任孙凯峰秘书，现任新开张的国际商贸百货广场总经理，业务蒸蒸日上。
于是，展销中心从中国银行顺利贷款人民币2 000万元，加上账上现金，将3 700万人民币汇给北京新时代公司，特发财务同时将1 000万美元打入展销中心的美元账户。
随着1 000万美元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态势也随着节节攀高。
这时候，公司形成了骨干人员的初步配置：从特发财务部挖过来的张敏顶替钟艺林任财务经理，詹宏祥任营销部经理，梁毅任储运部经理，李耀辉负责技术维修部，广告部由苏晨任经理，赵晓峰则负责行政和来料加工。
一时间，公司开始大量进口录像机、复印机、放大机、电脑。香港仁达公司和冠都公司则为供应展销中心的订货满负荷地运转。
1 000万美金消耗得很快，能否再调汇1 000万美金呢？公司直接同北京新时代公司进行联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委派黄胜全专程飞北京全权办理。
与此同时，展销中心在广州和北京设立了业务代表处，由周世平负责广州方面的业务，蔡顺成和郑晓文负责北京的业务。在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销往北方时，北京一家贸易公司也南下珠三角，以黑马之态开始同当地公司“抢”货源，并租用军队货机空运北京，以运输交货速度的优势迅速形成竞争之势。该公司的全称为“北京华远贸易公司”，归属北京西城区政府，法人代表戴小明，其杀到珠三角的买卖手就是后来北京华远的第二任掌门人任志强。
在展销中心热衷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已开始将兴趣点聚焦在罗湖区建造高楼大厦上。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
1985年伊始，进口机电产品市场可没有像“深圳”速度一样节节高，而是日渐萎缩。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也开始集中在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部门、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形成了深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北京销售的“三点一线”模式。
市场不好，特区各大集团贸易业务的生意都冷清了下来。外汇管制异常严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违规调汇行为，涉案人员被问询、刑事拘留是经常的事。
展销中心也卷入了一起“4 000万美金调汇案”，此案被立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
逃汇？一切都是按正规手续，银行走账，花外汇更是按进口批文、合同付款，怎么可能逃汇？我十分茫然。
北京专程派出两个调查组到深圳，分别来自中纪委和军纪委。因为北京新时代公司归属国防科工委系统，属于部队编制。
4 000万美元中，展销中心了解其中3 000万的去向，“坐享”1 000万，第二个1 000万参与整个调汇过程并单独使用。特区检察院配合两个工作组，查封了展销中心有关合同和往来账本以及用汇去向。
展销中心被查询的有王石、黄胜全、张敏。
查询中，我强烈表示不理解哪一点涉及到逃汇。
中纪委小组解释：“新时代公司在使用留成的外汇上，手续不齐备。”
“那银行怎么能同意将美元汇到特区呢？”
军纪委小组解释：“赵紫阳总理到国防科工委视察听取汇报时同意其下属公司的出口留成外汇灵活使用，搞活经济。新时代公司是按照总理的精神办理的，只是国务院没有正式下文。”
我微妙地感到两个调查组的不同态度。
随着调查的深入，关键的节点集中于这样一点：在签订的两份调汇合同（3 000万美元与1 000万美元）过程中，有无行贿受贿行为？
展销中心的1 000万美元交易比较简单：王石明确黄胜全办理此事，没有安排任何礼品馈赠。特发的3 000万美元交易中，我是知情人，本来也可以参与交易过程，只是当时我不相信有如此的好事而置身事外，不过是3 000万的用汇者之一。
签订3 000万美元的当事人，面临着数台电视机是送还是代买的定性问题，前者属行贿受贿行为。果然如此，3 000万美元的双方交易参与者将面临刑事起诉。
此时，北方理论界正在讨论特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我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是如此密切相关。
据知情人透露：调查组已经提请深圳检察院拘留张西甫来配合案情调查。动议提交到深圳市委常委会。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认为证据不足，反对抓人。对于涉及案件的性质和人员来讲，梁湘书记拒绝逮捕张西甫的决定保护了一批特区建设事业的改革者。
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一箱钱岂能满足我？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中央纲领性文件。挣脱旧有经济制度枷锁的种种努力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认同，商品经济大潮已如惊涛拍岸，势不可挡。
展览中心的营业厅每天挤满了交款的购物客户，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总经理的办公室同营业厅隔着一层通体玻璃隔墙，营业厅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我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猎装静静地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戴着一顶水獭毛的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让秘书将戴皮帽子的男子请进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我想见总经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想买投影机和录像机。”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队的有那么多人，啥时能轮到我？”
就这样，我认识了陈宇光。按陈宇光的货单，我安排秘书给他办了提货手续。谈话之中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于成都，卖羊毛衫起家，后改为经营电器。
随后，陈先生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带着一张十几万限额的支票，开过提货单便即刻赶到展销中心位于广州的仓库提货。
一天，接近下班时间。一个男子跌跌撞撞走进销售展厅，头额还缠裹着绷带。我迎过去，却不想竟是陈宇光，绷带上滴渗着血痕、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我吃了一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从广州打的过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了伤。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到提货单，再返回广州仓库提货，我就露馅了。”
“哦，明白了，我让秘书办手续……”
一个星期之后，再次见到陈宇光，额头上的绷带换上了创可贴。
我请吃饭。饭桌上，我问：“设备、机器在我的仓库里，客户怎会把支票交给你呢？”
他露出狡黠的笑容：“呵呵，这还不简单，你的仓库就是我的仓库啊。”
“……？”
“我领着客户去看你展销中心的仓库。”
“这又怎么样？”
“嘿嘿，你们仓库负责提货的两个小女孩被我两包天府花生就搞熟了，再夸奖她们打扮得像模特，女孩经不起这么夸奖呀……你可不要批评她们，我告诉她们说，‘如果我领着客户看货，你们就问，‘陈老板，你这么多货什么时候取走啊。’呵呵，可不要批评她们。你王石还有虚荣心呢。何况小姑娘，呵呵……”
我也笑了起来。这个勤快狡黠的狐狸！
1985年春节，一天清早。门突然响了，“当、当……”
谁会在这么早的时候拜年？
打开门，是陈宇光，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皮箱和一个塑料提兜。
“这么早拜年？太太和女儿还在睡觉呢，轻点声……坐吧。”
陈先生把皮箱平放到玻璃茶几上，“嗒、嗒”两声打开，10元一张，一捆捆整齐码好，簇新簇新的一箱钱。
“今年做生意赚了30万，都是和贵公司做的，没有其他意思，表示一下心意。”
“你了解我吗？”
“我知道你对钱看得很轻。怕你误会，生意做完了才来表示心意。”
我笑了：“我这个人志向很大，这一箱钱岂能满足我的欲望。”
宇光愣住了，多少有点尴尬。按照他的逻辑，经营过程中送礼是免不了的，看仓库的还需要两包花生打点呢，更何况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看他的眼神，似乎是，“是不是嫌钱少了？”
“误会啦。我的志趣在做一番事业。国营公司有国营公司的逻辑，私收生意关系上的礼品可就是受贿。我要是要钱的话，早就干个体了。和你合作不是要私下获取你的好处，你帮助我们销售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合作。你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你受了伤也要赶到深圳换取货单，你看重的是经营中的信用，这也是我看重的。一诺千金！”
他笑了，“这一袋里的冬虫夏草和天府花生留下来吧。”
“冬虫夏草拿走，天府花生留下，免得拿去收买仓库提货员。”
割喉式价格大战
1985年，深圳到广州尚没有高速公路，路上需要过三个渡口，至少要走4个小时。有时，在深圳吃过晚饭后赶去广州，我同客户谈判会谈到凌晨两点，驱车返回深圳已是凌晨６点，就干脆窝在驾驶室里睡一个多小时，用冷水洗把脸，继续上班。
一次晚间去广州，梁毅开面包车，我躺在后排座上睡着了。路上一个急刹车，我“咣当”滚到了车地板上，却浑然不觉。梁毅吓坏了，以为我被摔晕了。摇晃了半天，我迷迷糊糊地问：“到广州了吗？”
可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睡眠多么少，我到了星期六仍要约上公司的一帮小伙子到小梅沙游泳，星期天再约另一拨年轻人踢足球。
然而，市场的一次刹车让我游泳和踢球的爱好都变成了奢侈品。进入1985年，国务院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也开始收紧银根，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不再热闹如昔，市场萎缩出现端倪。但头脑发热的珠三角商人们仍沉浸在供不应求的假象中。
录像机、摄像机的进口批文受到国务院机电办公室的严格限制，放像机不在限制目录上，因此成为进口的热门。展销中心进口放像机的完税成本是1 900元人民币/台，批发出去2 100~2 300元/台，市面零售2 700~2 800/台，各个环节都有利润空间。
展销中心新签的放像机合同为2万台，45天后到货。
货到之前的订货会上的买手却不活跃，我感受到市场趋冷的态势。通过进口代理商、海关、省计委进口审批处等信息渠道了解到：在展销中心2万台到货的同一时期，其他公司进口的还有5万台，累计7万台。我意识到，一旦7万台全部到货，放像机将即刻变成滞销品，价格将直线下降。一个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2万台放像机已在途中，不能中途退货，必须采取措施！
广告投放部经理苏晨拿着记事本走进总经理室。
“我口述一则声明：‘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
广告经理合上记录本，迷惑地望着我，“头儿，咱们不是卖放像机吗，怎么变成买了，我耳朵没有听错吧？”
“是急购2万台。”
“咱们马上到货的2万台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