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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是公司创建初期，工作经常是没日没夜连轴转的状态。我对职员要求严厉得近乎苛刻，常伴随着严厉的呵斥。同事们认为：一定是睡眠不足才这样……后来，公司业务逐渐步入正轨，睡眠时间保证了，可脾气却没有改善。
一次与一位律师去餐厅吃饭，偶尔见到公司两位年轻职员，我主动过去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事后，律师对我说：你让对方感到害怕，我觉察到你问话的时候，他们紧张到双膝都在微微发颤……我说：我哪有那么可怕？批评严厉点是恨铁不成钢！但心里沉甸甸的，意识到在我和下属职员之间已经隔了一堵墙。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就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坏脾气。
几年过去，公司业务发展，我的脾气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职员对此大体有两种议论。有的说：王总脾气不好，那是性格问题。有的说：管理公司需要铁腕人物，老板是故意板起面孔。
显然，同事对我是采取了谅解的态度。我因此也以这样的理由原谅了自己。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坏脾气改不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当看到我的副手向员工发无名火时，我隐隐感到，我的坏脾气已在传染着身边的人。
其实在平时生活中，我很少发火。发脾气往往都是因工作上的矛盾引起。公司大了，管理面多了，许多是过去没有遇见过的事。我扪心自问：在工作中发火是不是一种掩饰无能的表现呢？我开始警觉起来。
一般所说的“修养”，包括学识和待人接物的态度两方面。万科向来强调尊重人才，尊重人格的管理理念。公司的职员在职务上有高低之别，但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管理者，在批评下级时，也应当充分尊重对方的人格，无论他是部门经理还是电话接线生。如果发脾气是因性格引起的话，这个性格是非改不可了。
这之后，我的脾气是改了点，但时好时坏，就像三月的天。
临近万科九周年的人事会议上，我从同事们的善意批评中，对自己的坏脾气有了点新的体会：脾气和地位、权力有关。随着地位的提高、权力的加大，脾气也愈来愈大。在深圳的一些企业里，老板的脾气往往比一般员工来得大。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难道我也要走这一条路吗？是痛改前非的时候了！在人事会议上，我发自内心表示：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发火了。参加会议的同事当即提议：要为王总的态度发奖金。
戒发火就像戒烟一样，也容易也难。
戒发火的第二天，北京来的几位记者对我说：你是个传奇人物，我们慕名而来。听说你脾气非常大，光大哥大就摔坏了四个……
我苦笑着告诉他们，我从来不用那玩意。
为了改坏脾气，我像许多坚决的戒烟者一样，采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其中最厉害的撒手锏就是公司九周年时，我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改改坏脾气》的声明，其效果同戒烟者把心爱的打火机扔进火炉里一样。
我像换了一个人。早上上班，见到同事第一句“走神”（粤语：早上好）的问候，显得格外亲切。在开会场合遇到争执不下的问题时，我不仅约束自己，咬三下舌头才发言，还尽量维持宽容的笑脸。没延续两个星期，我的秘书提醒我：大家很不习惯你笑眯眯的样子，有人议论老总的笑是皮笑肉不笑。面对习惯势力，我只好妥协。
“娱乐室里摆着总经理的橡皮模拟像，泄气的职员对橡皮人一阵老拳，老板和受气伙计的关系得到平衡。”一些日本公司的这种做法被现代管理者所称道。我想给受委屈的职员撒气的机会，但却不愿尝挨拳头的滋味，即使只是模拟挨打。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万科让职员撒气的办法是在一年两次的晚会上（春节和公司周年纪念）出老总们的洋相。有一次让我唱京剧“沙家浜智斗”选段里的阿庆嫂，说来也奇了，唱歌常走调的我，那天晚上犹如神助，唱词一句没错，唱腔也没怎么跑调。晚会后，听说许多职员当时笑得直想尿裤子，我自然也很开心。
我最得意的是让李克克画漫画像，再自我解嘲一番在周刊上亮相，什么“开会独白”、“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自己的优点”……美中不足的是，漫画像有点那个……整个脸形轮廊像个倒三角形还不说，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睛上挂满了蜘蛛网。丑化十倍也没关系，咱们万科第一把手有宰相的胸怀。可我有那么老吗？
我给女儿鹿鹿看这张漫画像，鹿鹿问我：“爸爸，这是你发脾气的样子吗？”我想大概是吧。
我也有可爱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面。
一次出差北京，深夜两点才到饭店。一早，就被赵晓峰的长途电话催起来：“有人愿意白送万科1 500万！”
赵晓峰喜滋滋地汇报：“合肥买的1 000亩地，被另外一家企业看重，合肥国土局有意牵线让万科出让500亩，每亩额外补偿3万。”
“哦，明白了。”
三个星期前，应合肥金市长的邀请，我在合肥同国土局签订了1 000亩的购地合同，约定一个月内付首期款25％。我已让财务准备好首期款，准备下星期飞合肥。
我没有思索，对电话里的赵晓峰讲：“对万科来讲，500亩、1 000亩都很大，退回500亩就退吧，不需要补偿。”
“合肥方面也明确表态：‘如果万科愿意1 000亩维持现状不变，还是原来的1 000亩。”
“500亩够了，既然有企业看中就让出去好啦，反正我们还没有付钱呢。”
赵晓峰不解地追问：“是不是我听错了，退还500亩，补偿的1 500万一分钱不要？”
“你没听错。呐，你想，收了这钱，公司就会出现新的神话：老板多有眼光，没动一分钱就赚了1 500万。对职员是什么影响？职员们都会钻牛角尖去寻找能倒手赚大钱的地皮，如此，谁还有心思好好设计房子？谁还有心思好好建房子，谁还有心思精心维护房子？这钱万科不能要。”此时，我娓娓道来，显得耐心和蔼。
万科的第一轮扩张
万科的第一轮扩张，指的是在1988~1993年间，尤其是1991年确定“综合商社”发展模式后，实施多元化和跨地域经营战略，实现急速扩张的过程。
在万科介入一系列行业时，我们注意到，房地产行业即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热点。
我国房地产开发行业的起步，源于房改政策。1982年4月，常州、郑州、沙市、四平四个城市实行“住房补贴出售给职工”的实验，反应非常踊跃。1984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扩大城市公有住房补贴出售试点的报告，指出将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给个人，是逐步推进住宅商品化，全面改革我国住房制度的重要步骤。到1985年底，全国共有160个城市和300个县镇实行了个人补贴出售住宅。1986年1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至此，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出售公房、逐步实现住房私有化”作为治理整顿、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89年底，鉴于福利分房观念根深蒂固，政府推出“增量改革”措施，对新房的建、售、租方面实行新政策，然后对腾出来的旧有公房进行改革，从而减少阻力。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我国的房地产业开始萌芽和发展。
特区建设的独特资本模式，以及新兴城市较少的旧房改革阻力，促使深圳更早地实施了住房改革，商品房市场因而起步更早。改革开放之初国贸大厦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就是其中一个注脚。1987年，深圳市政府已经开始实行土地拍卖政策。
中央关于“住房私有化”的指向无疑印证了房地产行业的前景。其时的深圳，到处在大兴土木。为了进入这个新兴的行业，在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举行的土地拍卖中，万科以2 000万元的“天价”中标H201…3住宅用地，买了一张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万科能实现第一轮扩张，与1993年以前发行A、B股以及增资扩股有密切关联。
1988年，公司发行A股，公开募集社会股金2 800万元，公司资产及经营规模迅速扩大。1989年招股工作顺利完成，所募集的股金主要投向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开发。深圳万科地产有限公司于1989年成立。这一年，受到走私市场的冲击，公司的摄录像器材销售业务渐趋萎缩，而工业和房地产业务发展良好，成为公司主要利润来源。1990年，公司初步形成商贸、工业、房地产和文化传播四大业务的经营架构。
1991年初，公司确定集信息、交易、融资、制造于一体的“综合商社”发展模式。为满足业务扩张的需要，1991年6月，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总股本增加至7 796万股。本次扩股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及连锁商贸、影视文化等领域。
1992年是万科实施跨地域经营，“遍地开花”的一年。在贸易方面，公司成立贸易经营本部，万佳在武汉和乌鲁木齐开办商场，并增设大连公司、珠海公司、武汉公司、新疆公司和北海公司；在地产方面，香港银都置业、青岛银都花园、天津万兴和万华、上海万科房地产、北海万达房地产等分公司相继成立；进行股权投资的国内公司达到13家；成立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展电影、广告、卡拉OK影碟等制作和发行业务。
此时万科在内地的投资项目大多采用“0。4投资法”，意图以小搏大，迅速扩大经营规模。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国务院在11月4日发布《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房地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推进，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文件精神的刺激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急速膨胀的现象：房地产开发投资、土地批租量和开发量大幅增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数量迅速增加，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价格都快速上扬。
万科把握住了机遇，加速实施跨地域发展战略，在华南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山东半岛、京津地区和辽东半岛组成的渤海经济圈投资房地产项目和股权投资。
然而，高歌猛进也孕育着过热和泡沫。“三乱两热”（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现象引起了北京决策者的担忧。在1993年4月1日的经济情况通报会上，中央提出“防止经济过热”的警告。
从5月起，人行不断提高相关利率，清理整顿金融秩序。
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中央6号文件，提出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运用进口调剂国内市场、整顿流通环节、加强价格监管等。
“6号文”的刹车效应非常明显。7月到9月，全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回落，投资膨胀得到控制，新开工项目大幅减少。
房地产行业感觉到寒流的到来。
此时，万科已迅速地扩张到拥有55家附属公司和联营公司，遍布全国12个大城市，业务分为五大类。资金，万科感到资金短缺的压力。
幸运的是，1993年4月，万科成功的发行B股，筹资4。5亿港元，对渡过银根紧缩的难关至关重要。在银根紧缩之前，万科获得了一笔自有资金。许多同行认为：万科很运气，王石很运气。我承认运气，但如果没有万科人的努力，运气在你面前又有什么用呢？
发行B股不仅让公司获得资金，还让万科从风险基金的角度，从国际成熟投资人的角度来审视万科的业务架构是否合理。
运气使万科及时获得国际资金，运气又使万科一边收缩股权投资，一边还在盲目扩大地产的项目。1993年的宏观调控没有阻止万科北海万科城市花园、成都万兴苑、石家庄银都大厦、深圳海神广场和鞍山东源大厦等项目的开工。进入1994年继续上马天津城市花园、北京城市花园、武汉万科广场、沈阳城市花园和大连邮电大厦。地产的跨地域的扩展到了1995年才戛然而止。由于投资过于分散，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武汉万科广场、天津金刚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工程。
丧钟为谁而鸣？
万科认真地对行业收缩和自身跨地域开发的现实进行反思。众多“上甘岭”项目显示，以集团目前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能力，应该把开发地域集中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深圳，城市经济增长水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