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一路拱手，连声说道：“少礼，少礼。”
照开国之初的规矩，一品大员见亲王都是两跪六叩首的大礼，以后礼数稍减，但也得磕头。不过惇王赋性简略，不喜欢闹排场，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请安。
“刑部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四面看了一下问：“这就是陆炳的‘锦衣卫大堂’吗？”
惇王口中的“锦衣卫大堂”，大概是戏中的说法，但陆炳当过锦衣卫指挥，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锦衣卫，说得并不错，所以张之万答应一声：“是！”
“那么‘镇抚司’呢？在那儿？”
张之万回身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镇抚司有杨椒山种的一棵槐树，如今还在不在？我看看去！”说着，惇王就要举步。
张之万大吃一惊，又称“南监”、“北监”的南北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岂能让亲王入目？而且从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颇有不甘于投闲置散的模样，眼前为云南报销案，主张严办，纠葛不清，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见了监狱中的种种不堪情状，找上什么麻烦，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只好硬拦，“回王爷的话，”他屈一膝说道：“刑狱是不祥之地。王爷金枝玉叶，万不宜到这种地方。再说，杨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当柴烧了。”
惇王倒不是发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只为索性好奇，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想开开眼界，既然张之万这么说，自不便坚持，便笑笑作罢。
然而张之万仍旧在为难。过堂画供，是不是请惇王参与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决不可行。但不请他参与，又将他安置在何处？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请他到堂官聚会办事之处的白云亭去休息。无奈刑部地势最低，连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闹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绝，白云亭“宛在水中央”，进出都用几案排成桥梁，又如何请惇王去坐？
就在他这踌躇之际，惇王已窥出端倪。喊一声：“青翁！”
“是！之万在。”张之万很尊敬地回答。
“你们过堂。”他指着东面说，“我就在那儿坐一会，你不必张罗我，办你的事。”
“这，这屈尊王爷了。”
“不要紧，不要紧！就当我观审的老百姓好了。”
这句话，大家都听了进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样子惇王是特意来看过堂的，得要当心，别弄出什么毛病，让他抓住。
“丹翁，”张之万低声说道：“惇王在这里，咱们不宜南面正坐吧？”
“这话倒也是。”
“我看这样子，咱们分坐两边，中间空着。丹翁看这个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当得很。”阎敬铭环视同列说道：“咱们就坐了吧！时候也不早了。”
于是又要谦让一番，最后还是按科名先后分上下，阎敬铭居首，坐了东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张之万，然后是麟书、翁同和、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册逐一传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轻重分先后，第一个是孙家穆，第二个是周瑞清，长跪阅供，伏在地上画了花押，随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费了两个钟头，方始完事。
接着，便请惇王居中正坐，拟议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张单子，惇王接过来轻声念道：
“己革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洁己奉公，乃因核办该省报销，得受赃银七千两入己。虽据查明均系应销之款，于法无枉，究属贪婪不职。按：有禄人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罪应拟绞。现据该革员将赃完缴，若照一年限内全完例，减罪二等，未免轻纵，孙家穆应于完赃减等拟徒三年例上… 。”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大声问道：“怎么死罪一减，减成三年徒刑吗？”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减一等，是流刑，流刑减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说：“所以拟照应减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响，接着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受财人孙家穆业经于完赃减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拟流，周瑞清合依‘说事过钱为首，受财人同科’例拟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将单子一放，用一种近乎负气的声音说：“不用再看了。我只请问：案情牵涉很广，是一案一案奏复，还是都叙在一个折子上？”
问到这话，该由与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说，“应治罪诸人，当然用奏折，此外用夹片。”
“用几个夹片？”
“想用三个。”
“那三个？”
这样一句接一句号钉着问，颇有咄咄逼人的模样。翁同和不免感觉威胁，但他说话一向从容惯了的，所以表面上还听不出来，平平静静地答道：“第一个是奏复洪良品参景廉、王文韶；第二个奏复陈启泰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蒙办报销；第三个，户部、工部堂官，包括区区在内，均难辞失察之咎，应请交部议处。
惇王听了又不响，乱眨着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气僵闷。好一会，才听他问道：“崔尊彝来京里办报销，云南督抚说是毫不知情，这话你们大家想想，说得通吗？”
“说不通也没有办法了。”阎敬铭慢吞吞地说：“只有寄望以后切实整顿。”
“照这样说起来，云南督抚，难道一点儿罪过都没有？那岂不太不成话了。”
罪过是有的。”翁同和答道：“不过是‘公罪’。”
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和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他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样到了第四天，传谕召见云南报销案会办五大臣，惇王当然也在内。依照预先的约定，五大臣中，发言不由军机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书张之万，而是阎敬铭领头奏复。
“案内，一个人不敢放松，案外，一个人不敢牵涉。”
阎敬铭这两句话，慈禧太后大为欣赏：“原该无枉无纵，案外更不必牵涉。”她停了一下说：“这一案的罪名怎么样？”
于是阎敬铭掏出一张单子来，从孙家穆、周瑞清开始，将案内官员的罪名，逐一回奏。一听有这么多人牵涉在内，慈禧太后的神色变得沉重了。
“国家多故，皇帝还没有成年。执法的人，敢于这样子舞弊。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轻了呢？”慈禧太后又说：“惇亲王！你有话，尽可以说。”
这似乎有点不测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扰，唯独惇王精神十足，大声回奏：“潘祖荫丁忧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赃减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和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和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和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和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和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这番话引古喻今，还搬出“圣学”这顶大帽子，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