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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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传-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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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绪之郁陶。陟彼冈矣企予足,望复关兮睇予目。原有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於戏!噫嘻!尔之告我,曾非所宜。”

  在这篇饱含深情的怀亲赋中,李煜酣畅淋漓地回味了往日兄弟共享钟罄诗骚之乐,豪饮遨游之欢,发泄了而今彼此天各一方、望穿秋水的思念之苦。临近末尾,情感的升华则如火山喷发,岩浆直泻苍穹,倒尽了满腹愁怨:“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

  秋去冬来,冬去春来。李煜在多事之秋的日子里熬过了一个严冬,跟着又在愁肠百结中跨入了一个暗淡的阳春。一日,他在案牍劳形之余,信步走到阶前庭院的一株梅树下。此时节令已届春半,正是落花时节。尽管这日晴空万里,天无雨丝风片,但是枝头繁花却像冬日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无声无息地翩然飘落。他在树下驻足没有多久,花瓣就落满了全身。他轻轻地用手刚刚拂去,接着又落了一身。望着这拂不尽的落花,他自然又想起往年春日与从善踏青赏花的情景。恰好在这当儿,长空又传来一阵雁鸣。李煜抬头仰望,只见一队大雁正排着“人”字形队列,亲密无间地向北飞翔,这更加诱发了他对羁留汴梁,久无音讯又归梦难成的从善思念之情,不禁难过地垂下了头。俯视地面,他又仿佛觉得,每一棵春草都是自己的一缕情思;那伸向天涯海角的离离春草,就是自己无法排遣的离愁别恨。这纷乱的思绪,引导着他在树间长久徘徊低吟,不知不觉地吟出一首《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更生。

  然而,李煜的眼泪和愁情岂能软化赵匡胤进军江南、统一天下的铁石心肠?赵匡胤正是抓住李煜这个致命弱点,才处处寻衅,步步进逼,强迫他最后自献金瓯的。

  开始,赵匡胤对南唐并不想兵戎相见,他希望通过优厚礼遇,促使李煜像吴越王钱那样纳土归降。为使李煜及其妃嫔降后生活舒适,乐不思蜀,赵匡胤诏令工部先在熏风门外皇城南、汴水滨大兴土木,营建一幢俨若皇家宫苑的花园式府第,赐名“礼贤宅”,虚苑以待。他又特殊关照经办官员,这幢府第规模要超过当朝相府,相当李煜在金陵的宫室,外观既要精美考究,又要雄伟庄严;建筑样式必须充分体现江南园林特色,尤其是后苑,要凿池堆山,修渠引水,筑造亭台水榭,移植奇花异石,再现南国山色空蒙、波光潋滟、小桥流水、曲径回廊的景观,好让李煜赏心悦目,徘徊留连,忘却家山故国。

  礼贤宅竣工之后,赵匡胤遂命从善连续修书,规劝李煜尽早纳土入朝。李煜虽说懦怯庸弱,但也深知降王生活的艰难。他对“入朝”事宜,时刻存有戒心。任赵匡胤有千条妙计,他却有一定之规,就是绞尽脑汁,拖延“不朝”。而赵匡胤则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想方设法非使李煜就范不可。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赵匡胤遣使两下江南,以“礼”相邀,敦促李煜前往汴梁观礼。第一次是派门使梁迥口传圣谕,谓“天子今冬行柴燎礼,国主宜往助祭。”这里所说的“助祭”,就是要李煜以降王的身份亲赴汴梁,陪同北宋天子去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并借此机会强迫李煜对天盟誓,滞留京师,永做赵匡胤的不叛之臣。梁迥动身之前,又与随从策划调虎离山之计:假如李煜婉言谢绝,“邀请”不能顺利成行,便乘李煜到渡口登船送行之机,强制载其北渡,挟至汴梁。幸亏南唐君臣对此种危言早有耳闻,并事先制订了防范措施,从而挫败了梁迥的阴谋,使他碰壁而归。

  第二次是派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持诏再赴金陵,特邀李煜“同阅”祭天牺牲。这次会晤,是安排在专门接见各国使臣的清辉殿进行的。由于李煜同第一次一样,执意“抱病”,反复强调难以从命,遂使双方谈得很僵。李煜虽然诚惶诚恐,以礼相待,李穆却傲慢无礼,不可一世。他先是郑重宣读赵匡胤的一道异常简短的诏令:“朕将以仲冬有事圜丘,思与卿同阅牺牲。卿当着即启程,毋负朕意。”接着,李穆便颐指气使地训斥李煜:“古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依本使之见,国主入朝,势在必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既然如此,又当宜早而不宜迟。不然,天子发怒,则将挥师渡江。到那时,国主将悔之晚矣!”

  李煜虽然不敢发作,却以柔对刚,针锋相对地回答:“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李煜;对你赵匡胤称臣纳贡,惟命是从,无非是要保住江南唐仅有的半壁将江山和李家的社稷宗庙,倘若你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还要再以武力相逼,那我就只好铤而走险,横下心来同你拼命了!

  作为“天朝”使臣的李穆,对李煜的答话漫不经心,他以目空一切的口吻警告李煜说:“国主入朝与否,理当自裁,本使不便多言。不过,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南征北战,所向披靡,迄今尚无一国能挡其锋芒。眼下,天子正命用兵有方的曹彬挂帅有南征,且已在江北精心布阵,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愿国主明智,切莫以卵击石,还是权衡轻重,及早入朝为好。”

  李煜忍无可忍,用平和的语气坚定地回敬道:“烦请尊使转奏圣上,臣年来体弱多恙,不禁风寒,眼下更难于长途跋涉,无力入朝。”至此,双方不欢而散,结束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判。

  李穆当即回船,翌晨解缆启航,赶回汴梁复命。赵匡胤听罢李穆面奏这次出使始末,决计出兵南唐,生擒“倔强不朝”的末代君主李煜。

  李煜则与臣下发誓:“他日王师见讨,孤当躬擐戎服,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宝自焚,终不做他国之鬼。”此话传到汴梁,赵匡胤对左右说:“徒有其口,必无其志。渠能如是,孙皓、叔宝不为降虏矣!” 
 
 
第五章 鸦啼影乱天将暮:穷途末路的帝王生活
 
 
   
  赵匡胤软硬兼施,苦苦相逼,把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李煜,步步推向国破家亡的极端恐怖之中。面临多事之秋的李煜,越来越明显地预感到,似乎有一个相貌狰狞的恶魔,时刻都在嗔目挥剑向他袭击,把他驱赶到身首异处、群鸦啄尸的荒冢。

  为了摆脱王朝末日这种“鸦啼影乱天将暮”的恐惧与烦恼,李煜只好遁逃醉乡,借酒浇愁。他靠“杯中物”来消磨时光,特别是在烛残漏断、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更是醉复醒,醒复醉,一味在醉乡和梦乡中寻求精神解脱。

  每年的“秋雨梧桐叶落时”,是李煜最为凄凉、伤神的季节。

  一次,他在夜阑酒醒之后无法入睡,倚枕沉思。面对秋雨孤灯,他望着身边同他患难与共,为他分忧解愁的小周后,想起前半生的悲欢离合,不禁百感交集,心绪难平,痛觉世事无定,生命短促,大有“今生已矣”之慨。他深悔自己不该生在这个身不由己的帝王之家,面对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时局一筹莫展;也怪自己当初想皈依佛门,却无勇气斩断同世俗的万缕情丝,倘若昔日能断然超脱红尘,而今就不必因沧海横流而忧心如焚了。眼下,他虽然尚未跨入“不惑”之年,但已早生华发,鬓染秋霜。他对此并不大惊小怪,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像晋朝潘岳那样,写什么《秋兴赋》来惊叹自己双鬓斑白;他认为只要能借助诗酒发泄淤积胸中的愤懑,便是最大限度的自我超度。

  想到这里,他蓦然起身,披衣下床,挑灯夜吟,写了一首七律《九月十日偶书》:

  晚雨秋阴酒乍醒,感时心绪杳难平。

  黄花冷落不成艳,红叶飕竞鼓声。

  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

  自从双鬓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

  写罢,他伏案品味,总感到言未尽意,继而又挥毫填词一首,调寄《乌夜啼》: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处不堪行。

  李煜本想一醉方休,超然物外,置身于“事大如天醉亦休”的境地,结果事与愿违,重负难释,反倒闹得“举杯浇愁愁更愁”!待他长夜酒醒,掷笔停吟,已近金鸡报晓、曙色临窗的时分。又一个国事蜩螗的白昼开始了!

  在李煜面临国祚衰败、愁苦不已的时刻,身边惟一甘愿并且能够与他有难同当的人,就是他当年背着重病卧床的元配,暗中移情别恋的小周后。然而,这个自幼在珠围翠绕中生长的大家闺秀,不辨菽麦,不谙干戈,加之稚气未脱,涉世有限,更开不出任何有效的治国良方,来帮李煜调治病入膏肓的时局。她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也只有步历代后妃在穷途末路时的后尘,同李煜一道寄情声色,在灯红酒绿中偷安苟活,利用皇家府库里堆金积玉的财富,尽情享乐。

  追求纸醉金迷的豪奢生活,李煜可谓驾轻就熟。在娥皇下葬之后,他就殚思竭虑,着手筹划大婚典礼,准备迎娶并册立小周后为尊贵的南唐第一夫人。可是天不作美,他的生母光穆皇太后偏偏在此时谢世,李煜必须遵循古礼尽孝守制三年,遂将婚事拖延下来。

  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李煜守制限期一满,便对臣下旧事重提,策划举行完婚仪式。虽然他与小周后早已实为夫妻,但毕竟还没有正式举行婚礼,尚未取得朝野认可,以至使娥皇死后中宫长期虚位,无人统摄六宫。为了让小周后名正言顺地入居中宫,宗正卿专折奏请。李煜命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博士陈致雍查阅典籍,详考历代帝王大婚沿革,草拟婚礼程序,并要中书令徐铉、知制诰潘佑参与议定,示意臣下要将大婚办得堂皇体面。

  不想,在商议过程中,德高望重的徐铉同少年得志的潘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徐铉主张,国难当头,财力拮据,况且又是续弦,仪式应当尽量从简;潘佑则主张,尽管是续弦,但毕竟还是立后,所以要不惜财力把仪式办得隆重。为此,二人各执一端,引经据典地辩论起来。

  徐铉说:“婚礼古不用乐。《礼记·曾子问》有言,‘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潘佑则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今古不相沿袭,当因时制宜,婚礼还是用乐为好。”

  徐铉说:“古来房中乐不设钟鼓。倘若举乐无钟鼓而只有琴瑟,岂不近于不举乐?”

  潘佑反驳:“既然用房中乐,就必备钟鼓。这于古有证,《诗经·关雎》云,‘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议及男女交拜之礼,徐铉说:“此礼有先例可循,《后魏书·礼志》曾说,‘后初见君,先拜后起,帝后拜先起。’行夫妇之礼,乃人伦之本,事关上祀宗庙,下继后世,即使人君亦不可例外。”

  潘佑对此仍持异议,他说:“此礼纯系士庶之礼。王者岂可与庶人相提并论?人君乃天之骄子,无须屈尊交拜。”

  论到车服之制,也是久议不决。老于世故的陈致雍,感到争议双方均言之成理,难以取舍,便如实呈奏李煜定夺。李煜觉得此事不宜钦定,又传旨责成文安郡公徐游评判是非,决定行止。

  徐游是徐温的孙子,徐温又是李煜祖父李的养父,由于这层瓜葛,徐游为南唐宗室,论辈份是李煜的族叔,中主执政时就专典宫中营缮之事。因此,他的话语在朝野人士心目当中,虽然说不能达到一言九鼎的程度,但起码也会令人口服,起到消弭争议,暂时协调一致的作用。然而,此公无真才实学,靠祖宗余荫过活,善于察言观色,攀龙附凤。他深知李煜好大喜功,此时又正宠信潘佑,于是便采纳了潘佑的主张。①

  李煜的心腹们明知李煜和小周后早已共枕同眠,但为了向朝野士庶宣示皇家明媒正娶的神圣与庄严,还得假戏真做,按照古代婚礼的成规,补办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道手续。②为了履行这些手续,小周后不得不暂时离开后宫,回到周家在金陵购置的私宅小住几日。

  按照《礼记·昏义》规定的六礼,从提亲到成婚,一般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个程序。所谓“纳采”,就是男家请人先向女家提亲,如果得到女家允诺,男家再备礼品正式到女家求婚。所谓“问名”,则是男家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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