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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在家里闲着无事。恰赶上有人组织《京都日报》，便想起金戋来。论他的脾气性格，做报界的事，真是恰当其才。于是恳切地请他出来，做《京都日报》社经理。他自入馆以后，振刷精神，整顿一切。后来，又聘定了田念壬充总编辑，专管理第一张新闻社说各种稿件，对于北京城地方利弊，很恳切地发了几篇言论，因此一鸣惊人，九城全知道《京都日报》是北京第一个敢说话的报。这时候京都报社，真是人才济济。第二张小说杂俎的编辑，也是北京城中一位风流名士。此人姓余名两吾，号剑胆。本是一位世家公子，从小时专好书画诗词，写一手米海岳的字，直然可以乱真。画翎毛花卉专学二南，直合恽南田钱南园为一手。这还不算稀罕，此外皮黄昆弋，品竹调丝，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有时候高了兴，便粉墨登场，要闭上眼听，直然同谭叫天一鼻孔出气。因此北京社会没有不知道余剑胆的。金戋将他约来，充任小说编辑，于是《京都日报》益发出色。内中还有一位帮着做社评的姓纯名立，字卓先，乃是一个蒙古旗人。此人本不是读书人，幼小时候，专同北京的无赖地痞在一处厮混。后来营谋着，当了一名看街的蹲兵。那时候，北京城没有警察，管地面的，自九门提督而下，还有五路巡城御史，分南北东西中。每一名御史管辖着几百座官厅，每一个官厅里边，有一个老爷，还有几个看街的兵丁。所以巡城御史，又叫作街道厅。一个大厅辖着几百个小厅。小厅外号又叫作堆子，言其那办公的厅署，不过是一座十堆而已。似这样的官厅，九城里外，是一个挨着一个，同现在的警察派出所，是一般无二。那厅里的兵，平日在大街上，只寻一处背静的墙根，便蹲下不动，所以外号叫蹲兵，也可以叫作蹲岗。那纯卓先便是此中出身的翘楚。后来怎么会发迹了呢？因为彼时的九门提督，恰是敬亲王。他还兼着民政部尚书，对于海外革命排满的运动，十分关心，想要派一两个精明强干的旗人，假扮作留学东洋，好侦察革命的内幕。偏偏旗人都胆小，谁也不敢去，恐怕泄露机关，被革命党害了。有这纯卓先挺身愿往，敬王十分欢喜，立时赏他五品职衔，给了一千两银子，作为留学费用，又额外赏了五百安家。纯卓先去了一年半。冒称姓李名植，宇卓夫，在东京警监学校上学，终日同革命党交游。凡是内中的秘密，被他探去了一大半，随时给北京来快信，向敬王报告一切。后来因为事机不密，把一封告密的信落在革命党手里，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汉奸。于是撒传单，开会议，要想法子对付他。幸亏他一个朋友叫张子业的，暗暗地给他报信，他便连夜逃至神户，由神户登轮回国，才算逃了这一场灾难。原来张子业也是随他一同来的。此公本是汉军旗人理藩院的主事，也经敬王挑选，来东专侦察革命的。不过子业的为人，与纯卓先迥乎不同。他本是一个极老实的书呆子，口齿既笨，又不喜交游，因此革命党一干人反倒不疑心他，不过看他是一个无用的废物罢了。所以一切隐秘，并不十分瞒着他。他得了这消息，便即刻报告与纯卓先。卓先何等精明，焉肯自陷罗网，便连夜逃回中国。到了北京，又将同盟会的内幕，加上许多的枝叶，报告与敬王听。敬王很夸他是一名干员，便派到西城囚犯习艺所中，充当所长，每月薪金一百六十元。凭一个看街的蹲兵，一跃而为所长，这个人的本事，总算不弱了。他本来有绝顶的聪明，小时虽不会读书，后来自己专心练习，又留了两年学，居然学业大进。在报上发几句言论，作几篇白话演说，思想很新颖，词句也很漂亮。在田念壬未入京都报时，北京报界，纯卓先的言论，差不多得列为第一。后来念壬重入报界，他的新旧学是全有根底的，更兼少年英发，笔底下非常明快，隐然迫了纯卓先一头。纯卓先面子上同念壬极力要好，哪知他心里，却怀了一种妒嫉之念，后来几乎闹出人命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却说《京都日报》自从力加整顿之后，不料忽然出了一场是非。总理何益三，被人牵连在奏案中，在提督衙门押了一两个月。及至出来，他心里很不高兴，便把报馆的事，完全托付与金戈二，请他全权处理一切。这时候恰赶上武汉起义，风声传至北京，武昌、汉阳早已失陷了。清廷慌得手足无措，调兵遣将，预备迎敌。所有一切布置，前文俱已说过，也毋庸再述。如今只说这一个北京城中，自从得了武汉失守的消息，各界商民无不提心在口，生怕革命军杀到北京城，大家的性命全不能保。这时北京人民的心理，以为革命军便是当年的长毛子，到处屠杀掳掠，所过丘墟。更有那脑筋腐旧、知识浅薄的，直然骂革命党是反叛，是大逆不道，早晚天兵一到，这些东西一个也活不了。大家纷纷乱乱，茶馆酒肆中，所谈的无非是这一件事。这其间却激恼了一位少年英雄。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就是《京都日报》社的经理金戈二。戈二自小时生长在旗人队中，他的脾气性格，却绝对与旗人相反。看旗人那种龌龊讨厌的神气，他真是从心里冒火。有时候，旗人狐假虎威地欺负汉人，被戈二看了，便挺身出来，替汉人打抱不平。两句话不投机，张口就骂，举手就打。那些欺软怕硬的旗人，一见了金戈二，便吓得屁滚尿流，连一口大气儿也不敢哼。自从武汉起义之后，那些无知的旗人，还大吹其牛，说有我们这一师禁卫军，敢保不出半个月，必能把湖北那一群反叛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也活不了。金戈二听见了，几乎连肺全气炸。回到报馆，便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出席的只有三人，便是金戈二、田念壬、余剑胆。戈二首先发言，说：“此番武汉首义，光复汉族，上海各报，差不多全都表明态度，一律赞成。我们《京都日报》在北京也很占一部分势力，到底应持什么态度？兄弟年纪既轻，学识尤浅，还求两位老大哥指点迷津，我们也好抱定宗旨，放手去做。”念壬道：“此事老弟就是不说，愚兄也正想同你参酌。我们汉族受满人的专制荼毒，已经三百年了。愚兄在东洋留学时，便抱定了排满革命的宗旨，定欲见之实行，不过因同志的人太少，孤掌难鸣。如今武汉既首先发难，高举革命之旗，这正是我们汉族光复故物的好机会，咱弟兄岂可将这机会放过？再说，北京城为首都之地，民智却依然闭塞得很，大家提起革命来，还都目为反叛，若非有报纸大声疾呼，民意如何正得过来。若北京的民意不能反正，只怕革命事业还不能顺利进行。愚兄的意思，想从明日起，我们《京都日报》，必须先把革命的原理剀切向人民解释一番；然后再进一步提倡共和，推倒君主，务必使北京数百万汉族同胞，全知道满清是我们的仇敌，革命是我们的救主；然后首都的空气，必能为之一变。这便是我们《京都日报》第一步的大成功。不知你们两位以为何如？”金戈二尚未答言，余剑胆先抢着说道：“秋蝉老弟所说与愚兄的心理恰是一般无二。不过据我想，还有许多地方不能不事前顾虑，因我们这个报馆是在北京，不是在天津上海。那津沪的报，所以敢放言高论，是因为有租界做护身符。我们要去学他，在首都辇毂之下，倘然那些官厅出来干涉，我们哪有抵抗的余地。再说还有一层可虑：咱们报馆中旗人朋友很多，他们所抱的全是保皇宗旨；咱们要赞成革命，反对君主，便同他们立于敌对的地位；他们人多势众，倘然想法子对付我们，我们是甘受其苦。这些地方，也不能不预为虑到。必须想一个两全的法子，一方面赞助革命，一方面还要保全我们三个人不致发生什么危险，那才可以放胆进行呢。”金戈二听了这话，便有些不耐烦的神气，说：“余二哥，你也虑得太远了。我们要是畏首畏尾，还能担当大事吗？再说北京城的官厅，一提起革命党来，就怕得什么似的，他哪里还有闲心管报纸上的事。至于一班旗人，更不足虑了。他们全是些饭桶衣架，不过会唱二黄、吃肥肉而已，有什么可怕的、二哥却说得这样郑重。”田念壬见戈二说话带着三分气儿，连忙阻拦道：“二弟，你也不可大意了。旗人虽然无用，到底也不能一概而论。别人不用提，就以纯卓先说吧，他何尝不是旗人，难道也能说是饭桶衣架吗？这事咱们倒得要从长计议。”
三个人正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