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恩斯丽沉下脸说，“我敢打赌这一定是乔的主意。在南美洲人们给孩子喂奶的时间要长得多，北美的男子不喜欢表现母子亲情这种最自然的方式，因为这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为局外人。像现在这样乔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奶瓶喂孩子。
如果不给女人这些干扰的话，不用别人讲，她就会尽可能自动延长孩子的哺乳期，我肯定会这样做的。”
我觉得我们谈的似乎有点不得要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却在大谈理论。
我决定对她来一次人身攻击：“恩斯丽，你对养育婴儿可说一窍不通。你其实并不怎么喜欢小孩子，我听你说过小孩子又是脏又是吵。”
恩斯丽回答说：“不喜欢别人的孩子并不等于不喜欢自己的孩子。”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我给搞糟了，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解释我为什么反对她的计划。最糟糕的是她很可能真的那样干。她一认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取得成功，尽管在我看来，她的有些想法并不合理，这件事就是如此。我决定就事论事跟她谈一谈。
“好吧，”我说，“就算你说得不错。不过，恩斯丽，你干吗想要生孩子呢？
有了孩子你怎么办呢？”
她很不高兴地朝我看了一眼。“每个女人至少应该生一个孩子。”这句话的口吻就像收音机里的广告，说每个女人至少应该有个电吹风一样。“这甚至比性生活更为重要，它会使你内心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恩斯丽喜欢看人类学家写的有关原始文化的平装本图书，她堆在地板上的衣服当中就塞了好几本。她那个大学要学生选这门课。
“不过干吗在现在呢？”我问，想尽力找出些反对的理由。“开画廊的事怎么办？还有结交画家朋友呢？”我把这些事提出来引诱她，就像在驴子面前晃动胡萝卜一样。
恩斯丽朝我瞪大了眼睛。“生孩子跟开画廊又有什么关系？你总是采取这种非此即被的思维方式，这件事情不能割裂开来看。至于为什么选现在，嗯，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些时候了。人总会感到生活中需要有个目标，你说是吗？那么，年轻时把孩子生下来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在精力充沛的时候享受一下做母亲的欢乐啊。
此外，医学上证明，二十至三十岁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往往最为健康。”
“你准备自己带吗？”我问。一边朝起居室四处望了一眼，心中已经在估算要给这些家具打包、运输得花多少时间、金钱和精力。这儿大件的东西大多是我的：那张厚实的圆咖啡桌来自我老家一个亲戚的阁楼，来客人时我们用的那张胡桃木垂板桌也是别人送的，单人沙发和长沙发都是我从救世军那里拣来，叫人重新换了皮面。属于恩斯丽的东西有那张特大的西德？巴拉的电影海报和颜色鲜艳的纸花，还有烟灰缸和印有几何图案的塑料吹气垫子。彼得老说我们起居室风格不统一。我从来没有想要在这里长住，但这会儿想到有可能不得不搬家，这个地方倒显得十分安定，叫我有些割舍不下。两张桌子的腿都牢牢地站在地板上，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发生变化：让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把那张圆咖啡桌从那条窄窄的楼梯上搬下去，把西德？巴拉那张画给取下来，露出石灰墙上的裂纹，再把那些塑料垫子放掉气送到卡车上运走。我想，楼下房东太太很可能认为恩斯丽的怀孕是一种违约行为，从而上法庭告她。
恩斯丽板起了脸，“当然我自己带。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到头来自己不带，那有什么意思？”
“总之一句话，”我喝下了杯里的水说，“你决定横下心来生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孩子，并且亲自把他带大。”
“哦，真不耐烦做这种说明。干吗使用那个可怕的资产阶级的词儿呢？生产本来就是合法的，不是吗？玛丽安，你就是假正经，这也正是这个社会的通病。”
“好吧，就算我是假正经好了，”我说，心中暗暗有些不高兴，我想一般人哪里会像我这样开明随和。“不过既然社会是这样，你不是太自私了吗？孩子将来不是会为此受苦吗？你又怎么抚养他，怎样面对别人的偏见等等的问题呢？”
“要是没有人带头闯一闯，社会怎么能发展呢？”她说，口气庄重得像是个社会改革家，“我只会把真相和盘托出。我知道到处都会遇到麻烦，但我确信，甚至就在此地，也是会有人对此持宽容态度的。我的意思是，这同自己不小心无意之中怀上孩子是不同的。”
我们坐着，有好几分钟没有开口。看来关键的一点已经确定下来了。“好吧，”
我最后说，“你显然一切都考虑好了。不过父亲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知道在实践中这只是小事一桩，但你总需要一个啊，哦，即使是短短几天也得有个人呀。你总不能像植物那样开花结子吧。”
“嗯，”她说，显然很是重视我这番话，“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人遗传上不能有什么毛病、相貌也得在中上水平。要是有个人能理解我的用心，同我好好配合，不会啰嗦同我结婚什么的就好了。”
听她这番话，像是农民在讨论给母牛配种似的，我心中感到有些不是滋味。
“那你想好对象了吗？那个牙科学生怎么样？”
“老天，他不成，”她说，“他没有下巴。”
“那么要出庭给电动牙刷谋杀案作证的那个人呢？”
她皱起眉头。“那人好像不怎么聪明。我自然希望找个画家，不过这在遗传上太冒险，如今这些搞艺术的个个都服迷幻药，染色体一定都分裂了。我想到可以把去年那个弗雷迪找来，他是决计不会有意见的，不过他太胖了一点，到了下午又是一脸的胡子茬。我可不想要个肥孩子。”
“有胡子茬的也不行，”我凑着她的话说。
恩斯丽气恼地看了我一眼。“你这是在讽刺我呢，”她说，“不过，要是人们能多关心一下儿女会从双亲身上继承到哪些品质，那么他们就会慎重得多了。大家知道人类的素质可说每况愈下，其原因就是人们不负责任，将一些不好的基因一代代往下传。从医学的观点分析，过去进行的自然选择如今不起作用了。”
我越听越糊涂。我明知恩斯丽不对，但她的话听起来振振有词的。我想还是去睡觉算了，免得被她牵住鼻子、弄得我是非也分不清了。
我回到自己房里，坐到床上。背倚着墙思考起来。起初我想能不能有办法挡住她，接着想想也就算了。她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又跟我有何相干？不过我还是希望她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很快就会觉悟到这个想法太荒唐。我要做的只是根据需要作些调整就是，大不了到非搬家不可的时候，再找个同住的搭档就行。可是，就这样对恩斯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合适吗？我可不想对朋友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钻进被窝，心里很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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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的女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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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闹钟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在梦中我一低头，只见自己的两只脚就要像果冻似地融掉了，我连忙套上一双胶皮靴，结果发现手指尖儿变得透明。我正想到镜子跟前去瞧一瞧自己的脸会不会有问题，这时我醒了。平时我是不大记得自己做的梦的。
恩斯丽还在睡，这样我就独自煮好了蛋，喝了番茄汁和咖啡。然后穿上一套适合去从事调查工作的服装，即上班穿的裙子，上身是件长袖衬衫，脚上穿双低跟皮鞋。我想还是早点开始好，不过也不能太早，因为男人在休息比总想多睡一会儿，去早了人还没起床。我拿出市区的地图研究了一番，我知道对有些地段将要进行正式调查，先把那些区域排除在外。接着我吃了几片烤面包，又喝了一杯咖啡，同时把准备要去的几条路线想好了。
我只需要找上七八个每周喝点啤酒的男子（至少达到某一平均值），只要他们肯回答那些问题就行。因为这个周末时间长，要找到这些人就要比平常困难些。根据我的经验，对这类回答调查问卷的事，男人通常不像妇女那么愿意配合。我住所附近的街道是不能包括在内的，因为楼下房东太太很可能听到风声，说是我在向邻居打听他们究竟喝多少啤酒。此外，我还觉得这一带的人喝的恐怕是威士忌而不是啤酒，还有些寡妇根本就不喝酒。再往西去是些寄宿舍，那地区也应予以排除，我曾经去那里进行过一次土豆片口味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房东太太态度十分恶劣。她们大概认为我是政府派来的，装作搞调研，实际上是来刺探她们是否如实申报房客的实际人数，以便提高她们的税额。我也考虑过大学附近的学生联谊会的房子，但这一调查对被访问人的年龄有限制，因此只能作罢了。
我乘公共汽车到地铁站，下车后先在报销单上把车费记上作“交通费”，然后穿过马路，先下坡走到地铁站对面公园里。公园里是一片平地，没有树木，一角有个垒球场，但并没有人在打球。其余都是草地，草都发黄了，踩上去窸窸窸窸乱响。
今天又跟昨天一样没风，很是闷热。天上没云，但并不晴朗，空气中湿度很大，到处像是弥漫着看不见的水蒸气，因此远处物体的颜色和轮廓都模模糊糊的。
公园的尽头是条隆起的柏油小道，我走了上去。它通往一条全是住宅的街道，街道两边紧紧挤在一起的房子不高大，显得有些破旧，都是些鞋盒子样的二层楼建筑，窗户和屋檐下面镶着木框。有些房子的木边框新近油漆过，这反而把历经日晒雨淋的木板贴面的正墙衬托得更破旧。这样的地区，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走下坡路，只是在近三五年中才又有了起色。有些人从郊区搬来，把这些房子买下之后重新油漆，把它们漆成一片很不自然的白色，又铺上石板小道，在水泥花盆里种上常绿植物，大门边上装起古色古香的驿车灯。这些油漆一新的房子在其他那些房子旁边显得有几分轻浮，它们似乎故意以一种不负责任的轻松心情扭过头去，回避现代的种种问题，对破烂的环境和拘谨的气候不理不睬。我决定不到这些重新装修过的屋子里去，住在那里面的人不会是我要找的那种类型，他们是喝马提尼酒的。
要是你明知你非得走到一排大门紧闭的房子前面，去敲门求人的话，你总会觉得那些大门有几分可畏。我整理了一下衣裙，挺起身子，脸上尽可能摆出一副公务在身却又和蔼的笑容，练习了好一会儿，又走过了一个街区，这才鼓起勇气准备开始。在这个街区的尽头有一幢看来还比较新的公寓房，我决心选它作目标，这样的房子里面不会很热，有可能找到各种各样愿意接受采访的人。
我按了门铃。有个人影在临街窗户半透明的白色窗帘后面看了我一眼，接着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个五官轮廓分明的女人，她穿着一条带胸兜的印花裙，脸上一点也没有化妆，连口红也没搽。脚上是一双系带的黑色皮鞋，鞋跟很厚，不由使我想到“畸形”这个词儿，同时也使我联想起百货商店地下室里的廉价商品部。
“早上好，我是西摩调研所的，”我强作笑容说。“我们在进行一点调研工作，不知能不能劳驾您先生回答几个问题？”
“你是来搞推销的吗？”她看了看我手上的铅笔和表格，问道。
“哦，不！同推销毫无关系。我们公司是搞市场调研的，只是问一些问题。这有助于改进商品的质量，”我怯怯地加上一句，心想这里看来是不行的了。
“是什么东西？”她问，因为疑心嘴角抿紧了。
“嗯，其实就是啤酒，”我说，口气尽量显得甜丝丝的，让这两个字听起来像蜜糖那么可爱。
她的脸色变了，我想她就要一口回绝，将我拒之门外了。不过她犹豫了一下，让到一边说道：“进来吧。”冰冷的口气使我想起了冷麦片粥。
我走进一尘不染的铺了地砖的门道，闻到了家具蜡和漂白粉的气味，那个女人走进里面一扇门里，随手把门带上了。传来一阵低语声，随后门又打开了，一个白头发的高个子男人皱着眉头走了出来，身后跟着那个女人。尽管天气这么热，那个男子还是穿着一件黑上装。
“哎，小姐，”他对我说，“我不打算责怪你，因为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姑娘，只是天真无知，被人利用来干这可恶的差事。不过请你把这几份东西带给你的雇主，说不定那些人的心还没有环到顽固不化的地步呢。宣传饮酒，鼓动人喝得酩酊大醉是罪过的，是对上帝犯罪。”
我接过他递来的几张布道条文，不过觉得自己作为西摩调研所的雇员，有必要为公司说句话：“是这样，我们公司并不是卖啤酒的。”
“这没有什么两样，”他严厉地说，“完全是一码事。‘主说，凡是不站在我一边的人就是在反对我。’不要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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