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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又对恩斯丽说，“人家也有权对烟提出意见来，房子要是着了火怎么办？况且对别的事她从来没有多嘴。”
“别的什么事啊？我们从来没有惹过别的事情。”
“晤……”我说。我怀疑房东太太已经注意到我们带回家的那些瓶装酒，尽管我总是尽量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杂货的样子。的确，她并没有明确禁止我们做什么事（那未免太露骨，有违她的准则，她凡事不露声色，只是稍微暗示一下而已），但这反而使我感到拘束，让人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似的。
汽车来了，恩斯丽又说，“夜深人静时，我听见她蹑手蹑脚在楼梯那边上上下下的。”
在汽车上我们没交谈；我不喜欢在汽车上说话，我宁可看看那些广告。此外，除了房东太太之外，我和恩斯丽共同的话题并不很多。我只是在决定要搬来后才刚刚同她认识的，她跟我的一个朋友相熟，她想找个人同住，我也在找伙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或许我当初该用电脑来找室友，不过总的说来这样的安排还不错。我跟她相处得还好，彼此都在习惯上象征性地作了些调整以适应对方，在我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女人间常有的那种隐隐约约的敌意。我们的住所从来算不上真正干净，不过我们也不让灰尘积成了团，我和恩斯丽达成了一种默契，如果早餐时我洗碗碟，晚餐时就由她来洗；如果我扫了起居室，她就负责擦厨房桌子。这是一种有来有往的安排，我俩都知道只要缺了一个环节，一切就会垮台。自然我们有各自的卧室，卧室里的事则完全由个人负责。，例如在恩斯丽房间里地板上就有些叫人难以放心的地方，她那里丢满了穿过的衣服，衣服上东一处西一处放了好几个烟灰缸，就像是走路用的垫脚石，尽管我认为这有引起火灾的隐患，但也从来绝口不提。我们就这样互相克制……我说互相克制，因为我有些事情她一定也看不惯……彼此没有多少摩擦，维持着一种相当平稳的关系。
地铁站到了，我买了包花生米。我肚子已经饿了。我拿些给恩斯丽，她不要，这样我就在进城的路上全吃掉了。
我们在南边终点前的一站下了车，又一起走了一个街区；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地段。
“啊，对了，”在我转到我那条街去时恩斯丽说道，“你可有三块钱？我们的威士忌没有了。”我在钱包里掏了一番，摸出钱交给了她，不过心里却有点不平。
我们费用分摊，但消费就难说了。我十岁时写了篇有关戒酒的作文参加联合基督教会主日学校的比赛，作文中我附加上酒后驾车出事的照片，肝脏生病的插图，还有酒精损害血液循环系统的图表。我想，正是这个缘故，我平时只喝一杯酒，每当我拿起第二杯酒时，心中总会浮起用彩色蜡笔画的警示形象，嘴里也会渗出圣餐中葡萄汁温湿的味道。这使我在同彼得一起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老要我陪他一块儿多喝几杯。
在我疾步走向办公楼时，心中不由对恩斯丽的工作羡慕起来。尽管我的工资较高，工作也比较有趣，但她的工作却不像我的这样固定呆板，她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心中有数。她的办公地点是幢闪闪发亮的装空调的新大楼，而我的办公室是在暗暗的砖楼里，开着窄窄的窗户。她工作的性质也不同寻常。在聚会时人们一听她自我介绍她负责检验电动牙刷的质量，个个都喷喷称奇，她总是回答：“在这种时候拿学士学位的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而我工作的性质就比较平常。我也想她那种工作其实我来做更为合适。从我们住在一起的情况来看，我深信在动手这方面，我要比恩斯丽强。
我进办公室时已迟到了三刻钟。没人说什么，但人人都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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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的女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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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公室里更加潮湿。我小心翼翼地在同事的办公桌中间穿过，走到自己那个角落里。刚在打字机前坐下，我就觉得大腿给椅子的黑色人造革蒙面粘住了。一看原来空气调节系统又出了毛病，其实这个系统正常不正常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那不过是在天花板当中装的一个风扇，开动起来也就是把空气搅上一气，就像用汤匙搅汤那样。不过眼看着风扇的叶片一动也不动，我那些同事的士气显然大受影响：这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一切都停顿下来了。人本来就懒洋洋的，这一来索性什么也不想做了。大家倚在办公桌前，有气无力地眨巴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地喘着气，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办公室里每到星期五情况总是糟糕的。
我刚有气无力地在湿漉漉的打字机上打了几个字，负责食品配制的维哲斯太太就从后门走进来，立定之后朝四周看了看。她同平时一样，梳着贝蒂？格拉勃尔那种发式，脚穿前面开洞的浅口便鞋，身上是件背心裙，肩膀上依稀可见垫肩留下的痕迹。“喂，玛丽安，”她说，“你来得正好。我在检查罐头米饭布丁的质量，得有个人先来品尝一下，今天上午这些女士好像都不很饿。”
说着她麻利地转身朝厨房走去，搞食物配制的人似乎都有使不完的劲头。我从粘乎乎的椅子上站起身，那感觉就像是个志愿兵，被上级从同伴当中挑出来上火线一样。不过，转而一想，我恰好肚子没填饱，再来份早餐完全不在话下。
在那间一尘不染的小厨房里，她一边在三个玻璃碗中舀上同样分量的罐头米饭布丁，一边对我解释：“你是搞调查的，玛丽安，也许你能帮我们的忙。我们定不下来，究竟是同一餐饭有三种口味好呢，还是每餐换一种口味？或者能不能两两搭配一下……例如，这一餐是香草加检子，下一餐就换成香草加卡拉梅尔奶糖味。我们自然希望抽样调查尽量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因为进餐时与之相关的条件影响很大……例如蔬菜，还有桌布的颜色都有关系。”
我尝了尝香草口味的。
“你给颜色怎样打分？”她急忙问，拿起铅笔准备记录，“是自然呢，或者略有人工痕迹，还是极不自然？”
“您想不想在里面加葡萄干？”我说，一边去尝卡拉梅尔型的。我不想得罪她。
“加葡萄干太冒险，”她说，“好多人不喜欢葡萄干。”
我放下卡拉梅尔型，再去试橙子味的。“您是准备让人趁热吃的吧？”我问，“或者是不是要加上点奶油？”
“哎，原先的计划是作为快餐供应的，”她说，“厂家自然希望吃凉的。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后来加上奶油，就是说我们对此毫无意见，不过，从营养的角度上看并没有必要，已经加维生素强化了，但眼下我们只是检测一下味道。”
“我看最好还是一餐换一个口味。”
“要是在下午三四点钟进行调查就好了，不过还需要收集一下一个家庭的意见……”
她若有所思地用铅笔轻轻敲着不锈钢水槽的边沿。
“不错，哎，”我说，“我得回去了。”为他们出谋划策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有时我也弄不清自己的职责范围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去汽车修理店调查活塞垫圈的质量啦，站在街头向那些满腹狐疑的老太太分发椒盐卷饼啦这类差事也派到了我头上。我受雇于西摩调研所，对自己的职责很清楚……那就是负责给事务所修改调查问卷，把心理学家准备的那些晦涩难懂或者过分含糊的文字化成简单的问题，既让提问的人理解，也让回答的人明白。像“你将视觉反应的价值置于百分位的何处？”这样的问题是完全不行的。我毕业后找到了这份工作，当时觉得很幸运……那要比许多人强多了……不过四个月过去了，我的职责范围仍然有模糊不清之处。
有时我觉得上面正在培养我接手高一级的职务，但我对西摩调研所的组织结构并不十分清楚，我也想象不出那究竟会是什么样。整个公司占三层楼，其构成就像是个冰淇淋三明治：上面和下面一层都是脆皮子，我们这个部门便是松软的中间层。
我们楼上是主管人员和心理学家，大家称他们为楼上的先生，因为那里都是男子，他们负责同客户洽谈。我曾经朝他们办公室里瞥过几眼，只见里面铺着地毯，摆放着昂贵的家具，墙上挂着丝网印刷的七位现代派大师的作品。我们楼下是机器……油印机啦，对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和制表用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牌计算机啦；我也到楼下去过，那儿像工厂似的，机器嗡嗡直响，操作人员手上沾着墨水，似乎加班加点，一脸疲倦的模样。我们的部门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照管人力资源，即市场调研人员。市场调查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小行业，同手工织袜公司差不多，我们的调研人员全是家庭主妇，她们在业余时间工作，计件取酬。虽然挣的钱并不多，但她们乐意有机会走出家门。回答问题的人没有报酬，我常纳闷他们怎么会愿意参加这种活动。也许是相信了宣传文字里的话，就是说他们能为改进家庭用品的质量出一把力，就像科学家那样。或者是他们喜欢有个人讲讲话，不过我看大多数人还是因为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心中感到有点得意。
由于我们部门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因此办公室里除了那个倒霉的勤杂工以外，清一色都是女性。我们办公室是一大间，色调同一般的机构一样以绿色为主。房间一头用毛玻璃隔了一小间，那是部门主管波格太太的办公地点。房间另一头是几张木桌子，一些中老年妇女坐在桌前辨读调研员写来的材料，用彩色蜡笔在填好的答卷上画叉打勾，她们手边是剪刀、胶水、一叠叠的纸张，看起来就像一群老年人在上幼儿园。我们其余的人就坐在中间，办公桌五花八门。我们还有一间挂着印花布窗帘的挺舒适的房间，供自带午饭的人用餐，其中有冲茶和咖啡的机器，不过有些同事自带了咖啡壶。我们还有间粉红色的洗手间，镜子上挂着告示，提醒大家不要让头发和茶叶堵住水槽。
那么，在西摩调研所我有可能得到怎样的机会呢？一来，我不可能成为楼上的一员，二来，我也不会到楼下管机器或者像房间那头的妇女那样整天辨读答卷，因为那意味着降级。可以想象的便是成为波格太太或者她的助手那样的人物，但就我所知那为时会很长，说不定我还不想要呢。
上面交代我修改钢丝清洁球的问卷，说是马上就要，我刚完稿，就看见会计格罗特太太走进门来。她是来同波格太太谈事情的，但走出去时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她个头不高，为人拘谨，头发是冰箱金属托盘的颜色。
“啊，麦卡宾小姐，”她说话的声音很难听，“你来了四个月了，有资格参加养老金计划了。”
“养老金计划？”我刚来公司时是跟我谈起过养老金计划的事，不过我把它全给忘了。
“我参加养老金计划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是说，您瞧我是不是年纪太轻了？”
“哎，早一点参加也好，对吗？”格罗特太太说。她的眼睛在无框眼镜后面忽闪忽闪的，有机会在我工资单上多扣一笔钱，她是求之不得呢。
“我想养老金计划还是不参加了吧，”我说，“多谢您了。”
“哦，不过，这可是强制性的，”她口气中有些公事公办的味道。
“强制性的？那就是说我非得参加不可了？”
“不错，哦，要是大家都不肯出钱的话，有谁还领得到养老金呢，对吗？我把需要的文件都拿来了，你只要在这儿签个字就行。”
我签了字，等格罗特太太走后，我的心情突然消沉了下来；这桩事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却搅得我心烦意乱。倒不仅仅是因为觉得窝囊，非得接受一些自己既不感兴趣又不曾参与制订的规则（那一点你在学校里早就给调教好了），而是我对签下自己的名宇感到一种迷信的恐惧。如今，我的名字已经签到了那份神秘莫测的文件上，看来它会把我同今后的某种生活强行连到一起，而我对那样的生活至今仍然无法想象。我仿佛看到未来的某个时刻自己的形象，人早已定型，在西摩调研所工作了无数个年头，如今得到了回报。养老金。我又仿佛看到一个冷冷的房间，只好靠插在墙上的电热器取暖。也许我还会像我一个终身未嫁的姨奶奶一样，也得戴上助听器。我会整天自言自语，小孩子会朝我扔雪球。我告诉自己别犯傻，也许在那个时间到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