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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做操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我有时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做操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做操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和礼拜二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我的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早操，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事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做操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做操。
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
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忽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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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76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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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莫里叶（daphnedumaurier）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g。韦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我阅读了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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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韦托学生暴动之后，我得知温妮与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一起参与了黑人父母联合会的活动。当时，这家联合会是一个与当地专业人士和为学生提供帮助及调解服务的教会首脑有关的组织。当局像担心年轻造反派一样，对父母联合会也十分担心。8月份，学生暴动后不到两个月，温妮被依据《国内安全法》逮捕，并未经指控就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她在那里被关押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能给她和我的两个女儿写信，表示我对她们的支持和休戚与共的情感。对于她的被关押，我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次她显然没有受到虐待。12月份被释放后，她更坚决地投入到斗争事业中去。
尽管被禁止活动，温妮决心从哪儿跌倒还从哪儿站起来，当局为她在索韦托年轻激进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惊。他们试图削弱她的影响，并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对她实行国内流放。1977年5月16日夜间，多辆警车、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奥兰多西我们的房子外面，他们把我们的家具和衣物装上了卡车。这一次，温妮并没有被逮捕、拘留或审问，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我从凯西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而他是从一个来探视的叫辛杜的牧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布兰德福特大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50英里处，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温妮、津泽和她们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间式锌皮顶的铁皮房子前面。这座房子位于布兰德堡一个荒凉的非洲人居住的乡镇上，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在当地白人农场主的控制之下。温妮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当地语言是塞索托语，温妮不会讲这种语言。
她的新处境使我感到悲伤和愤怒。当她在索韦托的家中的时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厨房里做饭和在休闲室里阅读的情景，我还能够想象她在房内醒来时的身影。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韦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动，周围也有朋友和亲属。而在布兰德福特，她和津泽却是独立无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过那个乡镇，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它。在到处充满了贫穷和荒凉的地方，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记忆的。当时我不知道布兰德福特802号这个地址有一天对我来说会是如此的熟悉。我又一次感觉到，似乎温妮和我同时都被关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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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77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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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温妮的来信，我知道她们在布兰德福特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她们没有取暖设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乡镇上没有商店，而镇上的小卖部对非洲顾客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多数白人讲南非荷兰话，并且十分保守。
温妮和津泽一直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并且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几个月内，津泽被安全警察的恐吓搅得十分烦恼，但津泽并没有遭到禁止。9月份，在温妮的律师们的帮助下，我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要求禁止布兰德福特的当地安全警察对我女儿进行骚扰。书面材料被递交给法官，描述了警察闯入房间对津泽进行恐吓的详细情况。法官认为，津泽应该在安静的状态下接受探视者。
温妮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赢得了镇上人们的好感，其中也包括周围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她在反饥饿组织的帮助下向镇上的人提供食物，还为镇上的儿童兴办了一个托儿所，并募集资金，在很少有人见过医生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家诊所。
1987年，泽尼与斯威士兰的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图布姆兹王子结了婚。泽尼是我的第二个女儿，也是我与温妮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时，他们两个是在学校里认识的。由于身陷囹圄，我无法履行一个父亲的传统责任。按照我们的风俗，新娘的父亲必须与没过门的女婿谈一次话，对他的前途作出评价。他还必须确定送多少聘礼，然后要新郎亲自送到新娘的家中。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女方的父亲必须把女儿交给新郎。尽管我对新郎没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请我的朋友和法律顾问乔治毕佐斯代替我履行了父亲的职责。我请乔治与王子谈一下，问问他打算如何照顾我女儿。
乔治在他的办公室里与王子见了面，然后安排在罗本岛上与我商量此事。由于泽尼不到21岁，在法律上我必须同意她结婚才行。我在咨询室与乔治见了面，他看见一个狱警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吃惊。我解释说，这是按规定办事，因为这次被认为是家人探视，而不是一次法律访谈。我开玩笑地对乔治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我的警卫人员保守秘密。
乔治对我说，两个孩子如何互相爱慕，我未来的女婿又是如何有前途，等等。他的父亲索布胡萨国王是一个开明的传统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当乔治转告我新郎家所提的条件时，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新郎是斯威士兰的王子。我让乔治转告新郎，他要娶的也是一位泰姆布的公主。
泽尼成为斯威士王室的成员有许多好处：她立即被授予了外交特权，可以随便探视我。那年冬天，她与图布姆兹结了婚之后，他们一起来看我，还带着他们的新生女儿。由于王子的社会地位，我们被允许在咨询室里相互见面，而没有用那个用墙和玻璃隔离开的探视室。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走进咨询室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站起身来，当泽尼看见我的时候，她把她的小女儿递给丈夫，穿过咨询室来拥抱我。自从她大约与她自己的女儿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长大成人的女儿。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似乎就像科幻小说中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自己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我又与我的女婿拥抱，他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有把她放下过。用我一双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那么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我感到，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高兴。
那天见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给小外孙女起个名字。在南非，由外祖父起名是一种风俗习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扎孜蔚，意思是希望。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在监狱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现在，我也决不会放弃希望。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是南非新一代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将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这就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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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78节：与敌人对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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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敌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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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拉瑟刚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