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情。
我详细论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别。在教育、卫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仅仅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而白人却处于世界最先进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准备继续维持这种状况。我说，白人常常声称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我们的抱怨不是说我们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贫穷的，而是说与我们国家的白人相比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法律剥夺了我们平等致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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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59节：利沃尼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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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缺少人格尊严是白人霸权政治的直接结果。白人霸权政治意味着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企图保留白人霸权的立法制度保证了这种状况得以维持下去。在南非，奴仆工作不可变更地要有非洲人去做。有什么要搬运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围随便找一位黑人去为他做，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贫穷和家庭生活崩溃是第二种后果。孩子们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因为他们没有学上，或者因为他们没有钱上学，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这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崩溃，使不法事件和非政治性暴力事件到处蔓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这个整体中得到公正。他们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安全保证和居住场所。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将永远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种声音使这个国家的白人听起来像是革命的言论，因为多数选民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
这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战斗的目标。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这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鼓舞下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我一直在读我的讲话稿，谈到这里，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在了辩护席的桌子上，转脸面对法官，法庭变得特别静。当我背着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德韦特法官。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时法庭上下鸦雀无声。在我的讲话结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来。我没有回头向旁听席上致敬，尽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寂静似乎持续了老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大约只持续了不到30秒。然后，我从旁听席上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紧接着就是女士们呜呜哭泣的声音。
我读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当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完全是在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蒂伯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蒂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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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60节：利沃尼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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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则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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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61节：利沃尼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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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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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几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标语聚集在法院前，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口号，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决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地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讲话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