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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告席上的证人作证，法官不能反诘或提问。因此，这种证言没有普通证言那样的法律分量。选择这种方式作证的人通常是为了避免遭到反诘。我们的辩护律师提醒我，这样会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在作证期间所说的任何关于我是无辜的话都会被法官大打折扣。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用陈述我们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将为随后而来的一切建立上下联系。我很想与珀西尤塔过过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这个平台申诉我们的冤枉。
通过协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咨询室安装了窃听装置，我们是通过相互传递纸条的方式进行协商的。我们甚至利用政府的窃听器向政府提供虚假信息。我们尽量表明我将作证，这样他们就会花费时间准备反诘。在故意安排的交谈中，我告诉我的辩护律师乔尔乔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国审判资料来准备证词。看到尤塔专心致志地阅读上百卷叛国审判资料，我们感到好笑。
我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我的证言，我的证言主要是在牢房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的。当我完成了我的证言讲稿的时候，我首先宣读给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们听。他们基本同意我的讲话稿，只提了几条修改意见。然后，我又请布拉姆费希尔过目。布拉姆阅后非常担心，他又请一位名叫哈尔汉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辩护律师过目。汉森告诉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把他送上绞刑架。他的话使布拉姆更加担心，第二天他来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讲话稿。我认为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被绞死。因此，还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时的气氛特别令人恐怖，报纸天天都在猜测我们何时被判处死刑。布拉姆请求我不要读最后那段话，但是，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4月20日礼拜一，在最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们被带到了司法大厦，这次我们将进行辩护。温妮和我母亲都来到了法庭，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我向她们点头示意。法庭上仍然挤满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将承认政府的某些证言，法庭上立即出现了嘁嘁喳喳的交谈声。但是，他继续说，被告方将对政府提出的几项指控予以否认，其中包括民族长矛军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成部分的说法。他说，民族长矛军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尽力使两个组织保持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他坚决否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共产党的指令。他说，辩护方将否认关于戈德堡、卡特拉达、伯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成员的说法。他说，辩护方将表明，民族长矛军事实上没有采纳《行动计划》，民族长矛军也没有着手准备实施游击战。
要否认吗？法官德韦特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否认，布拉姆说，证言将表明，虽然准备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这个计划。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希望避免走这一步。
然后，布拉姆轻声说：阁下，辩护将以被告席上第一号被告进行说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创建，他能告诉法庭该组织的创建情况。
这时，尤塔忽然从席位上站起来：阁下！阁下！他对我们不作证感到失望，因为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好了反诘的准备。阁下，他相当失望地说，在被告席上作陈述没有发誓作证那样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认为，德韦特法官干巴巴地说，不需要你的帮助，被告律师有足够的经验劝说他的委托人。尤塔于是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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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57节：利沃尼亚（16）
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规定，布拉姆说，我们可以仰仗纳尔逊曼德拉。
我站起身来，面对法官慢慢地照着我的讲稿读起来。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拥有文学学士学位，与奥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律师工作数年。我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因为我未经批准离境出国和煽动人们在1961年5月底举行罢工而被判处了5年监禁。
我直接承认，我是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人员之一。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长矛军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说政府在开庭时关于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我们人民的领导，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因为仅仅凭我在南非的经历和对非洲人的背景十分了解，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可能说过的什么原因。
在特兰斯凯我的青年时代，我曾经听我们的部落老人们讲过过去发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向我讲述了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事迹。丁冈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马卡纳、斯广提和达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库库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当时，我希望生活为我提供服务于我的人民并为他们的自由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机会。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动机。
说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对暴力问题多说几句。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并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并不是因为不计后果或喜欢暴力才策划这些破坏活动。我之所以策划这种破坏活动，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专制、剥削和压迫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势的结果。
我想给法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或没有考虑采取暴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想对生命造成伤害的决心。
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我们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加大现有种族隔阂的行动。但是，无情的事实是，50年的非暴力斗争给非洲人带来的是更严厉的立法，从而使非洲人的权利越来越少。让本法庭理解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又的确是事实。多年来，人民一直在谈论暴力，谈论他们将有一天与白人开战并夺回他们的国家。而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总是试图说服他们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经进行过讨论。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弃种族歧视的政策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群众开始对这种政策丧失信心，并产生了采取恐怖活动的念头
民族长矛军是在1961年11月创建的。当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制定了计划，我十分重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和种族和睦政策。我们感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内战将意味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毁于一旦，将使种族之间的和解更加难以实现。我们南非历史上已经有过战争的经验教训，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战争造成的伤疤。这种种族之间的内战会造成双方大规模的牺牲，由此而留下的伤疤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呢？
我说，破坏活动也许可以为将来的种族关系带来最好的希望。白人统治者对我们的努力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无情的：破坏活动被宣布为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过。我说，我们不要内战，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内战的准备。
经验让我们相信，暴动将为政府提供无限地滥杀无辜人民的机会。但是，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经洒满了无辜非洲人的鲜血，我们才认为做好长期准备，用暴力反对暴力来捍卫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在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双方牺牲风险最小的战争形式就是游击战。因此，在准备将来开展的战争中，我们首先考虑了游击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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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58节：利沃尼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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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都经历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但是，政府却不给黑人这种训练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核心层是绝对必要的。一旦游击战争爆发，这个核心层将能够起到游击战争所需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这种形势的准备。
我介绍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我出国参加东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我说，我之所以接受军事训练，是因为如果发生游击战争，我希望能够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没有消失，应该努力坚持下去。
我告诉法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我们如何诚心诚意地把两者分开。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禁止和监禁，人们常常不得不参与两个组织的工作。尽管这样有时会混淆两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我反驳了政府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论断。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路线过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它与把白人赶进大海的呐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的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实现自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认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宪章》。它绝非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从未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发动过革命性的变革，并且就我记忆所及，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与共产党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接纳非洲人作为自己的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消灭资本阶级，用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共产党强调阶级划分，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寻求阶级之间的和谐。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合作仅仅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白人霸权，而不能说明利益完全一致。世界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之间在反对希特勒时的合作关系。只有希特勒才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对于对共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南非白人来说，要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产党人作为朋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理由则是十分显然的。在反对压迫的那些党派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区分是一种奢望，现阶段我们还做不到。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当作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看作等同于共产主义。
我告诉法庭，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非洲爱国者。我并不否认，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对我产生了诱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事实，他们承认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方式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
《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献。我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赏。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