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王飞翔- 第19部分

占据四个专栏的那一页上刊登t　一幅卡马格在《日报》办公室与全体编审们的照片，时间是下午的例会之前。恩索在照片上的姿势是：一只手伸在领导扶椅的上方表示保护，另一只手的拇指悄悄插在坎肩里。

在其余的照片上，卡马格有时站在长城上，有时站在布拉格的那波里西大街的劳动意外保险委员会的大楼前，那里是卡夫卡从一九。八到一九二二年退休前工作过的地方；有时站在巴西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门前，陪同他的是好友安东尼奥。

马尔科斯。皮门达。内威斯，时间是在后者不幸地暴卒于也是一场恋情之前。

在这两版的下角，在一个专栏里重新刊登了卡马格惟一一篇用第一人称撰写的文章。那也是他漫长的新闻生涯的最后一篇文章。那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一个事件的目击者，拉丁美洲躁动的新闻界在那一事件中打得不可开交；尽管困境早就迫使他离开《日报》的领导岗位，他仍然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目击文章。思索。马埃斯特罗——接替他领导岗位的人——依然对他忠诚，虽然已经没有必要了，但是仍然特批了一块版面发表了这篇文章，不过他要编辑们明白年龄和不幸是如何损害了一位大手笔的笔杆子的。

一位目击者讲述“海上葡萄园”的悲剧夏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海上葡萄园”

（该地系智利瓦尔帕莱索港口的一部分，以风景秀丽闻名。）。从八月开始，海滩附近的房子已经出租完毕；从十二月到次年三月，旅馆的床位全部预订一空。我妻子布伦达仅仅花了几个美元就幸运地租到了浴场最北端的一座大院，它被忽略的原因是，房客们看它像鬼魂之家而望而却步。一九七六年，智利军队的一位将军发现那座黄色大院是他年轻妻子淫荡犯罪的安乐窝，为报仇雪耻，他用军用制式手枪射杀了奸夫淫妇，用含砷糖浆毒死了三个儿子，最后对准心脏开枪自杀身亡。

“海上葡萄园，，里最有力量的传说之一，就是肯定每天夜里十点——大约发生罪行的时刻——有哭声从那些鬼魂嘴里准时地喊出来。但是，在我度过的那几周里，却仅仅听到大海的涛声。

智利这个浴场的日落，享有盛名，在那个恰恰面对黄色大院的小海湾上，达到最辉煌、壮美的顶峰。每到周末，来自首都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港口的人们都来欣赏这一罕见的美景；我和布伦达站在大院的阳台上就可以将这一美景尽收眼底。

我不记得为什么我俩决定二00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那天下到海岸上走走，而那一天恰恰游客如潮。令人厌烦之极。我们的女儿迪安娜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俩感到孤单而又惆怅；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我俩都很想有人陪伴。海滩上热风迎面而来。游客们头上缠着手巾，带着野餐用的篮子，躺卧在岩石中间一动不动，好像鳄鱼一样。海鸥的嘎嘎叫声与无边的寂静极不和谐。大约在六点半时，太阳开始落入地平线的时候，一架飞机从我们对面飞过，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马达的轰鸣声传到我们耳中时，飞机旱已经不见了踪影。片刻后，飞机又回来了，它的样子好像飘浮在空中。飞行高度距海面三四百米，以完美的横线切开圆圆的落日。这是一架可坐四人的塞斯纳（塞斯纳（1879——1954），美国飞行员和飞机制造家。他创建了塞斯纳飞机公司，著名的塞斯纳180　型飞机就是该公司的产品。）荣誉型飞机，但是后来人们推测出机上只有一人：就是那发疯的飞行员。

伴随着太阳以更大的决心沉入海面的同时，飞机越飞越低。最后。似乎那螺旋桨在高傲的鲸鱼式的尾巴下咆哮，几乎是在机身的最顶端，就要掠过海面了。布伦达拉住我的双手，泪流满面。

我对妻子说：“没事，没事！那家伙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妻子说：“你没发现吗？他要自杀啊！”

布伦达的直觉一向准确。太阳马上就要消失在海面的最后一条曲线下了。两个女人从海滩上的岩石间的庇护所里站起来，激动得惊叫起来：“他要干什么？他像火箭一样直冲高空去了。”

一切发生在刹那间，几乎人人都屏住了呼吸。飞机扬起它那海豚式的鼻子，对准晴空，几乎呈直角，正当人们觉得它要远去的时候，它却向海面俯冲而下。它的马达可能已经熄火，因为在发生巨大的爆炸并点燃了海湾之前，谁也没有听到一点点轰鸣声，只有一阵呼啸声划破了落日的庄严肃穆。飞机钻进了海底，一道可怕的火光冲天而起；很快。夜幕降临了。

布伦迭松开了我的手，向海水跑去，仿佛她可以从空难中拯救什么人似的。我永远会记忆在。头的不会是那架沉入海底的塞斯纳型飞机，它好像猎人一样去寻找看不见的鱼群。而是下午时光里那无意义的碎片：一个跪着、双腿惠静脉曲张的妇女，远处海岸上一家酒吧的霓虹灯光，一辆无用的救护车的警笛，一个漂浮在海水上的啤酒瓶，还有站在浪花里的布伦迭，衣服已经湿透，双手伸向垂死挣扎的太阳。

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展示了营救的图片。在无风的海面上。明亮的月光下，子夜之前，潜水员们收集了飞机的一些残骸。他们很难立即发现飞行员的尸体，而是到了星期一黎明时分才浮出水面，地点在三十海里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辨认出死者的身份。

但是，人们还是知道了死者曾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他的第二个妻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位电视剧中的歌手和著名女演员，在几周前决定离开丈夫，藏身到维多利亚式的别墅中去了；那别墅也面对海湾，就在我们租赁的住宅旁边。尽管我们没有关注邻居动向的习惯，可邻居完全没有活动的情景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有车辆出入，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声音。

据“海上葡萄园‘’的警长说，那位前总统没有留下说明自杀原因的信件。我那时想，如此轰动的一次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或者妻子的离去本身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葬仪的次日——参加仪式的有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三国的总统，我出席了遗嘱宣读仪式，原来遗嘱是存放在桑坦德银行的分行里。仪式前得知，参加的人严格限制在亲属范围内；我不得不动员了全部有影响的关系，最后终于能和布伦迭一道进入会议室。最后预防措施形同虚设，因为来自十五个国家的电视特派记者冲破了脆弱的安全线，拥入了饭店的“大使厅”，聚会在那里的人有几位律师、三位公证人、死者的第一个妻子及其惟一的儿子、九个兄弟、少量证人和我们夫妻俩。由于这位自杀的总统与那位电视剧女演员仍然有婚姻关系，人们估计她至少会要一半财产。

但是。她没有到场。由她父亲代理她的权益，那是个脸色苍白、身材消瘦的老人，他一支接一支地拼命吸烟。

公证人坚持要“大使厅”全部清除闲杂人员之后才宣读遗嘱；但是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师决定要前总统死后的活动应该像他生前那样不讲究郑重其事。那位吸烟的老丈人打算干脆走掉，此举使得首席公证员不得不尊重老人的催促，于是打开了漆封的遗嘱信。自杀者那快速的影子刹那间降落到了我们头上；但是，他没有带来恐惧，而是给大家一个意外：暴露出一张不忠实的嘴脸。我们都看见了。公证员用一种不适合的单调声音宣读道：前总统的财产多达三亿八千九百六十二万六千美元，分别存放在欧洲和加勒比银行，还有股票和公司有价证券；而不是他在卸任时宣布的只有二百八十万美金。人们听见他第一个妻子喃喃自语地说：“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死了跟活着一样，一直在欺骗大家。”

丑闻公布之后，又加上无耻的言行，因为几乎全部财产都掌握在调解人手中，记录在秘密的遗嘱附录之中，由公证员分别与每个遗嘱执行人具体实施。死者承认他的财富的确巨大，但是合法继承者们不能要这份财产，因为这些财富在一些不可企及的手中掌握。他指定给儿子一百五十万美金：另外一百五十万给第二个妻子。

其余的财产分别赠送给几个足球俱乐部，用于建设一级方程式赛车跑道的基金，购买一条专门播放体育节目的有线电视频道，但是要用他的名字命名。还有一笔专项基金：在他故乡省内最高山峰上，建造一座他的雕像纪念碑，类似华盛顿和杰斐逊（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在拉什莫尔山上的纪念碑一样。由于他是自杀，这些关于身后的决定就成为针对世界舆论的辱骂。

博尔赫斯写道——或者说过——一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在他人记忆中留下的形象。但是，对这位死者来说，他不在意留下什么形象了。他想强行塑造一个形象，美化一个形象。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是有想法的，但是更加使他夜不能寐的是，他不相信人们对他死后的纪念。

g。m。卡马格，《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二00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雷伊娜是在中午过后不久到达公共汽车站的。炸肉的气味充满了大街小巷。在老犹太人掌管的假珠宝店与出售冒牌衣裳的韩国商店之间的前廊和夹道的地方，躺着三三两两的乞丐。一个三四岁的女孩，疥疮和疤痕使她变得畸形，她摆脱了母亲的监视，一把抱住了雷伊娜的踝部，向她要钱。当她穿过秘鲁人摆设在人行道上的桌子和毯子（上面销售从草药到走私进来的手机）时，还突然冒出一群哀哭求告的男孩。雷伊娜被从那里散发的屎尿气味吓坏了，加之又害怕疥疮和虱子，她急忙掏出一把硬币扔到乞丐中间，一面撒腿就跑。她一向是小心谨慎的。她随时要洗手。

别人身上的疥疮让她害怕；她不理解诸如爱娃。庇隆的那些故事：这位总统夫人亲吻过梅毒和麻风病患者，以证明她与人民共患难。雷伊娜连看一眼患鼻疽病病马的样子都不行，一如马厩里常有的情况那样。

在十一号珍珠大街街口，报摊上还有几份《日报》。在头版上，就是那篇晚祷仪式的文章，占据了右边上方的专栏。夜班编审突出了她的签字：雷伊娜。雷米丝，配发了一张她的照片，看上去她显得更年轻些，几乎像个少女，温顺的微笑露出了牙床。只有卡马格用手机从阿索特阿。德卡兰萨庄园打电话，才可能下令突出她的名字并且通过那简单的魔术手势就把她变成了当红记者。尽管如此，雷伊娜心想，这意外的成名不能归因于她和卡马格之间发生的事情。“这归功于我自己，归功于我巧妙地揭穿了总统悔罪的把戏。”她并不后悔与卡马格发生的亲密关系，毫无益处。

她自己也发现了原来以为不可能的快感；但是现在她想：这种感情在点燃的当天夜里就永远熄灭了；她想：对待《日报》社长的最好办法仍然是像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绝对不提任何要求，什么也不要。她确信，继第一篇文章短暂的光荣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光荣来帷，因为她的雄心今后会带领她去任何地方；她自己就是一阵可以升天的强风，但是不用卡马格提携，而是她自己聪明的天使们带领她升天，如同雅各的梦一样（见《1　日约。创世记》第二十八章第十节。）。

面对十一号珍珠大街，雷伊娜感到人们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人们从《日报》封面的大照片上认出了她。她很想重读一遍自己那篇关于修道院的报道，一面在珍珠咖啡馆前某张著名的桌子前品味着果汁；八十年前，博尔赫斯曾经坐在这里学习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1874——1952），阿根廷先锋派著名作家。）的唯心论课程，这位老师认为世界的表象后面没有持久的物质，也没有一个可以感知表象的“我”。七十年代初，“起义者们”（“起义者们”，阿根廷城市游击战组织，成立于1969年，与庇隆主义者合作。1972年转向极“左”

的立场，主张武装推翻军事独裁政权。）经常在这里聚会，向军警敢死队挑战，在这里撰写地下刊物用的短讯；几位爵士乐手还曾经坐在这里的窗户旁边构思反对独裁政权的歌词。当雷伊娜发现了一张人工树脂的桌子上面还有面包和每天咖啡牛奶留下的肮脏痕迹的时候，她想：那一切都不存在了。消磨上午时光的人们是眼窝发黑的失业职工，他们天不亮就在寥寥无几的办公室前排上了无用的长队；或者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在找什么人能给提供一份临时工作以便弄口饭吃，随便什么事情都行，从海关的跑腿到小百货店里寻找罕见的纽扣。但是，人数最多的还是乞丐。他们像猫一样在椅子下面钻来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