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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说：“好，我去买油漆。”
油漆工回到楼上继续干活，餐馆老板走过来对我说：
“你怎么还跟他争？他是油漆工，他已经干了一辈子的油漆工了。而他说能调成黄色，你还跟他辩干嘛？”
我觉得很难为情，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最后我说：“我一辈子都在研究光。我认为红加白不可能变成黄，而只能得到粉红色。”
我真的跑到“五分一毛”商店，买了油漆回到餐厅去。
油漆工从楼上下来，餐馆老板也跑来凑热闹。我把两罐油漆放在一张旧椅子上，油漆工就动手调漆。他添一点红，又加一点白，但看起来还是粉红的；他继续加了又加、调了又调。最后他咕咕哝哝的，说什么“我以前随身带着一小瓶黄色的，加进去让它鲜艳点，然后就变成黄色的了。”
“噢！”我说，“当然了！你加上黄色，当然得出黄色，但是没有黄色的话，你便做不到了。”
油漆工自顾自回到楼上工作去了。
这时餐馆老板说：“那家伙胆子真大，居然敢和研究了一辈子光的人争辩！”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是多么地信任这些“真正的男子汉”。那油漆工告诉了我许多很合理的事情，使我相信可能有那么一个我不晓得的奇怪现象。虽然我预期看到的是粉红色，可是我却死脑筋地想：“如果他真的调出黄色来，那一定是些很有趣的新方法，我非看个究竟不可。”
在研究物理时，我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我有时会觉得某个理论并不像它表面上看来那么完美，觉得不知什么时候会横生枝节，把它破坏掉。因此我的态度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虽然也许实际上你已经很确定应该发生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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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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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数学家抬杠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物理系和数学系共用一间休闲室。
每天下午4点钟，我们都在那里喝茶。这一方面是模仿英国学校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放松情绪的好方法。大家会坐下来下下棋，或者讨论些什么理论。在那些日子里，拓扑学是很热门的话题。
我还记得有个家伙坐在沙发上努力思索，另一个则站在他面前说：“所以，这个这个为真。”
“为什么？”坐在沙发上的人问。
“这太简单！太简单了！”站着的人说，接着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连串逻辑推论，“首先你假设这个和这个，然后我们用克科夫理论的这个和那个；接下来还有瓦芬斯托华定理，我们再代入这个，组成那个。现在你把向量放在这里，再如此这般……”坐在沙发上的家伙勉力挣扎要消化这许多东西，而站着的人则一口气又快又急地讲了15分钟！等他讲完之后，坐在沙发上的家伙说：“是的，是的！这真的很简单。”
我们这些念物理的人全都笑歪了，搞不懂这两个人的逻辑。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简单”等于“已经证实”。
因此我们跟这些数学家开玩笑说：“我们发现了个新定理——数学家只懂得证明那些很简单的定理，因为每个已被证明的定理都是很简单的。”
那些数学家不怎么喜欢我们提出的定理，我就再跟他们开个玩笑。我说世上永远不会有令人意外的事件——正因为数学家只去证明很简单的事物。
找数学家麻烦
对数学家来说，拓扑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学问，其中有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可能性，完全“反直觉”之道而行。于是我又想到一个主意了。我向他们挑战：“我跟你们打赌，随便你提出一个定理——只要你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告诉我，它假设些什么、定理是什么等等——我立刻可以告诉你，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会出现以下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假设你手上有个橘子。那么，如果你把它切成Ｎ片，Ｎ并非无限大的数。
现在你再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结果它跟太阳一样大。这个说法对还是错？”
“一个洞也没有？”
“半个洞也没有。”
“不可能的！没这种事！”
“哈！我们逮到他了！大家过来看呀！这是某某的‘不可量测量’定理！”
就在他们以为已经难倒我时，我提醒他们：“你们刚才说的是橘子！而你不可能把橘子皮切到比原子还薄、还碎！”
“但我们可以用连续性条件：我们可以一直切下去！”
“不，不，你刚才说的是橘子，因此我假定你说的，是个真的橘子。”
因此我总是赢。如果我猜对，那最好。如果我猜错了，我却总有办法从他们的叙述中找出漏洞。
其实，我也并不是随便乱猜的。我有一套方法，甚至到了今天，当别人对我说明一些什么，而我努力要弄明白时，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不断地举实例。
譬如说，那些念数学的提出一个听起来很了不得的定理，大家都非常兴奋。当他们告诉我这个定理的各项条件时，我便一边构思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当他们说到数学上的“集”
时，我便想到一个球，两个不相容的集便是两个球。然后视情况而定，球可能具有不同的颜色、长出头发或发生其他千奇百怪的状况。最后，当他们提出那宝贝定理时，我只要想到那跟我长满头发的绿球不吻合时，便宣布：“不对！”
如果我说他们的定理是对的话，他们便高兴得不得了。
但我只让他们高兴一阵，便提出我的反例来。
“噢，我们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是豪斯道夫的第二类同态定理。”
于是我说：“那么，这就太简单，太简单了！”到那时候，虽然我压根儿不晓得豪斯道夫同态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也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了。虽然数学家认为他们的拓扑学定理是反直觉的，但大多数时候我都猜对，原因在于这些定理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懂。慢慢地，你便习惯那些细细分割的古怪性质，猜测也愈来愈准了。
不过，虽然我经常给这批数学家找麻烦，他们却一直对我很好。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家伙，构思理论就是他们的使命，而且乐在其中。他们经常讨论那些“简单、琐碎”的理论；而当你提出一个简单问题时，他们也总是尽力向你说明。
跟我共用浴室的就是这样的数学家，名字叫做奥伦（paulolum）。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一直想教我数学。我学到“同伦群”（homotopy group）的程度时终于放弃了；不过在那程度之下的东西，我都理解得相当好。
我始终没有学会的是“围道积分（contour integration）”。
高中物理老师贝德先生给过我一本书，我会的所有积分方法，都是从这本书里学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课之后，他叫我留下。“费曼”，他说，“你上课时话太多了，声音又太大。我知道你觉得这些课太沉闷，现在我给你这本书。以后你坐到后面角落去好好读这本书，等你全弄懂了之后，我才准你讲话。”
于是每到上物理课时，不管老师教的是帕斯卡定律或是别的什么，我都一概不理。我坐在教室的角落，念伍兹（woods）著的这本《高等微积分学》。贝德知道我念过一点《实用微积分》，因此他给我这本真正的大部头著作——给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念的教材。书内有傅立叶级数、贝塞尔函数、行列式、椭圆函数——各种我前所未知的奇妙东西。
那本书还教你如何对积分符号内的参数求微分。后来我发现，一般大学课程并不怎么教这个技巧，但我掌握了它的用法，往后还一再地用到它。因此，靠着自修那本书，我做积分的方法往往与众不同。
结果经常发生的是，我在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的朋友被某些积分难住，原因却是他们从学校学来的标准方法不管用。
如果那是围道积分或级数展开，他们都懂得怎么把答案找出；现在他们却碰壁了。这时我便使出“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方法——这是因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工具箱。当其他人用光了他们的工具，还没法找到解答时，便把问题交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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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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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穿你的心
父亲对魔术之类的把戏向来很感兴趣，总想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很了解“观心术”是如何运作的。他小时候住在长岛中央，一个叫做帕楚格（patchogue）的小镇。
有一次，镇上贴满了海报，说下星期三，一位观心术士即将来访。海报还说，镇上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包括镇长、一位法官及一家银行的总经理，会预先将一张 5元钞票藏在镇上某个地方，到时这位观心术士会把它找出来。
当观心术士来到小镇之后，大家都跑来看他怎么进行。
钞票是银行总经理和法官藏的；观心术士一手牵一个，便往大街的另一头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拐弯，走进另一条街，然后又走上另一条街，走到藏钞票的房子！接着，他牵着这两个人的手，一起走到这幢房子的二楼，走到正确的房间内，再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放开他们的手，打开其中一个抽屉， 5元钞票就藏在那里。整个过程真是戏剧化！
那些年头要受到好的教育很不容易，因此观心术士就被请来当我父亲的家庭教师。我父亲呢，只不过上了一节课，便问观心术士钞票是怎么找到的。
术士说你只要轻轻地牵着他们的手，一边走路时一边略微摇动。当你走到十字路口时，你可以往前、往左或往右走。这时你手稍微往左晃动。如果这方向错误，你会感受到某种阻力，因为他们并不预期你会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走对了方向，由于他们下意识认为你可能成功，因此会较易让路，一点阻力也没有。所以你必须不断晃来晃去，检验出哪条路最轻松。
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提到这大概需要很多练习，他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这方法。
后来，当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我想拿一个叫伍德霍德的家伙来做个试验。有一天，我宣布我是一名观心术士，能够看透他在想些什么。我告诉他，他可以在实验室内选定某样物件，然后走出来。实验室内有很多排的桌子，上面放满了各种仪器、电路板、工具及其他有用、没用的东西。我说：“现在我能读出你心里在想的事物，把你带到这物件那里。”
他走到实验室内，挑选好一件东西，走出来。我牵着他的手，轻轻晃动。我们走到一排桌子，再走到一张实验桌前，正正的走到他挑的物件那里！我们一共试了三次。
有一次我一找便找对了——还是藏在一大堆东西之中呢！
另一次，我找对了地点，但物件的位置却差了几英寸。第三次不知哪里出了些问题；但这办法的效果比想象中好多了，简直称得上是容易。
噢，大师！
那以后，大约在我26岁时，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大西洋城去，那里有各种露天的游乐表演。父亲在接洽公事时，我跑去看一个观心术士的表演。这位术士坐在台上，背向观众，身上穿着长袍，头裹一条巨大头巾。他的助手是个小个子，不停在观众中穿来插去，口中念念有词地喊：
“噢，大师！我这本记事本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大师说。
“那么，神明先生，这位女士的名字是什么？”
“玛丽！”
有人站起来问：“我的名字叫什么？”
“亨利。”
我站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显然那个亨利是跟他串通好的，但我想不通这个术士怎么做到其他的把戏？像说出记事本的颜色等。难道他在大头巾内藏了耳机？
见到父亲时，我把这事告诉他。他说：“他们有一套暗号，但我不清楚实际情形怎么样。让我们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们回到观心术士那里，父亲跟我说：“来，给你 5毛钱。你到后面那个算命的摊位算算命，半小时后我们再碰头。”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跟大法师编个故事，如果我不在旁边不停地说：“哦！哦！”事情会顺利得多，因此他把我支开。
等他过来找我时，已经把全部的暗号都弄清楚了。“蓝色是‘噢，大师’，绿色是‘噢，无所不知的学者’等等。”父亲说：“我跟术士说，以前我在帕楚格做过差不多的表演，也有一套暗号，但我们没法做多少套把戏，颜色也没他多。我问他，‘你怎么这样厉害，能够传达这么多信息？’”
观心术士很高兴，也很为他的暗号而自豪，居然就把整套秘密告诉了我父亲！父亲是个推销员，这种情况他最会应付了，我可没这种本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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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8
小说
草履虫·蜻蜓·蚁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当然，如果说要测量什么或做重要的实验，那就算不上实验室了。其实，我只是待在那里玩而已：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