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抵消了第一次突变的部分效应——没有完全抵消，但足以让噬菌恢复部分的功能。用另一种说法，我觉得那是在同一蛋白质内出现的两次变化，它们的化学效应却刚好有互补作用。
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几年之后，有人发现——很显然这些人找到了能迅速引发和观测突变的技巧——真正发生的是，在第一次突变中，整个dna盐基不见了，如此一来dna内的密码顺序与前不同，而无法“解读”了。第二次突变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一个盐基被嵌回去，否则就是另外两个盐基又被拿走了，总之结果是密码又可以解读了。因此，第一次和二次突变发生的位置愈是接近，dna内被破坏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能就回复得更完整。
连带的，每个氨基酸的密码有三个“字母”（即三个盐基）的事实，也获得证实了。
在哈佛大学的那个星期里，华森提出了些构想，我们一起做了几天的实验。那个实验没有做完，但我已从这位生物界的顶尖高手那里，学到了许多实验新技巧。那也是我很得意的时刻！我居然在哈佛大学的生物系里发表演讲呢！事实上，这可以作为我一生中的写照：我永远会一脚踏进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生物学这领域里，我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宝贵经验。我甚至连那些古怪的生物名词也会念了，更不用说写论文或做演讲时应该避免的错误，又或者是醒悟到某项实验技巧的缺失等等。
可是我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我总是会回到物理的世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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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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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大师碰上菜鸟
在普林斯顿念研究院时，我曾经当过惠勒教授的研究助理。他给我一个题目，没想到太难了、做不下去。因此我回过头来，研究早在麻省理工念大学时便有的一个构想，那就是：电子不会作用于自己身上，而只会和别的电子相互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当电子晃动时、它会辐射出电磁波，这等于散发出能量，而损失能量即意谓有某个力作用在电子上。
更进一步考虑，晃动一个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与晃动不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一定不一样。因为假使在两种情形中所施的力完全一样，但已知在一种情况下粒子损失能量，另一种情况下则不会损失能量——这好像是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标准理论，是电子对自己作用而产生力，称为“辐射反应力”（radiation reaction）。当我在麻省理工开始推敲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电子只会对其他电子施加作用。等我到了普林斯顿之后，才听说有这些标准理论，也才明白，原来的构想碰到大麻烦了。
这时我的想法是：首先让这个电子晃动，然后根据我的想法，它对附近的电子作用，使它（们）晃动起来。这些被扰动的电子所产生的效应，才是辐射反应力的来源。于是我做了些计算，带着结果去见惠勒教授。
惠勒教授想也不想，马上说：“噢，这里不对，因为你等于说它和其他电子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它不应跟这些变量有关。而且，它应该与其他电子的质量成反比，也跟其他电子的电荷成正比。”
使我难过的是，他怎么已经做过这些计算。后来我才明白，像惠勒那样的大师，你给他一个问题，他可以立刻“看”
出其中的重点。
他接着说：“而且这会受到延迟，因为辐射波返回较晚。
因此你描述的只不过是反射光。”
“哦！当然。”我颓丧地说。
“等一下，”他说，“让我们假定这反射光是一种超前波，换句话说，这是逆着时间的反应；那么它会在正常时间返回。我们已知道这个效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有很多电子充满整个空间，而且电子数目随距离平方成反比，也许所有的效应便可刚好互相抵消。”
我们发现这个想法确实可行。再次计算的结果非常完美，各方面都对应无误。在古典物理的范围内，这个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它跟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或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提出的标准理论都有很大差异。但它没有电子自我作用理论中出现一些无限大的量造成的困扰；它十分巧妙，且包含了作用量、延迟效应、时间上的向前和向后等物理现象。我们称这套理论为“半超前——半延迟势位”。
惠勒和我觉得，下一步是把目标转向量子电动理论，因为我认为那里也出现了电子自我作用的困难。我们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古典物理中的困难，然后从中发展出一套量子理论，等于同时矫正了量子理论的缺失。
我们可以说已弄通了古典的理论部分。这时惠勒对我说：
“费曼，你年纪还轻，应该就这题目做一个研讨会报告，你需要多练习上台讲演。同时我会把量子理论部分弄出来，过一阵子再做报告。”那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惠勒跑去跟维格纳（eugene wigner）教授说好，把我排进研讨会的日程表中。
爱因斯坦也来了
轮到我做报告之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费曼，”他说，“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罗素（henry norris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刚巧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天哪！鲍立（wolfgang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最后维格纳说：
“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
这时我的脸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
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瞌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了震颤麻痹症。”
我回去告诉惠勒。当初他要我做演讲练习，现在却有这些科学大师要来听我的报告，使我很不自在。
“没关系，”他说，“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我努力准备报告，到了那天，我跑进会场，却像许多没有做过学术报告的年轻人一般，犯了同样错误——在黑板上写了太多的方程式。要知道，年轻小伙子都不懂得在什么时候说：“当然，这跟那成反比，而这会如此这般地演变……”
因为事实上，在座的听众早已知道这些，他们都“看”明白了；可是只有他自己不晓得。他必须靠实际的推算才得出结论——因此他写下一大堆方程式。
会前，我就在黑板上上下下写满了一大堆，还在写着，爱因斯坦跑进来，和颜悦色他说：“哈罗，我来参加你的研讨会。请问你，茶放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继续写我的方程式。
报告时间终于到了。我面前坐了这些科学大师，全在等我开口讲话！我生平第一次学术报告，却碰上这样的听众！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问很多难题，我将会大大地出丑了！
我还清楚记得，从牛皮纸袋抽出讲稿时，双手不住地发抖。
但奇迹出现了——事实上我很幸运，类似的奇迹在我一生中一再发生——只要我开始思考物理、必须全神贯注于要说明的问题上，我的脑袋中就再没有其他杂念，完全不会紧张。因此当我开始报告以后，我根本不知道听众是谁了；我只不过在说明这些物理概念。事情就那么简单！
报告结束，开始问问题的部分。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的鲍立首先站起来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正确，因为这个，这个和这个……”他转头去问爱因斯坦：“你同不同意，爱因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说：“不——，”声音拉长，带着浓重德国口音，很悦耳的一声“不”，很有礼貌。“我只觉得，要替引力交互作用构思一套同样的理论，必定十分困难。”他指的是广义相对论，也是他心爱的“小孩”。他继续说：“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据，因此我并不很确定哪些才是正确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了解，很多想法可能跟他的理论不一样，他很能容忍别人的想法。
我真希望我当时把鲍立说的话记下来，因为几年之后，我发现那套理论用来构筑量子理论上，确是不够。很有可能，伟大的鲍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问题，而且当时已对我说明；但由于我不用回答问题，心情太过放松，以致没有仔细听。
我倒是记得，跟鲍立一起走上帕尔玛图书馆的台阶时，鲍立问我：“等惠勒做演讲谈量子理论时，他会说些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这部分是他在做。”
“哦？”他说，“这家伙自己闷着头在做，而没有告诉助理究竟他在做些什么？”他靠过来，用低沉、神秘的语调说：
“惠勒不会举办那个演讲的。”
果然，惠勒一直没有提出报告。原先他以为轻易便可解决跟量子理论有关的部分；他还以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到了该他做报告时，他明白了他根本不知应该怎样着手，所以没什么可报告。我也始终没有解决那“半超前——半延迟势位”的量子理论。而老实说，我还为此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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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5
真正男子汉
我经常形容自己是个“没文化素养的”或“反知识”
分子。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我想原因可以回溯到中学时期。
那时，我一天到晚担心自己太过娘娘腔，像个文弱书生。
对我来说，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把心思放在诗呀、歌呀这类事情上的。我甚至从没有想过，到底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也因此我很看不惯那些读法国文学、音乐或诗等“优雅”事物的男生。我比较欣赏钢铁工人、焊工或机器房的技工。我常常觉得，那些在机器房里工作、能够制造出东西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就是我当年的心态。
在我看来，作个讲求实用的人是一种美德，但成为“有文化素养的”或“有知识的”就不是。前一句话当然没错，但事实上后一种想法却极为荒谬。
总之，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我还抱持着那种心态，等一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时候我经常在一家叫“爸爸小馆”的精巧小餐馆中吃饭。有一天，我正在那里用餐，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油漆工人从楼上跑下来，坐到我的附近，他是餐厅老板请来粉刷楼上房间的。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交谈起来，他提到在油漆这一行，要学的东西还真多。“例如，”他说，“拿这餐厅来说，如果让你来决定的话，你会用什么颜色来漆这里的墙壁？”
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在这样的高度你要刷一截深色宽条，因为坐在餐椅上的客人，总是会用肘部在墙上磨来擦去。所以这个部分不能用白色，否则很容易弄脏。
可是再往上则相反，因为那样才能让顾客觉得餐厅很干净。”
那家伙好像很在行，而我就坐在那里，呆呆地听他说下去：“你也必须懂得颜色的道理，弄清楚怎样把油漆混在一起得出各种颜色。举个例子吧，黄色是用哪几种颜色调出来的？”
我不能确定如何调出黄色的油漆。如果是光，我就知道是要用绿光和红光，但他说的是油漆。因此我说：“如果不用黄漆，我便不知道你怎样调出黄色来了。”
“噢，”他说，“如果你把红的和白的混在一起，便可以配出黄色来了。”
“你确定不会配成粉红色吗？”
“不，”他说，“你得到的是黄色。”我相信了他的话，因为他是个职业油漆工人，而我一直都很景仰这一类型的人，可是我还是不懂他怎么做到这点。
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说：“那一定是什么化学变化所引起的。你用的一定是些会引起化学变化、很特别的颜料吧？”
“不，”他说，“什么颜料都行。你跑去‘五分一毛’
平价商店买些油漆回来，就是一般的红漆和白漆，我调些黄色的油漆出来给你看。”
这时我想：“这太奇怪了。油漆我也不是完全不懂，你根本不可能得出黄色来的。但他又很确定可以调出黄色来，这事真有趣，我要看个究竟！”
于是我说：“好，我去买油漆。”
油漆工回到楼上继续干活，餐馆老板走过来对我说：
“你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