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军人免征田赋的权力，当然，得益于建元后的土地登计，使得政府掌握有每个军人家庭的土地亩数，加之法律上的禁止，因而绝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投效”。而更重要的是，这只局限于士兵，军官家庭仍需要交纳田赋，毕竟相比于那些每月只有四元津贴的士兵，军官的收入一直颇丰。
这些优惠条件势必会进一步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仅局限于法律字面上的“军人是光荣而且神圣的”，而现在，根据军国民化的要求，军人将进一步神圣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所以，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津帖，而且这样的话，每过几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军人进入村公所，可以说这样的安排，不需要中央和地方支出额外的经费！就像现在的教师一样！那些皇家教师不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工资吗？”
“嗯，现在村自治会中，老师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袁世凯如实的说道，在新的农村士绅阶层中，“皇家教师”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中才形成的一个阶层，他们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负责协助县政府管理乡间，甚至还担负着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
这是这一代老师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原本他们大都是与帝国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童生、秀才，他们在旧朝时甚至可能衣食无着，但是在新朝建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速成师范培训，政府为他们解决了衣食之忧，解决了出身，甚至还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地位”——监督村公所的权力。
也正因这种联系，才使得这一代老师对皇家是感恩戴德的。但现在，唐浩然却担心那些接受五年免费师范教育的“优秀乡村学子们”是否能够像他们的前辈一般，对皇家感恩戴德，对帝国忠诚无限。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忠诚也好，抵触也罢，实际上都是利益驱使的！前者因为利益对皇家保持忠诚，后者也是因为利益的不满而对社会充满不满，这才是两者根本上的不同，也正因如此，为防患于未燃，用另一群人去平衡老师于乡间影响力，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陛下，如果军人进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会还要为军人留出席位，会不会对自治会造成冲击？”
摇着头，唐浩然抬眼看着袁世凯摇头说道。
“那些在乡军人，并不会垄断一切，就像教师一般，他们于乡间只是作为新坤的一员，在乡军人即然将作为乡间的“新绅”，为什么不能进村自治会，而且他们进入村自治会，是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军事化、纪律化的，仅只依靠皇家教师很难做到的……”
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当然，这只是一个名目，一个推动“军国民化”，推动国民改造，谋求“未来五十年国家稳定”的名目。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六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0％，而现在是3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名义，即便是“分权”，即便是防患于未然，也都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就像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唐浩然此时所考虑的并不是“国民改造”，而是考虑如何制约教师在乡间的影响力，从而稳定乡村。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唐浩然深吸一口烟。
“因而朕以为，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市自治，中枢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作为陆军大臣的商德全，这位因后贝尔战役而为西方军事界推崇的陆军元帅，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不知会有多少人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尤其是现在，在帝国建元六年之后，民政官体制正在受到地方的挑战——来自各级咨议会的挑战，各级咨议会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仅只做为一个咨议机关，他们同样在渴望着权力，而实际掌握着权力的民政官，一直受到咨议会要求自治的挑战，现在，在乡军人的出台，显然是针对咨议会的自治要求。
当然，在这里，绝不会有任何人去质疑陛下的言语，甚至在像袁世凯这位前驻东瀛总督看来，咨议会根本就是祸害——至少在东瀛，地方自治所导致的势必将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而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东瀛四省的控制，但是对于咨议会，作为中国行政体系中唯一一位总督的他，并不能说三道四，毕竟，成立各级咨议会是陛下的要求，甚至就连南京都是帝国咨政院，就连忙陛下都会提及，在时机成熟时，发挥着一定的国会职能咨政院将会成为帝国国会，参与到国宪的制定。
当然，这是未来——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在中国或许存在着制宪的呼声。但是呼声并不强烈，即便是有，也是局限于法律界，至于普通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宪法。至于朝廷本身，虽说曾多次提及制宪，但每每问及时间时，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待时机成熟”时。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唐浩然朝着众人看去，尽管在过去的多年间，通过卫生警察的设立，城市的卫生以及城市居民家庭卫生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也只仅只局限于城市，毕竟，现在的财力并没有达到于乡村设立卫生警察的地步，甚至只有一些重点市集才会设立派出所，而他们的作用则是治安、户籍以及征税，至于督导辖区内的百姓卫生，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在乡下却在数以百万计的在乡军人。
而在另一方面，改造不良生活习惯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以改造不良生活习惯为突破口，对其国民性加以改造，这才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相比于警察，这些在乡下散布的更为合理，基本上村村皆有，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
第364章最终目的（为新书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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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
在提及国民性改造的时候，唐浩然只觉胸中一阵激荡，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在后世，每每一提及“国民性”时，人们就会想起鲁迅，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不过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在历史上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直到百年后改观仍旧不大。为了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运动和尝试，可唯一没有尝试的却是最为有效的东西——国民军事化！
国民军事化，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式改变，或者向这学习，向那学习的飘荡性、不定性。军事化的训练、生活，却可以教给人们一种习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习惯，军事化的训练、军事化的生活、军事化的国家，而在这个过程，还可以培养普通民众的纪律精神和团队意识。
而且还可以通过那种军事化国民生活，使得国民拥有一个健康的底子，身体是一切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正如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般，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对普鲁士进行加强君主****和军国主义的强制改造。1740年，当这位“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离开人世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军事宝藏”：约1000万塔勒的钱财和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堪称当时欧洲之冠的强大军队，他还把整个国家生活都纳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作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承者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着“士兵王”的事业。他一生追求“国家利益至上”，并且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称号。他要求臣民一丝不苟地遵守秩序和纪律，凡事无条件听从他的独断。
也正是得益于几代人的努力，最终铸就了普鲁士人对秩序和纪律的刻板遵守，而这正是国人所欠缺的，亦是唐浩然希望通过“军国民化教育”给予国人的“礼物”，准确的来说是一个国民性改造的“礼物”。
在一直以来对军国民教育持以赞同立场的蔡元培，在沉思片刻后，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
“不过在全国推广国民生活军事化，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多少经费？这并不仅仅只能依靠在乡军人，而且各级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团体，而且，如何激发国民主动参与训练，仅仅依靠强制措施，显然不太现实，这些都需要考虑了。”
蔡元培的建议，让唐浩然回头提醒身后的速记员：
“记下了吗？”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方才神色淡然地转回来道：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何让在乡军人进入村自治会？”
一声反问之后，唐浩然摇头说道。
“仅仅依靠一道朕签署的命令？军人虽有皇家军人之名，但他们和老师不同，师如父，有这个传统在这，老师的地位本身就高于军人，加上“皇家”之名，他们进入村自治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只依靠一个命令，还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身份，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一切都会显得极为顺利，而对此，唐浩然早就成腹在胸。
“要不然就弄一个治安官吧！那些军人在退役之前，接受三个月的司法培训，让他们出任村治安官，现在村治安这一块是个空白，这方面可以同司法部协调一下，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身份的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
一直思索着在乡军人身份问题的商德全适时的建议道。
“如果中国所有的农村治安官都由在乡军人担任……”
在内心里，商德全不禁憧憬起来，只有到那时，一个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方才有可能在根本上建立起来，现在中国的军事动员体系，并不算严密，在城市还有警察局协助动员，可是在农村，现在中国的农村，依如千百年来一样，都是“放羊”式的管理，仅依靠村公所，顶多就是加上老师们的协助管理，但这却很难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军事动员体系。
如果说，对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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