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绝对没有艺术，自然人也就枯燥乏味。接受我的劝告，亲爱的，千万不要到殖民地来居住，就待在英格兰吧，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那儿埃如果能回去，我真愿用一切来交换。我简直不能告诉你这儿有多么悲惨，我们根本就没有朋友，过去所认识的女孩子都长大了，结婚了，似乎对我们毫无兴趣，这很让人伤心，对吗？
姑娘们回到新西兰，说话带有特别的“口音”，戴着半遮半掩的面纱。
她们举行“小姐茶会”，凯什琳身穿紫红塔夫绸服装唱歌。
当然还有更为盛大的场合，“英国板球队员们全都那样迷人，他们在惠灵顿，这让人多高兴。彻迪写信给西尔维亚，描述了为他们举行的一场舞会。
但是他们乘船离去了，留下别人不能填补的空白。“我们最近参加了两个欢快的舞会，”另一封信中说，“只是我真希望那些男人是英国人，殖民地的人太不同了。”而这时，凯什琳给西尔维亚的信则是这种情绪：新年来了——我真不敢去想象——这儿简直没法活下去，我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一个朋友都没有，看样子将来也不会有。亲爱的，我谁都不认识，也没谁想要认识我；世上没一件事可做，没一件事值得看，我的心一直飞往牛津广场，威斯敏斯特桥一直萦绕在我心间，我觉得它一定会回来，真难想象人们怎会愿意住在这儿——此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活中已有了两种毁灭性的冲突力量：对父亲的爱与恨，对祖国的爱与恨，它们将她撕成两半，使她四分五裂，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精神创伤。
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都给这个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留下了烙印，从①新西兰沦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即1840～1907年，与爱德华七世在生期间，即1841～1910年，正好接近，故有此说法。——译注巴特勒①和高斯到《海浪》②的作者身上都能看到这些痕迹。在冲突中总有一位潜在的人物，对于巴特勒和高斯，是清教徒的在天之父；对殖民地居民和爱尔兰人，是他们亲爱的祖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只是名义上的英国教徒，至少用不着服从于清教主义，但她确实知道它的后继者热爱财富；她诅咒父亲拼命赚钱的愿望（她并不认为这是他对自己父亲一事无成的一种反抗作用）。后来她能够充满深情地描写他和自己的祖国，但目前她在这两者身上都只能看见糟糕透顶的地方。
文化土壤开始在新西兰形成之前，具有文学创作素质的人显然觉得日子不太好过。这个国家小，创建晚，土地贫瘠，远离欧洲，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这些都是积极因素，有利于新的尝试；但在艺术上却是希望的敌人。用庞德③的话来说，“创新”的作家需要传统使自己同过去和将来紧密结合，而移民则斩断了这一宝贵的联系。那些1840年左右离开英格兰的人或者像亚瑟？比切姆那样乐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者误以为自己能够在新土地上生根。这片土地在基督诞生时尚无人类，连哺乳动物也没有。他们把钢琴从船上搬下来，在摆满了象征老家温馨回忆的木房子中给钢琴重新调音，但古老的曲调再也不会依旧如初了。柯勒律治④在《桌边闲谈》中说，并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同一的“语言、宗教、法律、政府和血统使人们成为同一国家的人”。1920年，凯瑟琳身为双重流放者，在法国读到这句话时，在页边上写着：“但是我脚下的土地使我成为这个国家的人”，因为那时她已知道需要创造新的神话。只有经过几代重新在一个地方造就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使他们与那地方产生有机的联系，柯勒律治提到的那些事情的一致才能有所帮助。当人们在夏天迎来圣诞节，却在秋天庆祝复活节时，宗教的传统颠倒了，人的精神必须重新开始。
1907年的惠灵顿并不像凯什琳所描写的那样生活平淡，有很多剧团和音乐家来访，甚至多少也能听到一些瓦格纳的音乐。凯什琳在家中也遇见一些心情激动的客人，因为父母亲请他们未访，这些事情并非无意义，但他们来了，又走了，看见轮船离去令人更觉悲哀。1907年出版了一种生气活泼的月刊，叫作《三合一》，完全致力于艺术，凯什琳曾为其撰写了一篇颓废派式的散文，题为《玫瑰之死》。
但是所有这些外来的世界主义都在殖民地的阳光下枯萎了，无论如何，这不属于父亲希望她进入的那种“体面的生活”，她诅咒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她可以去听在总督官邪举行的有关“女孩的职责”的讲座，但不能去那所新建立的简陋的大学，这所学校位于俯瞰市区的山腰上。
这三姐妹在圣诞节前三星期回到新西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最小的一位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无暇看望亲爱的戴尔奶奶。奶奶现在已上了年纪，同另一个女儿住在桑顿，她曾提到此事，但没有表示不满。除夕，她突然去世。凯什琳给西尔维亚写信说：“我祖母新年夜去世了，我也在死亡的气氛中生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亲人的死亡，我吓坏了，过去死亡从没有这样令人憎恶。”
①巴待勒（1835～1902），英国小说家。——译注②《海浪》，英国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小说。——译注③庞德（1885～1972），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译注④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派诗人，文学评论家。——译注她的情绪肯定被注意到了，不久几位亲戚就邀请维拉和彻迪去他们的牧场小住，彻迪从那儿写信给西尔维亚，“真希望亲爱的凯丝也在，遗憾的是她未被邀请，我总是不愿撇下她而独自去什么地方。”
在凯的笔记本中可以读到四段阴郁的模仿爱伦？坡的诗句，还有一个“坡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移动的暗红色窗帘、血滴等等，她还开始掺入“单调、可怕的雨滴”，“狭窄、潮湿、肮脏的房子”等等，甚至在岛湾的灿烂阳光下，海的蓝色也是罗塞蒂①的蓝色，绿色则是威廉？莫里斯②的绿色。在这些描写中见不到一丝风趣幽默，而另一方面却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等新西兰得到进一步的文化熏陶，将产生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她自然之美的艺术家，这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却是真实的。”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比切姆太太举行了一次园会，这次园会后来出现在她女儿最有名的一篇作品里。其中写到草地上支起了帐篷，预订的鲜花和奶油点心还未送来，请的乐队马上就要到了，有消息传来，说住在道路下那排破烂茅屋里的一个年轻车夫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从园会这儿能听到寡妇和5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在痛苦地哭泣。劳拉是与众不同的，更为敏感的家庭成员，要求取消园会，当然人们说服她放弃了这种过分的同情。寡妇只得忍受乐队的声音。但是客人走后，母亲出了一个好主意，必须迁就一下女儿，用开园会剩下的东西来安慰遭受不幸的家庭。就这样，劳拉身穿镶满花边的长袍，头戴一顶硕大的帽子，提着一篮子三明治和奶油泡夫去了那儿，进去后看见死者静静地躺着，这时窘迫和同情，爱与俯就的感觉把她压倒了，对着死者，她脱口而出：“请原谅我的帽子。”回到自己家中，只有弟弟了解她的心情。
凯什琳的姐姐维拉后来回忆说，的确有过故事中描写的那样一个园会，那样一次事故，她还说：“是我把东西拿到那儿去的！”她说，“头戴那时人们常戴的那种硕大无朋的帽子”，她感到非常荒唐，进小屋门时还得把帽子歪一歪。时间已过去60年了，她说话腔调中还带有一些不高兴。她和凯什琳从来就合不来。
在弟纳柯里大道75号举办的那次园会可能是在1907年初，只有那时的女孩子们才戴这种帽子，天气也不会陡变，而比切姆一家4月就搬出了这所住宅，也许是2月或3月举办的告别园会，也就是凯什琳经历了第一次亲人死亡后不久。其实也许园会那天凯什琳远不如劳拉那样富有同情心。那时她一心孤芳自赏，很令人讨厌，所以她后来写的一些最有名的故事似乎也是对年轻时代过失的一种赎罪方式。
显然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友谊，这种自寻自找的孤独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补救的方法是同女孩的两次恋爱，这是她第一次体验此类事情，是阅读奥斯卡？王尔德作品的直接结果。
回家不久后，她又遇见了玛塔，一位在斯维森私立学校的老同学，是毛利人，玛塔后来去了巴黎，同她在伦敦还见过面。两人之间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凯的日记中有所记载，玛塔的日记中也能找到一些片断。
这次同性恋发生在4月，可能同另一次交叉在一起，——也就是同埃迪？本达尔的恋爱。埃迪？本达尔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性格简单温柔，一①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兼诗人，热心于组织文艺团体。——译注②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译注点也没有凯什琳的自命不凡。她刚从悉尼的一个艺术学校回来，凯什琳认为她的画正好适合自己的儿童诗，提议她们合出一本书，因此她们常在星期六下午会面，凯丝大谈“凯撒”，或者谈自己可恶的家庭，埃迪则尽力起到“好影响”。
这种友谊也发展成为热烈的恋情，凯什琳父母亲再次感到了在船上时的恐惧，但是他们同时还要为其他的事情分心。4月中旬，一份叫作《自由撰稿人》的周报在当地新闻的头条刊登了这个消息。
w。m。伯拉廷公司前进商行经理哈罗德？比切姆先生当选为新西兰银行董事会总裁。。他是商人的典范，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头脑灵活，总是知道把握时机，处理事务。。因此比切姆是这个发展中的殖民地上商业世界的权威人物，他事先肯定知道选举将要到来，所以计划好了搬往更好的住处。新房子这次是在好地段，附近没有破烂房屋，却有槌球场和一个大花园，像邻近所有的房子一样，它是木头造的，前面看上去像石头结构，有着富丽堂皇的柱式门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信件和日记中提到它时总说“47号”。
搬迁完毕，比切姆太太立即邀请人们来参加“乔迁晚会”，也没有忘记让《自由撰稿人》派一位记者来。记者的专栏文章中不失时机地报道说，秋色中可爱的菊花盛开，还有一盆盆的棕榈，比切姆太太身穿黑府绸镶象牙色花边的长袍，头戴十分漂亮的黑色羽毛帽，而凯什琳小姐则穿着一件火红色条纹丝质、本色花边的礼服。。西尔维亚？佩恩从彻迪那儿知道了这一切，“我们有一个可爱的舞厅，当然也用来演奏音乐，音响效果好极了，凯丝今晚大提琴拉得那么好，我真希望你在这儿听亲爱的老朋友演奏，我不愿意感到她在这儿很不高兴，如此年轻就处于这种心境不是很可怕吗？”
凯丝在楼上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现在放置了一些她从巴黎卢浮宫买来的明信片，“凯撤”和大学同学的照片。早饭后她回到那儿，别人已替她铺好了床，她打开一本笔记本，诉说着对自己的痛恨。她给“凯撒”写信，落款“凯西？曼斯菲尔德”，还试着使用不同的名字：“k…凯什琳、凯西、凯丝、k。凯什”，她打定主意要成为另外一个人。
当她再下楼时，又变成了宝贝，亲爱的小宝贝，她有意怠慢父亲邀请前来吃饭的轮船船长和那些从内地来参加宗教会议时住在他们家的人。日记中有一处说到“虽然没有上帝，上帝仍然会一直是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的概念，——进化——最后还是上帝，不对吗？”这类话很有趣，但在她的笔下仍看不到一丝幽默。她父亲办公室的秘书经常帮凯什琳打字，说“从没见她笑过”，她说话声音低沉单调，“缺少起伏和生气”。
6月初，凯什琳去了戴斯海湾，同埃迪一起住在度假小别墅内，这是她们尚在伦敦时，比切姆特地为女儿们建造的，别墅仅包括一个兼做厨房的起居室，一间储藏室，一间盥洗室洗澡兼堆木柴，这儿饮用雨水，使用木柴火炉或汽油炉做饭，一旦刮起飓风，可以听见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
6月1日日记中长长的一段描述了凯什琳和埃迪两个姑娘之间刚刚发生的一幕：“昨晚我在她的怀抱中度过——今晚我恨她——也就是说我疼爱她：我躺在自己床上时总想到她身体的魅力。。同她在一起时，我感到的性冲动超过同任何男人在一起。”她现在已放弃了英俊的板球队员——阿多尼斯——“如果我敢于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的话——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现在有了她，倚靠在她身上，握着她的双手，她的脸紧贴着我，我是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大半个男人。”接着而来的是一场恶梦，用波德莱尔①式的惭愧和罪恶的意象来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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