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景色美妙,是愉快度日的好地方;凯瑟琳在信中描写了花朵、云彩和勾起她思乡情绪的大海,远处白色的虚无飘渺就是她想要在作品中表达的东西。然而冬天的气候,昂贵的物价,狡诈的意大利人,孤独以及除了“信天翁”③的叫声外的一片寂静(这只信天翁不再是奥特琳夫人的“罗得西亚大山④”,而是凯瑟琳曾经杀死过,现在正在杀她的人)——所有这些加上那个事实,又一次使她陷入忧郁之中(10月19日),“我要把这封信寄出去吗?
还是另写一封!环饣犊煲恍┑模坎唬阌Ω妹靼祝谠洞β匦惺蛔乓恢恍〈坪醪豢啥惚埽此酪话愕某良牛?个小小的黑色斑点,就像肺上的斑点。”
在伦敦,柯特好心地将她的情形告诉劳伦斯,“但愿虫子把凯咬死”,劳伦斯回答,而且他不是开玩笑。现在默里有理由为刊物的将来担忧了,j?c。斯奎尔辞去了《新政治家》的职务,准备创办《伦敦水星报》;《文学副刊》也在开始努力,这意味着在读者和撰稿者方面强有力的竞争,他不得不再一次加班加点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凯瑟琳认真对待了评论维吉尼亚的《夜与昼》的工作。
接着家人又来打扰了,然而气氛之疏远,使人感觉不真实。凯瑟琳的父亲来芒通探望比切姆和富勒顿小姐,全体人员乘“摩托车”蜂拥而至,带她出去兜风,她对默里描述了一番,感到自己被这种奢侈惯坏了:皮衣、软垫、司机和通话器(她父亲通过它同司机用毛利语交谈),回到别墅,“信天翁”还是准备好了午饭,但是把洋葱切得乱七八糟,简直像“工人的一餐饭”,她觉得非常荒唐可笑。比切姆小姐拿起凯瑟琳的《牛津英语诗》,说:“这里面有些非常美的东西,是谁写的?”凯瑟琳装作没听见。
将要离开时,哈尔?比切姆拥抱了他女儿(很高兴见到她丈夫默里不在身边),说:“快好起来,小宝贝,你真像你母亲”。他为她采了一些雏菊,一枝兰花,用草扎在一起,给了她,他甚至还给她留下了5支“三炮台”香烟。
然后比切姆乘船回新西兰,因为害怕孤独,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就同亡妻①英格兰汉普郡的一地名。——译注②彻迪在家的绰号。——原注③见柯勒律治的长诗《古舟子咏》。其中信天翁为船员引路,却被一船员杀死,后成为惩罚的象征。这儿指埃达。——译注④埃达曾在罗得西亚住过。——译注的密友劳拉?布赖特小姐结婚了,似乎没有给凯瑟琳生日礼物,也没有任何支票帮助支付费用,“我们从父亲那儿再拿不到一分钱,再也拿不到了,亲爱的”。显然说过一些什么话,凯瑟琳很快就觉得再也不能给父亲写信,不久就陷入长时期痛苦的沉默。
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只有31岁的人怎样才能接受死亡的迫近呢?任何人在31岁时该怎么做?一位具有才能,而且这种才能即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得到充分发挥——的妇女如何对待一切都将不可能这一事实呢?如果年轻时曾经有过希望死亡的浪漫念头,追求过死亡,那又怎么样呢?会不会有愧疚心理和责怪别人的企图呢?
奥特琳收到从汉姆斯特寄来的信,其中将埃达描绘成一个地道的“送葬的人”,凯瑟琳时常感到一阵阵可怕的沮丧,常常哭泣,她说(1919年2月)“如果村里举行花展,奖励最美的尸体,埃达肯定会获奖。这真好,但是我开始觉得每个男人或女人都有自己的谋杀者”。
也许还发生了什么事,使她觉得默里曾经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他写的一首诗显然流露出他的想法。寄自卡西塔的一封信说到,“你觉得我已死了,写信也当我死了。埃达也总在做此准备。”其他的信件详细地记载着她兴奋和绝望交替的情绪变化。10月底,她对埃达的不满变成了狂怒,她诅咒埃达,当面称她为杀人犯,把东西扔在她身上,两天以后她写信告诉默里时,两人还不说话,埃达只好对面包说话(“让她吃个饱,吃个痛快”),此时两人才和解。然而她成为“缠在我颈上的信天翁”,有一封信甚至对她的相貌诅咒了一番:天哪,像我这样痛恨别人!今天我又有这种痛恨的感觉,你不知道什么是仇恨,因为我知道你从没有如此恨过任何人——不像你爱别人那样,而我却感到了。我最大最大的敌人今天又把我惹火了,一股盲目的仇恨力量完全压倒了我。。她肥胖的大手,干扁的小乳房,婴儿似的嘴巴,下嘴唇永远是潮湿的,嘴角粘着一两粒面包屑或巧克力残渣——她两眼盯着我——紧盯着——等着我做些什么她可以学样。想想如果你得了肺病,又同这么一个仇敌住在一起,你会有什么感觉?
凯瑟琳说这就是她一辈子都羡慕维吉尼亚的地方:“她同伦纳德在一起”。最坏的是同埃达一起她不能写作,她试过,但没有用。
于是,默里也成为这种肺结核病人怒火的牺牲者。此时他自己处境已十分困难,他劳累过度,又要为刊物的将来担忧。11月,《乔治派诗人》的第四集出版,所有战前的观念丝毫未改;西特维尔①的诗集《轮》也发表了,此时默里不得不表明他自己评论家的立常如同上次对待萨松,正直意味着冒险。《乔治派诗人》意义空洞,他一定会伤害自己欠了许多情分的、亲切可爱的埃迪?马什,然而1919年12月5日《雅典娜神庙》上发表的评论两书的文章却达到了他评论家事业的顶峰。
他断然宣称除了威尔弗雷德?欧文②外(德?拉?马尔、d。h。劳伦斯、w。h。①西特维尔(1887~1964),英国女诗人。——译注②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英国诗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他的诗歌成就主要在于深刻表达了对战争的愤怒。——译注戴维斯也除外),在两部选集中都有一种“显然令人不适”的趣味,《乔治派诗人》是虚假的简朴,《轮》则是“技巧和感情贫乏的奇怪混合”。他问,此时英国诗作是否应该严肃认真。他的文章引起的后果是:乔治派诗集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地位,默里成为“文学新潮流的代言人”——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些令人吃惊,但是当时艾略特尚未出名。埃迪?马什的确感到受了伤害。
然而不幸的是,正当默里评论家的才能得到巩固时,凯瑟琳却开始朝他发泄怒火了,其无情程度与劳伦斯不相上下,她忘了他工作过度疲劳,甚至也忘了曾提醒自己不要触动那个伤疤。当他的文章在伦敦发表时,她给他寄去了那些题为《新丈夫》的怀有怨恨的诗作,下面是诗的第一节,似乎指的是自己父亲最近的那次来访,非常不公平地将默里同他相比:有人来对我说忘了吧,忘了你新婚不久谁是你的男人,竟会让你在遥远的国度病寒交迫?
谁是丈夫——谁是石头竟会让你这孩子一人孤独?
实际上共有三首诗,但这一首最深地刺痛了他。诗是随信寄来的,信中还夹着一张字条,请他保留这几首诗,因为将来她要修改“发表”。这种行为也许同她月经周期荷尔蒙失调有关,可能1918年在洛尔时也是这种情形,那时她做了一些非常相似的事情:她“漫不经心”地寄给他一些必定——的确这肯定是她唯一的意图——会深深地伤害他的东西,她深知这一点。在波琳别墅那些平静美好的日子里写的《序曲》中也有这么一段话,其中琳达?本耐尔很想寄给她丈夫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她秘密的思想,她的仇恨,像她其他的思想一样真实,“她希望自己能够把它们裹在小包内,送给斯坦利——尤其是最后一个——她愿意看着他把包拆开”。
默里寄自伦敦的无可奈何、受了委屈的回信充满痛苦,他不会为自己辩护是出了名的,哪怕自己很有道理——这家伙不懂出言伤人——他把这件事弄得一塌糊涂,在他的信中用了那么多的“我”字,凯瑟琳读了以后把它们以及另一些偏重自我的词一一划了线。接着,他不顾别人的电报催促和邀请,动身去她那儿度圣诞节。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她在日记中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认为这次的经历使她的绝望情结消失了,“我是一个死去了的女人,我不再在乎”。
她生病时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在高烧发作时,她幻想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她的感情秘密转向柯特。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凯瑟琳几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发疯了,但是真的,发疯了,”而且还极端羡慕维吉尼亚:“在她的作品中总洋溢着自由自在,似乎她心里很平静——头上是自己的屋顶,身边是自己的财产,丈夫总在随叫随到的地方。”
既受欢迎,又不受欢迎的默里还是来了,虽然埃达声称她在默里来访的整个期间都将睡在凯瑟琳房间的沙发上,他们还是和解了,两人决定再也不分离——他们将住在伦敦,默里将去乡村找一所房子,“信天翁”必须离开——永远。1920年1月2日,默里带着一些花园里摘的无花果回伦敦去了。
结果还是只有写作才能拯救她,将她从旧日的悔恨中解脱出来。她一天之内完成了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没有脾气的男人》,将其寄给了默里。
别墅下面的大海“怒吼翻滚着”,她不能入睡,“我躺着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温旧日的生活。。”第二天,“信天翁”不再挂在她脖子上了,凯瑟琳给默里写信,完全收回了自己过去对埃达说过的一切,不再认为埃达是自己的谋杀者;仇恨消失了,“就像解除了一个诅咒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积极的东西,“近似于喜欢她”。
梦魇过去了,她想让埃达分享这种宁静,“我想最近这些可怕的日子没有埃达,我就死了”,埃达也知道,她的自尊全都恢复了,她们必须取消在乡间租房的计划,她将去芒通,到张开双臂欢迎她的柯妮?比切姆和富勒顿小姐那去。富勒顿小姐为她在一个昂贵的疗养院赫米塔做了安排,于是在一连串意大利人的罢工事件中,他们离开了,花了很大一笔钱坐出租车越过边界,在最后那几天的一片混乱中,乞丐来讨饭,发现房门开着,偷走了凯瑟琳的大衣;但是关于她自己逃难的情形却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地方”写的——医生、女仆、按摩师以及“身穿白衣服的瑞士护士”。为她预备好了一张大书桌,上面放着刻花墨水瓶,还有一盒香烟。她们去鲜花别墅拜访,报告自己已平安到达,“那么,亲爱的凯瑟琳,花园是你的——你必须每天来同我们喝茶,如果你来此工作,看见我们就喊一声,我们会马上避开。”把这些对默里描述了一番以后,她说,“我在此有人作伴,有人照顾,我感到自己真地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头发”。
每星期要花5个基尼,她将写信给基先生要求透支一些,但是,《艺术与文学》①的主编弗兰克现在正向她索要短篇小说,己寄给他《没有脾气的男人》;出版商格兰特?理查甚至谈到要出她一本书,她确信自己能挣到所需的额外开支,可以偿还透支的钱,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会使银行帐目保持平衡。
①伦敦一刊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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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战胜个人…1
小说
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接受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苦难必须变成爱情。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必须超越那个我失望的个人爱情,达到意义更为广泛的爱情,必须把我给他的情感给予整个人生。
—《日记》
1920年12月19日
如果1918年去班达尔是一个错误,那么去战后的意大利则是另一个错误。凯瑟琳“天主教的表亲”——实际上是非亲非故的富勒顿小姐——使她摆脱了那个处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使她皈依她们的信仰。她们两方面都难以成功,但是她们的关心和支持给了她力量,使她能够开始勇敢地孤军奋战,借助她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发挥自己全新的既是宗教性又是创造性的才能,她的敌人是绝望——默里用到这个阴暗的字眼时她非常痛恨,而她对付绝望的上策是她对外面世界的热爱,以及创作可与之相比的完美艺术品的热情。在芒通度过的这一年内,作为恋爱中的妇女,凯瑟琳尝试写作的东西包含了她个人的命运以及另一更广泛的内容,即超越了个人作为战后艺术家的内容。也许当她独自呆在洛尔的旅馆时,就开始想到自己的死亡,至少是第一次将此想法记述下来。在那儿的一个多星期内,她写作《已婚男人的故事》,同时也感到可以“在狂热的工作中忘却忧郁”。但是,接着在那封给默里、但未寄出的信中,她描绘了独自度过的焦虑不安的夜晚,她长时间地坐着凝视地板,独自想着自己一定会死,正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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