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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从《新时代》了解到欧洲戏剧家们正在做些什么，或能遇见某个默默无闻的俄国作家——例如，“安东？契河夫”④他的一些故事曾刊载在杂志上，而艾西利？杜克斯则为读者们介绍过他的剧作。在诗歌方面，《新时代》曾经在1908～1909年间帮助过意象派步入文坛。1909年，在罗杰？弗莱⑤第一次展示后印象派作品前几个月，它曾就其进行过评论，而当展览受到整个伦敦的嘲笑时，《新时代》却敞开了它的胸怀。
第一版“一周要闻”基本上是奥列加写的，备受推崇，但许多读者最爱看的却是阿诺尔德？本涅特以“雅各？汤森”的笔名撰写的“书与人”专栏，这是一种提供信息和观点的随笔，反映出本涅特那爱追根寻底的头脑的绝妙之处，那时成功还没有使他变得庸俗。通过杂志，他成功地促使威廉？海曼⑥在英国出版陀斯妥耶夫斯基；1909年3月，他还以极大的热情评论过契诃夫，但凯什琳不大可能见到这篇文章，因为那时她恰好去了利物浦。那些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的人可能从没有读过这份杂志，维吉尼亚？斯蒂芬小姐①可能会把它同后来自己称作“底层”的东西相联系，虽然她一定听说过杂志对后印象派画展的反应。伦纳德？吴尔夫②从未为它撰过稿，而李敦？斯特雷奇③有次“几乎要奇一篇文章给它，但却因为没有写妥收件人”而作罢。《每日邮报》④从没提到过它的名字（奥列加认为有人从中作梗），而《笨拙》⑤上甚至也没有对其开过玩笑，只是把玩笑留给了奥列加：他身着旧衣服，脚上的靴子前面打了补钉，声称杂志“无稿费”。
1930年左右，埃兹拉？庞德宣称他根本不知道谁会去读那种杂志，他当然是言过其辞了。他的朋友t。s。艾略特⑥就确实读过，后来还极力称赞奥列加，但是杂志从来就不受人尊敬，虽然它给权力机构带来了一些恐慌，却并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
部分错误在于奥列加对编辑工作恶作剧的理解，他把自己视作一个坚持公开讨论时享有特权的主席，甚至对费边社的观点也不承担责任。如果他不同意一位撰稿人的文章，只是将其刊登出来，然后在下一期上自己撰文批评或请另一位撰稿人这样做，这并不难做到，因为那些无靠山，不满现状的所谓编辑部成员总是准备着提供新的笔名，他们就像木偶剧台上声势浩大的部队一样，浩浩荡荡地前进，当出现隘口时，则跑入幕后再换上另一种制服出②费边社，英国19世纪中期社会改良主义组织，萧伯纳曾为其主要领袖之一。——译注③埃里克？吉尔（1882～1940），英国版画家。——泽注④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杰出的剧作家，短篇小说家。——译注⑤罗杰？弗莱（1866～1934），英国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后印象派艺术的积极倡导者。——泽注⑥威廉？海曼（1863～1920），英国出版商，威尔斯，吉卜林等人作品均由其出版。——泽注①维吉尼亚？斯蒂芬，维吉尼亚？吴尔夫出嫁前姓斯蒂芬。——译注②伦纳德？吴尔夫（1880～1969），维吉尼亚？吴尔夫的丈夫。——泽注③李敦？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布卢姆斯伯里成员之一。——译注④《每日邮报》，伦敦主要报纸之一。——译注⑤《笨拙》，英国一讽刺性画刊。——译注⑥ t。s。艾略特（1885～1965），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其代表作为《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译注现在台上。他们的努力的确使读者感到星期四是个快乐的日子，但“演出”总是入不敷出；奥列加后来几乎同每个最好的“演员”都吵过架，最后甚至还失去了费边社的支持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种种不满，才在1913年创办了《新政治家》，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竞争对手。
凯什琳对《新时代》的原则方针毫无兴趣，很可能在波登先生提出其鼓励性的建议前，她根本就没听说过此杂志的名称。但她自己去拜访了奥列加，这是一次私人会晤，双方都感到彼此有些“魅力”。
人们去拜访他时，总是经过一条胡同到印刷厂后门。两段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石阶通往一个小办公室，那儿放着两张办公桌，挂衣架，一套文件架，几堆杂志，还有一张供来访者坐的椅子。奥列加对这次拜访记得很清楚，“我可以肯定k。m。先称自己为女士，”很久以后他写道，“那是在我发表她的文章几天以后，我记得很清楚读这篇文章时她坐在我的办公室，愿意让我在下一期上发表。”但是似乎他从来没有意识到那究竟是篇什么样的故事。
《疲倦的孩子》其实可以说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瞌睡虫》的英文改写，事实上当时在英国已经有此文的翻译，讲一位受虐待的女仆闷死了鞋匠的婴儿，以使自己得到一些睡眠，收在r。e。c。朗编选的小说集《黑衣修士及其他故事》①中，1903年出版，但是这个本子很小，不大为人所知，所以《新时代》的读者们没有注意到凯什琳的故事的来源，这些读者包括阿诺尔德？本涅特，因他在1909年曾提到过朗的书。故事中谈到“巴伐利亚婴儿”，因而可能使所有的人都忽视了那一事实。
很久以来评论家们都不加思索地宣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他的早期影响具有很高的象征性价值——而且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影响出现在她离开沃里希奥芬回来后，包围着她的是欺骗和痛苦时，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在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受到一对粗暴夫妇虐待的孩子，被迫终日操劳，还要摇着婴儿使其入睡；夜晚来访的客人又延长了她的劳累，直到她突然觉得孩子是自己的敌人，于是闷死了他，自己才安然睡去。其中有很多相同的细节，但是至关重要的是描写方法不同：契诃夫从前一天晚上开始讲故事，再详细叙述瓦卡的生活；凯什琳把故事局限于一天之内，集中于现在，为了加强疲乏不堪的感觉，她还加上了几个孩子，但是同时又使时间范围更为紧缩。《疲倦的孩子》实际上表明了年轻作者独立创作故事的才能。（例如，在她的故事中，结尾时的梦具有象征性意义，契诃夫的瓦卡则没有梦。）可能凯什琳在沃里希奥芬时读过契诃夫的德文版小说，也许作者的名字对她没什么意义——虽然她加上去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叫安东①。有位评论家强调这是一种“无意识记忆”，说有一种想象力丰富的特殊头脑能吸收自己喜欢的东西，与自己的许多思维活动融汇贯通，几乎没有什么被动地欣赏，因此后来记忆中将它作为自己想象力的产物。无论如何，凯什琳如果知道此故事的英文译本，就不大可能把它作为拿给奥列加去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以后接连几期杂志就在本涅特的专栏上面刊载了《就餐的德国人》（讽刺他们的粗野），《男爵》（讽刺他们的势利）以及那篇妙不可言的自我嘲讽小作品《日光苑，这些都只是随笔，而不是故事，主题是女性面对粗野①《黑衣修士及其他故事》，在英国出版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译注①契诃夫本人也名叫安东。——译注时过于敏感的退缩，方法是讽刺——但却用欢快的笑调写出来，加上洞察力，当时杂志上的其他文章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她习惯于将《青春》作为起点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青春》的任何一期上都能找到绘画与漫画来说明她早期的作品，她所有的巴伐利亚角色都有了：男爵、现代灵魂、冒险的女士、在窗前梦想或独自在咖啡馆桌前抽烟的年轻女人。人们也可以在它的艺术作品中找到战前欧洲的风尚——热水瓶、自动搭扣、小型柯达照相机等——这些是飘浮在1910年平静天空中的时髦的先兆（然而，《新时代》上刊载的一幅漫画则将凯撒的胡髭画成了大炮）。
《新时代》那些无所顾忌的作家开始攻击这位新成员，《疲倦的孩子》一发表，他们就写了《致编辑的信》，如维迪（他很可能是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写道：“据本人愚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姐制造了一种这些人家庭生活的完全错误的印象。”所有这些废话对通信栏目非常有利，当然凯什琳很快就结识了这些天才的作家。
奥列加习惯于星期二下午在abc茶室会见撰槁人，在地下室甚至妇女也可以吸烟。1910年常来的人中包括肯尼迪——“一位胖乎乎、尖嗓门的男人，同母亲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叫作a。e。兰道尔，瘦削，眼睛直愣愣的，看上去像个饿痨鬼，寿命不长了。
只有一位妇女，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她原名叫爱米丽？爱丽斯？海格，共使用过17个笔名，曾以“s。罗伯特？韦斯特”的名字同肯尼迪和兰道尔进行过长期辩论。她出生于南非，同一位拳击手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但现在甩掉了那个拳击手，同奥列加一起住在肯辛顿①的一个寓所内，似乎两人都没有离婚。她比凯什琳大9岁，同她一样，也可以在紧要关头向父亲伸手要钱。海格先生是伊丽莎白港的一位富商。
海斯汀斯给杂志撰写了大量辱骂性的评论文章，一些结构松散的小说和辞藻华丽的诗歌。有一段时间她是妇女参政的鼓吹者，而后来又以同样的狂热加入了敌对的阵营，她写的有关生养孩子痛苦的作品（“人类生活最丑恶的现实”）是杂志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既然她自己的故事和诗作不能吸引什么评论界的注意，只有奥列加出于责任心评论一二，她最终的命运只能是疯狂地嫉妒那些使她相形失色的人，尤其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最后成了她愤怒的目标。她1943年自杀了。
有一次在拜访过“大个子b”②后，凯什琳告诉另一位朋友：“两个女人聚在一起时，那是很可怕的——不知道我们两人谁更令人讨厌。”而“大个子b”很久以后还断言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从来不知道她的嘲讽性文章的价值，以为自己那些伤感的作品“更为成功”。
同《新时代》发生联系的最初几个星期，凯什琳和她法定的丈夫住在靠近贝克大街的寓所内。埃达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一直撒着弥天大谎，在那儿留言时总是使用莱斯利？莫尔这名字，这是波登先生不知道的。
3月下旬，埃达收到一封告急信，让她去一个陌生的地址，她在一个“二等住院病房”找到了凯什琳，知道她刚刚因“腹膜炎”动过手术。凯坚持要马上搬出去，说外科医生调戏她。因此埃达喊了一辆马车把凯什琳带到当时她与姐姐合住的寓所里（她父亲去了罗得西亚），古德小姐每天来给伤口换①肯辛顿，伦敦一地名。——译注②即海斯汀斯。——译注药。不久她在一家果品店上找到了几个房间，后来又在一块遍布雏菊的草地旁找到一所农舍，把凯带到海边去疗养。自从离开岛湾后，凯什琳就没有在海浪中嬉戏过。这次她写了一首悲伤的咏海诗，其中海成了“海之子”，严厉的母亲和新西兰则被理想化了，成了“远方的家”。
春天来了，乡村很美，但是凯什琳动过手术后，身体仍然很虚弱，伤口再次感染使她又病倒了，这时，她相信自己像母亲那样患了“风湿热”，好几年都受着病痛的折磨。其实炎症是淋病，而疼痛是由于这种病未得到及时治疗引起关节炎所致。
不久就该回城了——显然要去归还加纳特的戒指。她不会再去g？波登那儿，现在她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是她的笔名，她已完全使用这个名字了。
奥列加提议让她使用自己一位画家朋友亨利？毕肖普在切尼街①的住宅，他那时已去摩洛哥过冬，她当然接受了。迁居时，杂志上发表了她另外三篇“公寓随笔”，这些同过去的几篇风格一致，但增加了一种新的笔调，其中两篇流露出对生养孩子和男性的厌恶，这种笔调很可能来自于同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女性”的交往。
夏天的一个晚上，奥列加和贝阿特丽丝带着凯瑟琳和另一位《新时代》撰稿人爱德蒙？b？道尔林共进晚餐，后者记得她是一位冷静的年轻女子，对爱情抱着讥讽的态度。在他们面前，她像一位被迫扮演喜剧角色的演员——她必须维持自己在故事随笔中创造的形象。但是，毕肖普那舒适的寓所越过梧桐树顶俯瞰着河水，很快就使她摆脱了一切，那儿的一位新朋友①也对她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是，有好几个月她从杂志的栏目中销声匿迹。
1910年夏末，威廉？奥顿在汉普斯特②的一次网球聚会上遇见凯瑟琳，他是一位与她同龄的中学教师，正循着她已熟悉的道路热切地探索着文学，他已经读过了佩特③、易卜生、惠特曼，但厌恶斯温伯恩——这在他的自传性小说《最后的浪漫史》中都提到了，其中也有一个章节谈及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