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同伴——在一群移居国外的斯拉夫人中。为了应答凯写的一首献给尤斯宾斯基的诗作，索比尼欧斯基写了一首花哨讨好的诗，把凯什琳捧为“年轻的英国女诗人”，她曾在一首题为《毛利人的奇境》中展示了自己敏感的心灵。她告诉他自己的祖先是爱尔兰人，并谈到自己在毛利土人中的历险。
也许是通过这两位波兰人，凯什琳才知道《青春》这本“为艺术为爱情”的杂志，杂志附有插图，是在慕尼黑出版的，就是此杂志称德国式的“新艺术”为青年学派。是此刊物的插图，而不是其文字，影响了她的写作或她看待自己疗养同伴的方式。1909年秋天的某个时候，玛格丽特收到一封长长的忏悔信，向她表示歉意，告诉她凯丝将要理清“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还谈到自己的健康。在沃里希奥芬写的一段话谈到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要死于心脏勃—她在以后的13年中一直这样相信，还谈到她认为自己活不长：“天知道，我看上去足够健康——就像这儿一个维也纳人说的，他们也只知道说这话——但我感觉一点也不好——我的心脏全出了毛勃—我因过分用心而受到伤害——或过少用心。”所以她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拥有那么多：“当我独自一人时，好坏灵魂都来碰撞我的手肘，说——以后你会遇上许多这类事情——充分利用短暂的白天吧。”
她在沃里希奥芬一直呆到1909年年底，多少对索比尼欧斯基产生了一些恋情，无疑她喜欢他的声音。埃达回忆说，凯和那个波兰人计划一起去他的祖国，接着也许去俄国。他们将在慕尼黑会面（凯有时确实去那儿），他在那儿将找“两间起居室，他们可以在里面学习、读书和工作”，但凯什琳到达时，看见只有一个房间，“生活的计划也完全不同”，于是她离开了。
事实上不是去慕尼黑，而是在巴黎，凯什琳事先就知道只有一个房间，她没有去。1909年12月12日，星期天，索比到达华沙，渴望见到凯什琳，①克拉科夫，波兰城市。——译注②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大多描写因“被侮辱与损害”而变态的人。——译注③斯坦尼娄？尤斯宾斯基（1869～1907），波兰剧作家，画家。——译注用德语写信给她，同她约好圣诞节后在巴黎见面。
凯什琳，亲爱的，你今天不和我说话吗？邮递员来过三次了，什么也没给我带来——但我希望晚上会有信，天哪——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你——你在哪？现在在于什么？我总是看见沃里希奥芬，无论我朝哪儿看，无论我想什么，你马上就会来到我身边。。他谈到惠特曼，谈到那位不称职的惠特曼波兰文译者，说那大晚上他本来要去看望朋友，但是出版商要来，他们将一起商讨将一位波兰诗人的作品译成英语的计划。
星期一她终于来信了，她写道，“我们在巴黎——我去沏茶——我们将抽烟，聊天，读书。”后来他果然同她一起到了巴黎！彼蛋薄蓿蛑辈恢盟凳裁矗撬浪母芯酰⑸艘桓銎婕＃骸拔颐浅晌惶濉！痹谕砘嵘纤霭嫔碳蚨痰亟惶噶艘幌拢笳咭惨グ屠琛强赡芑崤錾纤５峭砘崦挥惺裁匆馑迹约阂恢狈浅３聊灾劣谟腥司顾怠拔铱梢钥隙ㄋ鞅茸急感匆怀霰纭！？
晚安，凯什琳，晚安，那个梦怎么样？那白色的森林，现在我在你房间看见的森林，告诉我，召唤我去那儿，噢，凯什琳，也许18天以后，晚安，吻你的手。你的弗洛扬。
凯什琳曾写信给伦敦一位名叫维拉的朋友，告诉她自己的打算。维拉显然是个女演员或歌唱家，可能在比切姆公寓住过。得知这消息，她“几乎吓坏了”，写了一纣长达9页的回信，告诫她，恳求她，从这恳求中可以看出当时未婚女性对男人的看法。
维拉刚从戏院回来，读信时感到非常疲倦，所以至12月12日，也就是弗洛扬信中提到的那个星期日才回信：“孩子，为什么很难把一切都对我解释清楚呢？难道我不能感觉生活，不了解生活吗？你认为我不会理解或同情你吗？亲爱的小妇人，这总会到来的，我已看见它沿着生活的大道来了，用它所有的惊喜和秘密将你带走。”
她将要做到绝对坦率，希望凯什琳不介意。她绝不会非难她的情人，但是当一个男人，不管他是哪一国人，遇见凯什琳这样一位有着迷人外貌，了不起的头脑，受过感情创伤的女人，又知道她为何心碎的原因，那么，自然他希望占有她。“但是这个女人是个淑女，他不能说‘我要你做我的情妇’，不，他会说，你同我一起去巴黎，迫使你那野蛮的丈夫和你离婚”——否则他将受到朋友的嘲笑。那位波兰人是否也同时向她保证过她将是神圣的？——“就像受到一位兄长的保护那样？”他保证过他们只是假装同居以便获得离婚吗？实际上没有哪个男人能做到这点。女人天生如此，“一旦堕入情网，是不忍拒绝满足爱人的愿望的。”
她这样说，并非认为凯什琳做错了，而是因为将来她会饮下这杯苦酒，而且将来会那样令人绝望，“你将再也不会在乎自己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此她要求凯什琳给她一个神圣的诺言：一旦她同波登宣布离婚，而她那位波兰人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同她结婚，“你将用自己认为是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对我发誓，你会回到我这儿来，我们将一起设法修补你的生活。”
但是她必须保守秘密：“如果你的爱人背弃了你，我是你的王牌，但是不要告诉他。”当然，如果凯什琳知道怎么对待他（“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么维拉将会对她万分钦佩，但如果她屈服于自己的爱情，去满足他的欢愉，那也没有什么，她不愿作出是非判断。凯什琳可以信任她，就像信任自己的工作一样（“除了你的工作，我找不出别的来作比喻，我知道它对你至关紧要”）。她唯一的要求只是凯的允诺，因为“亲爱的，除非你去找别的女人，而大部分女人总是会透过变型的眼镜来判断别的女人的行为”。
当然，还有另一位可以信赖而不会随意评判的女人，凯去寻求她的支持和金钱资助。圣诞前，埃达写信告知为迎接她所作的安排，电汇了6英镑作路费。凯最好在早晨来，“这是孩子到达的时间”，否则就不能去迎接她了。
1909年的圣诞过后几天，凯什琳来到伦敦，在新开设的海滨宫殿旅馆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无家可归者聚集的地方，她遇见了一位算命先生，一个古怪的人。她曾考虑过同他合伙，但是接着收到另一封信——谨慎地称她为“波登女士”：最亲爱的凯什琳，我今天下午1时到达，我住在告诉过你的那个地方。
我感到非常疲倦，但很高兴终于到了巴黎，如果你已先到就好了——这个星期将漫长无期，但是我会耐心等待——可是总感到焦虑不安。你怎么样？病好了吗？噢，亲爱的，赶快写信给我，写信给我，凯什琳，好让我放心。。弗洛扬找到了一家旅馆，那儿一个较大的房间每月需60～70法郎，不包括伙食，他们可以住在一起。也许他们还可以花同样多的钱在别处租到两个房间，但是她不写信给他吗？收到了他的两封信吗？他都写着寄给旅馆的波登女士——没有留局待领，因为怕她可能生病了。早上他要去会一位朋友，这朋友曾答应过帮助他们寻找一处房子。
她没有去，似乎是算命先生救了她。因为当谈到那位太太的生意计划时，埃达说凯什琳考虑过这个主意，但是后来她突然告诉埃达“部分地是为了自己家庭的缘故”，她准备去同波登先生一起生活，“试试看能不能凑合”。
这确实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当时波登先生正在林肯郡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接二连三收到管家用托盘捧上来的几份电报，是用电话传达的，措辞急切，签名“你妻”，这使他感到大为尴尬。电报催促他马上去伦敦。他带着显而易见的不情愿——因为他猜测到凯什琳是受到亲戚的压力，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判断才这样做的——去了那儿，凯什琳搬进了他当时居住的寓所，这是在1910年1月底或2月初。
她在寓所内住了几个星期，但“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这是波登先生的话。她去过他在庞德大街的工作室，“稍微唱了唱歌”。她与他合作演出了一场音乐会，是在他任教的学院之一举行的，朗诵了自己作品的片断，使听众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段时间内，她曾陷入一种波登先生称为“黑色情绪”的状态中。根据这次体验，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为《寂寞》。她拿给他看，而他觉得调子过于低沉，大胆改了一两个字，把标题换成《孤独》，说这样就使它由阴郁一变而为欢乐。当然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整个基调。
他还加上了一个逗号，而她对这逗号的评论近乎愤慨。
虽然波登先生知道凯什琳去过国外，却不知道他们分开后发生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孩子的事，她从不提到沃里希奥芬和那些波兰朋友。那时她整个身心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但是当她把自己写的一些巴伐利亚故事草稿给他看时，他建议她自己送给《新时代》主编a。r。奥列加看。2月的这次会面极为成功，是凯什琳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新时代》杂志
我深知你在“过去”对我充满深情厚意，始终如一，感谢你让我从你那儿学来的一切。。你教会了我写作，教会我思索，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致a。r。奥列加
1921年2月9日
《新时代》每星期四出版，在1910年，这是伦敦最有活力的期刊，尽管有着种种缺点。a。r。奥列加常常喜欢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它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但却受到敌人的喜爱。这么一份肆无忌惮的刊物显然不会令人感到舒服，任何对爱德华时代政治、文学、艺术等思想方式离经叛道的作品，只要写作水平高，都会受到欢迎，所以青年作家认为值得跻身其中，并非为了报酬它给撰稿者的报酬只是名义上的，或干脆没有。杂志每年亏本1000镑，奥列加自己从资助者提供的基金中每星期只取出4镑作为薪金，而他最有名的一些撰稿人——萧伯纳、威尔斯、本涅特、切斯特顿①和贝洛②——则自从1907年他任总编辑后就没有拿过任何报酬。
在萧伯纳看来，他是“一个名叫奥列加的神秘人物”（这个姓似乎曾经是霍列加），在离剑桥12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出生，没有父亲，但非常聪明，靠乡绅的帮助进了师范学院，成为里兹①一所小学的教员，再靠自己的本事爬到后来的地位——自己读尼采等人的书，创立了一个叫作里兹艺术俱乐部的团体，还曾邀请萧伯纳去演讲过。他后来改名奥列加，发音和法语中的“风暴”相同。
1910年奥列加37岁，高而瘦削，两眼炯炯有神。他戴一顶软呢帽（那时是反抗的一种表现，在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帽子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标志），他那猫似的脸庞和猫一般的动作使他看上去总像要对什么东西扑上去一样。
许多认识奥列加的人都用“魅力”这个词来形容他，称赞他为人坦率，当然也有些恶作剧（正因为他让他们写些别人不会允许的东西，他们才肯不要稿酬）。
他喜欢格言，欣赏对仗工整的句子：“天才拥抱无限，别人则拒绝它。”
关于自己的刊物，他常说（以示区别于《观察家》）它具有表现作用，而不是代表作用。
在他那爱德华式的俏皮话中，有时可以听出一些虚假。尽管他机智聪明，但仍有一些缺陷，这使他对“终极答案”常有一种神秘的渴望，常想放弃一切而去追随某些握有开启宇宙钥匙的预言家或术士。其他时候则是一位了不起的编辑，虽然他的有些才能是自我毁灭性的。
刊物自称为“政治、文学和艺术周报”，由奥列加和霍尔布鲁克？杰克森①依靠费边社②的支持在1907年创办，但是1908年杰克森离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译注②贝洛（1870～1953），英国作家。——译注①里兹，英格兰中部城市。——泽注①霍尔布鲁克？杰克森（1874～1948），英国作家，编辑，是萧伯纳的第一个英国传记作者。——译注开后，则更强调文化而不是政治——这里“文化”一词可用来代替所有的“艺术、哲学、经济理论和妇女权力，加上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异端邪说。奥列加尤其为刊物的第一版感到自豪，那是埃里克？吉尔③为他设计的。
人们能从《新时代》了解到欧洲戏剧家们正在做些什么，或能遇见某个默默无闻的俄国作家——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