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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御强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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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的失败——更精确一点，德日两国的失败——自是众多人愿意见到的成果。只有愚忠的德日人民，多年发挥最高效率作战到底，如今却只有为祖国的溃败心伤。但是自始至终，法西斯所能动员的力量也只局限在其核心国家之内。对于外围，最多只能在意识形态上零星收编极右派的少数分子，而后者在本国也往往不成气候，只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其中有希望借着与德国的联盟实现自己目的的国家主义团体，也有许多在战争侵略下被纳粹占领军征用为走狗残渣。至于日本，它所能动员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最多只不过在黄种人中短暂地激起过一股同种相怜的感情罢了。而欧洲法西斯的作法，却在保守的有钱人中间赢得极大拥护，因为它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罪恶之首莫斯科来势汹汹之下，提供了最有力的防御作用。此外，大企业对法西斯的支持，自然出于实际考虑，与思想原则没有关系。法西斯既已战败，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总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纵横欧洲12年，如今留下的唯一后效，便是极大一部分的欧洲土地都变成了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摆布的舞台。
于是，法西斯兵败如山倒，宛如土块扔入河中迅速崩解，立时灰飞烟灭，永远消失于政治舞台。只有在意大利一地依然苟延残喘，多年来始终有一支以墨索里尼为师尊的新法西斯运动——“社会意大利运动”（the movimento socialeitaliano）——在意大利政坛上扮演着卑微的小配角。法西斯势力之所以从政治圈里销声匿迹，并非只因为它当年的主角已被永远排除（其实有许多人依然在公职和公众生活里插有一脚，在经济活动上更是活跃），与德日两国昔日国民心灵的创伤幻灭，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的外在与道德世界，已经都于1945年同时毁灭，因此对他们来说，继续效忠过去的信仰，对实际生活反而有不良效果。现在盟军来到，带来他们的制度与方式，加在战败国人民的身上，前者铺下轨道，后者的火车便只能循着这个方向开去。于是只有调整自己，重新面对这刚一开始极为迷乱难以理解的新生活。若一味抱着以往的旧思想不放，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徒增烦恼。国家社会主义的旧梦，除了凭添回忆，对1945年后的德国毫无好处。因此即使在一度是希特勒大德意志国家重镇的奥地利，战后的政局也立即恢复旧貌，重返1933年前的民主政体。唯一与前不同之处，只是如今稍带点左倾风味（说也奇怪，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原为纳粹作伥的奥地利，却被列入无辜的受害国之一）。一时风云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此时就如风卷下的残云消散，当初因乱世而出，如今因太平而灭。它毕竟从来不曾是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这种地位。
同时，就另一方面而言，尽管反法西斯的组合多么庞杂不一，动员的结合性质多么短暂，在它旗下联合起来的力量，其范围却极其广大。更有甚者，这种结合有着正面的意义，而且从某些层面而言，更具有持久性的延续性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法西斯的精神建立于众人共享的价值观念及希望，也就是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的意义：经由理性与科学，为人类创造进步；普及教育与民选政制；不凭世袭，人人天生平等；不恋传统，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种种观念手段，各国的认识和实行也许并不一致，但却有许多与西方民主理念相违甚远的国家，也纷纷选择以“民主”或“人民共和”为国名，如曼吉斯都（mengistu）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巴烈（siad barre）下台以前的索马里政权，金日成的北朝鲜，还有阿尔及利亚和共产党统治的东德等等。虽然名不副实，其意义却也不可轻易抹煞。若是回到两战之间的年代，这一类国号必定为各国法西斯、极权主义，甚至传统的保守思想一类政权所鄙斥并大加挞伐。
再由其他层面看，众人共同的冀望也离共有的实际状况相差不远。不论是西方式的立宪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抑或第三世界的国家，同样致力于种族与两性间的平等。虽然大家都力有未逮，离共同的理想程度尚有一段距离，可是在做法上却大同小异。各国政府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更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几乎都有意并主动地放弃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优越性，改用由国家积极管理计划的路线。在今天这个“新自由经济神学”盛行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回到40年代早期，直到70年代，最负盛名，一向主张“全面市场自由论”的经济大师，如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人，曾经以先知自命，大声疾呼，警告西方资本主义若如此向计划性经济道路贸然偏行，等于走上了“到奴役之路”的险径（hayek1944）。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却一跃而上了经济奇迹的阳关大道（见第九章）。各资本主义国家坚信，政府若再不出手干预，世界经济必将再次陷入两次大战之间的巨大灾难，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民铤而走险，激进地采取共产主义的政治险招——就像他们会一度选择了希特勒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深信，若要脱离落后依附的经济地位，只有靠国家动手一条路。在苏联楷模的鼓舞激励之下，也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各个前殖民地眼中的光明大道。而苏联这个老大哥自己，以及其他新近加入它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们，更是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中央计划的法力无边。于是东西两方，以及第三世界，都纷纷带着同样的信念，跃入了战后的新世界：那便是借着铁与血，借着政治动员，借着革命手段，终于换来对轴心势力的最后胜利，如今正为人类打开了一页社会转型变革的新纪元。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想法倒不失为正确。因为自古以来，社会和人类生活的面貌，从来不曾经历过广岛、长崎两朵蘑菇云后发生的巨大改变。但是千百年来，历史更替演变的轨迹，却往往不循人的意志行进。即使是那些堂堂制定国策之人的意念主张，也不能决定历史的路线于分毫。这个世代以来，人类社会实际发生的转型变化，既非人定也不从人愿。管它战时的千筹万策，战后的世界却马上面对了计划以外的第一起意外事故：那就是烽火刚息，因反法西斯而形成的战时伟大联合便立刻瓦解。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众志从此也无复合一。于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再度分道扬镳，一变而回原本誓不两立彼此虎视眈眈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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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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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彩笔下的“巴黎”，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那个外在的天体大宇宙，与这个小小人世间的种种物象殊无二致，同样有着十字路口，鬼魅的车流灯影交错闪烁。生活之中充斥着不可解的相关事件，纠葛缠绕，两者之间具有惊人的类似。超现实主义的诗情蕴意，便是在描摹这一片乱中有序的离奇地域。
——本杰明《超现实主义论》（walterbenjamin，one way street，1979，p．23）
新建筑主义在美国似乎进展甚微……鼓吹这股新风格的人士过分热心，老是喋喋不休地大发议论，其执拗的教训口吻，与信仰单一税制者如出一辙，几至令人反感的地步。……然而辛苦说教之下，至今只有工厂建筑设计受其影响，再不见其他任何信徒风从。
——美国报人门肯（h．l．mencken，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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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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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设计家们，一向被谑称为是不具备理性分析的。但是说来奇怪，他们对事物未来走向的预言能力，有时却胜过以预测分析为业的专家。这种现象，毋宁是历史上的超级之谜；对于专事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来说，更是一个中心议题。无论何人，若想探索大动乱时代对人类高级文化活动——即高级纯艺术，尤其是前卫派的艺术——带来何种冲击，实不可不究其中奥妙。因为一般人相信，早在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崩解之前的几年，前卫派艺术的出现便已预见这场变局的发生（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到1914年，几乎所有可以包括在“现代主义”（modernism）这把涵盖虽广却定义不清的大伞之下的各门艺术均已问世：不论是立体派（cub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还是未来派（futurism），此时都已纷纷出笼。绘画上是纯粹抽象，建筑上重功能避繁饰，音乐上全然抛弃音律（tonality），文学上与传统彻底分家。
今天被许多人认定为“现代派大师”的名单上，有许多名字在1914年时，便已摆脱不成熟时期，不仅创作甚丰，有的已卓然成家。即使大诗人艾略特，其作品虽然到1917年才出版，此时已俨然是伦敦前卫文艺界的一员了——这段时期，他曾与美国诗人庞德（pound）共同执笔，为刘易斯（wyndhamlewis）主编的《鼓风》（blast）写槁。这一些人，最晚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成名，可是作为现代派名家大师，他们的盛名在40年后依然不衰。虽说很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方才崭露头角的男女新人，竟然也能通过考验，跃登“现代主义名家”的文化名人录。可是老一代人仍领一代风骚的现象，却更令人诧异。〔至于勋伯格（schouberg）的后继之秀——贝尔格（alban berg）与韦伯恩（anton webern）——也可算是19世纪80年代的一辈。〕
因此事实上，在已成气候的“正统”前卫艺术地盘里，似乎只能举出两项于1914年后才出现的新事物：达达主义（dadaism）与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前者的虚无色彩，在西欧地区逐渐变化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或可谓为其先导。后者则自东而来，诞生于苏联大地。构成主义由真实的对象出发，逸入三度空间骨架并以具有游移性质为上品的结构，在露天造型上取得了最大的构成形式（如巨型的轮子、大勺等）。它的精神风格，很快便被建筑界及工业设计吸取；而最大的吸收者，是美国建筑师葛罗皮厄斯（gropius）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的包豪斯（bauhaus）工业暨设计学院（后文续有介绍）。但是要表现构成主义的代表作里，那些规模野心最大的工程，不是始终未建成（如塔特林（tatlin）设计的有名的旋转斜塔，原是为颂扬共产国际而设计），就是昙花一现，只在苏维埃早期的公众仪式中短暂地出现过。论其手法风格，新奇虽新奇，但是构成主义的唯一成就，仅在于建筑学上的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而已。
达达主义之成形，源于1916年流亡瑞士苏黎士的一批成员混杂的流亡人士（当时同在该地的另一群流亡者，是由列宁领导静候革命爆发的一批人）。达达主义，是他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孕育了这个战争恶果的社会提出的一种抗议，无限郁闷苦恼中却矛盾地带着一股虚无论的气息，抗议的对象，也包括这个虚空苦闷社会中的一切艺术形式。既然排斥所有的艺术，达达主义自然便不拘泥于任何外在的形象法则。不过在表现技巧方面，他们还是借鉴了1914年之前兴起的前卫艺术（立体派及未来派）的一些手法。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拼贴技法（collage），也就是把各式碎布片纸，包括图画碎片，拼贴而成。达达主义基本上来者不拒，但凡能把爱好传统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之人气得脑溢血的玩意儿，都可纳入门户。惊世骇俗，是达达主义者的不二法门，是他们最高的向心凝聚力。因此1917年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在纽约，把搪瓷小便壶当作“现成艺术”（ready－made art）展出，便完全体现了达达主义的真髓——杜尚从美国返回之后，便立即拜入达达门下。不过他后来更进一步，宁可下棋，却默然拒绝从事任何与艺术有关的行为，则根本有违达达的精神。因为达达主义什么都是，却绝不是安静沉默的一路。
至于超现实主义，同样也排斥现知的一切艺术形式，对于惊世骇俗的表现手法，着迷的程度也不在话下（下文将有描述）。但是比起达达主义，它对社会革命更为酷爱，因此便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抗议表现了。单看它的发源地是在法国，这个凡有流行必有理论的国家，这一点便可想而知。事实上我们可以断言，随着达达主义在20年代初期的退潮�